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忘是谁提出的
唐代司马承祯真人有《坐忘论》七篇，关于道家之“坐忘”法门有详尽论述，而在作者自序中对这一问题其实已有直接回答:
“夫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人之有道，如鱼之有水。涸辙之鱼，犹希升水。弱丧之俗，无心造道。恶生死之苦，爱生死之业。重道德之名，轻道德之行。喜色味为得志，贬恬素为穷辱。竭难得之货，市来生之福，纵易染之情，丧今身之道。自云智巧，如梦如迷。生来死去，循环万劫。审惟倒置，何甚如之！故《妙真经》云：‘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
“坐忘”一词，源出《庄子·大宗师》“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是谓坐忘。”庄子“坐忘”之说，教人抛弃身体感觉乃至一切主观意识，却并非要人去学作蠢木顽石一般无知。
“我”是主观意识之综合，“坐忘”即“丧我”，丧小我以通大道。可知庄子“坐忘”之概念在理论上承接了老子的“道”论，从修炼方面来说，亦可以认为“坐忘”是老子“无为”概念的一种具体落实，即在生命炼养层面的落实。
所以司马承祯解释“坐忘”说：“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敬信》）。亦是合老子“道”论与修炼经验而言之。
——以上为从修道角度来理解“坐忘”。
既然论以养生为旨，那么“坐忘”与“养生”究竟又有何联系？按照司马承祯之说，“忘”的反面即是“虑”，任何思虑总不免要消耗精神，故“坐忘”者，即通过泯思绝虑以使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放松休息，行而久之，精神充足，自然也就达到了养生的目的。
所以司马承祯说：“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得道》）。“神”即精神，“气”即能量，只有“坐忘”才能“无心”，只有“无心”才能“凝神宝气”。继而以精神力（神气）变化形体，即司马承祯所谓：“资薰日久，变质同神。炼形入微，与道冥一”（《得道》）。
——以上为从养生角度来理解“坐忘”。
休息能够涵养精神，有益身心健康，此属常识。如此说来，道家所谓“坐忘”之说与通常所谓“闭目养神”究竟亦无本质区别。
宋代程颐评价《坐忘论》：“司马子微尝作《坐忘论》，是所谓坐驰也。”“驰”就是松弛、放松的意思，以此理解《坐忘论》之“坐忘”，看似无差，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不明道家“极端哲学”之故。用非用物之全，而是用物之端，极就是端的意思，极端才能有用，有用才能见效。放松人人都会，然而极端放松却并非人人都可以达到的。
《坐忘论》“坐忘”的极端：其一，是“坐忘”程度之极端，所谓“万虑皆遗”（《敬信》）；其二，是“坐忘”时间之极端，所谓“无问昼夜行立坐卧”（《收心》）。依此行功，方能见效；不依此至极，则不得谓之真“坐忘”。故唐代仙人吕洞宾云：“静里寻真真要静，心从忘处至忘忘。”
至于程颐所批判的“坐驰”，即所谓“有忘之心，乃是驰也”其实与“坐忘”毕竟不能等同，这是因为：其一，既然“有忘之心”在，说明并没有真“忘”；其二，即使坐忘就是“坐驰”，那么“坐驰”到极致本身就是对“驰”的否定，故不得谓之“驰”。
——人知忘而不能至忘忘，人知无而不能至无无。这是常人虽有养生之法却不能全养生之功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