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的名人故事(名人智慧的故事)
关于名人智慧的故事（通用12篇）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作文吧，写作文可以锻炼我们的独处习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
名人智慧的故事 篇1
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
第一次见到卢斯卡教授，还是在1993年。当时，我正在重庆攻读硕士，由于一个中法合作的科研项目，在那一年的秋天，卢斯卡教授――法国图卢兹大学城市与环境工程学院的终身教授，来到中国，就有关技术问题与中方课题组进行交流、讨论。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外科技合作，绝大多数是由外方提供关键技术，中方则组织力量消化和吸收，我们那个项目同样采取的是这种模式。也正有鉴于此，加之卢斯卡教授本人崇高的学术地位，全体中方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对他怀有一种很强的敬畏心理，而我这个资历最浅的学生，更是暗自抱定了这样的初衷：只做一个认真的听众，绝不开口参与问题讨论。
大家都抱着与我类似的心态，因此注定学术交流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均衡态势――向卢斯卡教授提出问题，中方课题组事先要做精心的准备，被推举的代表发言时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言语有失贻笑大方;而卢斯卡教授感兴趣主动提出的问题，中方课题组又无人肯出头做全面阐述，被“点将”不得不发言的，也往往三言两语稍作阐述，接着便以“仍需我们进一步研究”画了句号。结果，一场学术交流很快演变成了卢斯卡教授单方面“答疑”的独角戏。坐在会议室的一角，我发现，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默契，卢斯卡教授几次摇头苦笑，脸上也露出了深深的无奈与失望。
为打破这种颇为尴尬的氛围，学院科研部的领导陪在一旁，立即显出国人好客的一面。他满脸堆出笑意，建议卢斯卡教授抽出一点时间，前往重庆的大足石刻、缙云山等名胜古迹浏览参观。翻译将这番美意译作法语的过程中，卢斯卡教授却开始耸动肩膀，并几次将双手摊在胸前，嘴里也在小声嘀咕什么。
会议室沉寂了好一会儿，卢斯卡教授的脸上才重又浮现出一丝笑意，客气谢绝主人好意之后，他清清嗓子说道：“其实，通过刚才的交流，我发现各位同行对流化床工艺还是颇有研究的，而我们的讨论之所以不够深入，恕我直言，是因为大家在交流过程中选择了太多的妥协，这不由让我想起一句法国谚语来。”说到这里，他略作停顿，接着缓缓提高了声量，“在我的国家，这句谚语是：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
“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卢斯卡教授把这句谚语说了两遍，也特意请翻译加以重复。待翻译的话音第二次落下，会议室里顿时陷入了更深的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将头低下，有的人甚至脸上涨得通红。
又过去难捱的几分钟，我不知哪里来的胆量，竟然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个主动站了起来：“卢斯卡教授，我想就反应器的进水方向，谈点儿自己的看法……”
时间到了第二年夏季，由于中法双方的精诚合作，那个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并投入到了实践应用，而我作为课题组一员，也沾上项目的光，在一项“新型斜螺旋沉淀装置”的国际专利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是这项专利，它对我毕业后的求职帮助多多，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这句短小精炼的谚语，让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生活中于人于事的交锋，适当的妥协固然必要，但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交流，更应作为双方最初的选择。
名人智慧的故事 篇2
他找到了上帝的秘密
斯科特上校是世界上第二个到达南极的人，我想，再也没有比他的故事更动人、更悲惨的了。斯科特上校和他的两个同伴在南极罗斯冰川的惨死，至今还令人痛惜不已。
1913年2月一个晴朗的下午，蕃红花正在皇家花园里热烈地开放，斯科特上校的死讯传到了英国。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英国。在此之际，只有纳尔逊海军大将在特拉法加海战中阵亡的消息，让英国人如此震惊过。
