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 作家

《告别的仪式》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告别也是为了下次重逢。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晚年“缓慢地告别”。一是有太多的“人生未竟”，一是未必每个人都有想要告别之人。从这个角度看，萨特是幸运的，他有忠实的记录者、追随者和相伴者，那就是波伏瓦。他属于那个时代，其精神遗产又属于我们及未来。《告别的仪式》是波伏瓦对萨特的回忆之书。她靠日记、访谈和口述，勾勒复现萨特最后一段时光。回望总带有忧伤，萨特垂垂老矣，饱受眼疾折磨，而自述又像说起别人之事。波伏瓦则如一个灵魂向导，她那种“诱引提问”，让我们深入萨特最隐秘的精神“褶皱”。那一刻，我们与萨特相逢。

相比书中关于萨特私生活的暴露、政治观念的梳理，我更在意萨特对文学写作的评述。因为私生活就像“秋裤”，不能“外穿”进入公众视野。政治观念又早已属于过去。只有文字和思想，超越私情和历史。萨特想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就是一种隐喻：既是哲学家又是作家。早年他并未打算写《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那样的东西，他想写的只是《真理的传说》《恶心》这样的小说。“我获取的真理会在我的小说里得到表达。”那么，文学和哲学是如何同时灌注在萨特脑袋里的？波伏瓦一直好奇他思维的起点，观念的逻辑。

萨特自言：“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写作，完全基于展示世界，揭示世间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学创作是他习得真理的路径。这让年少的萨特就晓得文学的疆域，该写什么。“我也认为文学是为了写私人的事情。”但那个时代，展现个人的文学是不受器重的，社会对私人书写抱有偏见。萨特对普鲁斯特情有独钟，从侧面反驳了这种认知。私人性也可展示一个世界，“不是那些人人可见之物，而是那些我见而未识、却能揭示这个世界的东西。”

萨特把文学和“真理”视为同一，让人不免困惑不安。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理念、理论和视角，在哲学班时代就发明了一大堆“观念”。而文学成了他用来装盛理论的“杯具”。他把文学当成毕生事业，并不是想讲什么故事，也不在乎什么美感。“作为一部作品的内在品质，美是我完全不在乎的事情之一。我毫不关心美丽与否。我的书能带来最大数量的新知识，这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有八百种理由反对这种描述，它让文学成了求知工具，成了哲学附庸，艺术的审美本质反而可有可无。但反对是无效的，因为萨特有种迷之自信，一种自我肯定的天才观。

“写作行为本身就能证明我是天才。”“写作，就意味着写完美的东西。只有以完美为目的才会让人产生写作的愿望。”照这个逻辑，萨特认为写完美东西的他，就是天才。因此，在《词语》中，他阐释了天赋之职——自己为文学而生。这一切源于对语言的信任。在他看来，遣词造句，能通往真理，掌握事物。重组词汇，就是想象创造一个世界，是揭示世界的一种“魔法”。显然，他把世界的秩序理解成了“文法”，语言赋予了世界意义。

于是，文学和哲学，在萨特那儿就汇成了同一条河。我很惊异在那个时代，哲学正经历深刻的语言学转向，大批哲学家都对语言抱有怀疑悲观的态度。萨特这种乐观，看上去那么刺眼，有点儿不合时宜。然而，他也看重文学的一个重要面貌——“偶然性”。换言之，萨特其实也没敢把小说彻底变成哲学输出。他有对“偶然性”的迷恋，这本身就是一种诗性。它试图跳脱哲学“决定论”“辩证法”的必然。波伏瓦的话佐证了这一点：“我记得我们初见面时，您对我说，您想把它写成类似于天命之于希腊人的东西。您希望它成为世界的核心维度之一。”

从萨特的阅读偏好也能看出，他总是对游侠、探险小说痴迷不已。也许正是传奇性的偶然，让萨特对文学产生了原初兴趣。他偏好康拉德和司汤达，因为前者有探游元素，后者有英雄主义。后来阅读雨果、法朗士，以及《包法利夫人》，又让他感到应该过渡到“现实主义”。“也就是讲那些我能见到的人的故事。不过，故事里还是得有扣人心弦的东西。”

扣人心弦，最终演变成他写作的“理念”，如不朽、永恒、绝对。“哲学第二位，文学第一位。我要实现文学上的不朽，哲学是必由之路。”在他看来，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其实是所属时空不同，绝对与相对的分别。哲学思考超越时间的现实，“它所议之物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个人视角”；文学则相反，“它盘点的是当下的世界，即我们通过阅读、讨论、情感和旅行所了解到的世界。”

《告别的仪式》的动人之处，想必是“仪式”二字，背后透露着郑重忠实、留声造影的“不朽愿望”。可以说，倘若缺少爱意深情，波伏瓦不可能写就此作。“这是我的第一本——也许是唯一的一本——您不会在交付印刷前读到的书。整本书都是为您写的，却和您无关。”“我也谈一点儿自己，因为证人就是证词的一部分，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少地谈自己。”显然，波伏瓦把萨特当成了主题，封存在作品中，以此获得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