司马迁有名的话 司马迁与《史记》

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一代代史学家们秉笔直书，用他们的智慧与才识记述着千古风云。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位史学大家——司马迁。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后，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历时十四年时间，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史记》。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史学著作，他创造了以记传体写史的先河，成为二十四史之首。又是一个人屈辱奋进的结果，成就了一代史学大家司马迁彪炳史册。在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史学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长河之中。后人无法超越，也难以企及。

《史记》记载了上至黄帝下之汉武帝时期两千多年的史实。在中国传统的国学精品中，《史记》又被誉为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评价《史记》:“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中国近代思想家、维新派人物梁启超也曾评价司马迁:“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文字，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史记》之前，中国的史书只有两类。一类是编年体，就是按年代记述历史，如《春秋》、《左传》；一类是国别体，就是按不同的国家来记述历史，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是以记传体的形式存在的。所谓记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史记》又是一部记传体的通史，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所以从《史记》以后，中国所有的正史都是记传体，不同的是《史记》是记传体的通史，其它诸史都是记传体的断代史。

《史记》里“太史公自述”里记载:迁生于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通古文，二十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游于沅、湖，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崪，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可谓是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谈去世后三年，也就是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做了太史令。在任太史令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并整理了国家收藏在石室金匮中的书籍。

作为一个史学家只需客观、公正的记述历史就行了，不需要抒发情感，但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却充满了爱憎之情，这一点是其它史书所不具备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悲剧人物的描述。诸如“项羽本纪”里写项羽，“李将军列传”里写李广。《史记》里对这些人物的描述可以说是悲歌慷慨、荡气回肠，令人感动。

另外，《史记》对人物的记述融入了很多文学色彩。比如“项羽本纪”里记述的“鸿门宴”。“鸿门宴”一直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传统教材长达半个多世纪。

《史记》还填补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人物故事的空白。如果没有《史记》，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许多伟人，我们今天就无从知晓了。比如《论语》的主要编辑者孔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第一个完整的勾画了孔子的一生，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孔子的第一部也是最具权威的一部人物传记。

司马迁本来是西汉时期一位普通的史官，在我国封建社会为数众多的史官之中并无特别之处。是什么原因让司马迁完成了一个巨变，由一名普通的史官成为了一名伟大的史学家呢？那就是——命运。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由于外交上的失策，导致汉朝与匈奴战端重开。

这一年的秋天，朝庭派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在祈连山和天山一带进攻匈奴，派李陵率领步兵从居延海出发，向北一千多里地深入匈奴腹地，想借此分散匈奴的兵力。可是朝庭只给了李陵五千步兵，结果遭遇匈奴大单于的主力十一万军队的围攻。虽然李陵率领的五千士兵作战很勇敢，死伤匈奴一万多人，但毕竟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士兵死伤过半。在返回居延海的途中又遭遇大单于军队的伏击。几乎导致全军覆没，只有四百多人逃回了汉朝。李陵无奈说道:“我没有脸面回去见陛下了。”没办法投降了匈奴，这就是汉武帝时期的“李陵事件”。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龙颜震怒。大臣们看到皇上生气了，舆论也是一边倒，纷纷要求要严惩李陵。就在这个时候，汉武帝看到了身边的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作为朝庭的太史令，朝议的时候是要参加的。他问司马迁有什么看法，司马迁就讲了三点。

第一，司马迁说李陵是个国士，他一心想的就是报效国家。

第二，李陵以五千步兵与匈奴十一万军队打了十几天，他杀敌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他的五千步兵的人数。李陵虽然失败了，但他立下的功劳足以告慰天下。

第三，司马迁认为李陵不是真降，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报答汉朝的。

本来司马迁说这几句话是想安慰一下汉武帝，同时也为李陵作一点开脱。没想到汉武帝龙颜大怒。立即将司马迁下狱，定罪为巫上，判了死刑。

按照汉代的规定，被判死刑的有三种选择:

一 伏法受诛。

二 以钱赎身，交五十万钱。

三 接受宫刑。

这个时候的司马迁，《史记》已经写了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时候接受死刑，《史记》就无法再继续写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不可能接受死刑。司马迁虽然是太史令，可他的俸禄并不多，拿不出这五十万钱，但又不能死。所以就剩下一条路，接受宫刑。这就是影响司马迁改变司马迁一生的最大事件——李陵之祸。

“李陵事件”对司马迁的打击是巨大的。在西汉时期，很多犯了法的人宁愿身死也不肯接受宫刑。因此，司马迁在谈到自己接受宫刑后的痛苦时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一个人活在世上，做过的最大的错事莫过于侮辱了自己的祖先；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被人指责最大的过失就是接受了宫刑。他曾在给任少卿的书信中描述自己接受宫刑后痛苦的状态时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汗沾衣也。”

司马迁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但在“李陵之祸”以后，让他的才学和生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他说:“随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可见宫刑对一个人身心的摧残是多么的残酷。司马迁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付出了一个做人的尊严，这个代价是惨痛的。在经历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以后，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死掉了，但在《史记》中激扬文字的那个太史公却获得了新生。所以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与遭受宫刑以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身份去看待人，看待人生，看待历史。

司马迁的转变，首先是生死观发生了转变。司马迁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史记》中有一篇“季布栾布列传”。季布是项羽手下的一员大将，在楚汉之争时曾多次打败刘邦，所以刘邦对其恨之入骨。刘邦称帝后，一直通缉季布，而且下令有敢窝藏季布者诛其三族。逼得季布没办法只好投靠了一周姓人家做了奴隶，这个周姓人家又把季布卖给了当时的一位大侠朱家。朱家知道此人就是季布，于是就到雒阳拜见汝阴侯腾公，腾公就是和刘邦一同打天下的那个车夫夏侯婴，深得刘邦信任。朱家就问腾公:“你觉得季布是个什么样的人？”腾公说:“季布是个贤人。”朱家说:“听说皇上在天下通缉季布，如果把季布逼急了逃到匈奴或是南越，这不是拿一个贤能的人去资助自己的敌人吗？你为什么不去劝劝皇上呢。”于是腾公就按朱家说的话向刘邦谏言，于是刘邦就赦免了季布，并让他做了中郎将。后来季布成为了西汉的开国名臣。

司马迁在谈到季布时就非常感慨。他说:“季布能忍辱负重去做一个奴隶，而且不以奴隶为耻，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才，这个才不能白白的浪费掉。”司马迁是在“李陵之祸”以后才真正认识了季布，才能够正确的评价了季布。

再一点，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以后对钱有了新的看法。司马迁只所以遭受宫刑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为自己赎命。他在“货殖列传”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说天下的人跑来跑去都是为了利益。上至诸侯王，下至普通百姓，人们都在追求利。追求富有是人的本性，是没有错的，错的是追求利益的不正当性。

“李陵之祸”也彻底改变了司马迁对历史能力的评价，所以在《史记》中对许多人物的评价表现得特别犀利深刻。他在《史记》中批判最尖锐的两个人，一个是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第二个是司马迁生活的当代皇帝汉武帝。司马迁既写了刘邦广招贤才，最终成就大业的事迹，也写了刘邦心胸狭隘、杀戮功臣、语言粗俗的不良记录。至于对汉武帝的评论更是比比皆是。

这就是《史记》的实录批判精神。一个史学家敢于批判开国皇帝，敢于批判自己生活的当代皇帝，这是非常了不得的，没有舍生忘死的胆量是不敢写的。所以我们读《史记》，要想真正读懂《史记》，就必须要领悟人生、领悟社会。我们对人生、对社会领悟得越深刻，才能对《史记》领悟得越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