在斯科特上校死后22年，英国人为他建了一个永久的纪念馆―――极地博物馆，这也是全球第一家极地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开幕的时候，全世界的极地探险家们都赶来了。在这个建筑的顶端，有一幅献给罗伯特・斯科特的题词，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他去探寻南极的秘密，找到的却是上帝的秘密。”
斯科特上校去南极探险，乘坐的是“特拉诺瓦”号船。这艘船进入南极圈的冰洋后，他就屡屡遭遇厄运。巨浪怒吼着，不知疲倦地击打着船身，将船上的货物扫荡一空，冰冷的海水涌进了船舱，锅炉里的火被浇灭了，抽水机停止了转动，但这艘无助又无畏的船还是在咆哮的大海中航行了许多天。其实，斯科特的厄运才只是刚刚开始。
他曾带了几匹能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奔跑的强壮小马，但它们到了极地却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它们的腿踏进冰窟中折断了，它们在大雪中徒劳地挣扎着，无奈之下他们只好用子弹结束了它们的痛苦。斯科特上校从爱斯基摩人那里带来的能拖雪橇的狗，也在冰川的裂缝里跑散了。
斯科特和他的四个同伴只好丢下马和狗，拖着一辆约1000磅的雪橇，继续向南极前进。一天又一天，他们拉着雪橇，在海拔9000尺的稀薄、严寒的空气里，在坚硬的冰地上挣扎着前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冻得喉头梗塞。然而，谁也没有抱怨，因为他们相信在最艰难的行程尽头，南极的秘密正在等着他们。从创世纪以来，那里就没有被人打搅过。那里没有任何会呼吸的东西，连一只海鸥也没有，到处是一片死寂。
14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南极―――但是等待着他们的只有震惊和失望。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冰天雪地里，立着一根木杆，上边有一块破布在呼啸的寒风中飘摇。是国旗!挪威的国旗!原来挪威探险家阿蒙森比他们早了一步―――他们没想到自己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划，数月的拼死挣扎，历经了千辛万苦，却被阿蒙森捷足先登了―――他仅比他们早到五个星期。
这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他们怀着失落的心情踏上了归途。实际上，他们在返回文明世界时，才真正经历了奥德赛式的巨大磨难。凛冽的寒风在他们身上裹上了一层冰，甚至连胡子都冻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地向死神走去。
最先遇难的是强壮的军官埃文思，他不小心脚下一滑，头在冰块上撞碎了。接着是队长奥茨，他的脚冻坏了，一步也不能再走。他知道这会连累他的同伴，因此在一个夜晚，他做了一件神圣而悲壮的事―――为了保全他的同伴，他从帐篷里爬出来，在漫天风雪里冻死了。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动人的表演，他只是平静地说;“我想到外边走走，过一会儿就回来。”然而，他却永远没有回来。人们始终没有找到他的尸体，现在，人们在他失踪的地方竖起了一个纪念碑，上边写着“一位无畏的绅士死在附近”。
斯科特和剩下的两个同伴继续挣扎着往回走。他们已经被冻得面目全非了。鼻子、手指、脚都冻得一碰即碎。1912年2月19日，他们在离开南极后的第20天，最后一次支起了帐篷，他们的粮食只够吃两天了，剩下的燃料也只够煮两杯茶。他们以为自己肯定有救了―――他们距来时埋藏粮食和其他物品的地方只有11英里了。只要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他们应该可以到达那个地方。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这最后的时刻悲剧发生了。他们遭遇了猛烈的.狂风，这场风暴竟然能把冰块砍碎，地球上没有任何生物能够抵挡这种飓风的袭击。斯科特和两个同伴在帐篷中被困了11天，但狂风仍在怒吼，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这时，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他们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一条很好走的路。他们出发时带了不少毒品，是为这样的危急关头准备的。他们只须多吃一些，就可以安然入睡，永远不再醒来。但是，他们不想走这条路，他们决心以英国人的尚武精神和命运抗争到底。
斯科特在临死前一个小时，给著名作家巴里爵士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们临终前的情形。他们的食物已经全部吃光。死神马上就要降临到他们头上。然而，在这样的时刻，斯科特却写道： “如果你能听到我们在帐篷里唱着愉快的歌儿，你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
8个月后，温暖的阳光又重新普照着南极大地，一支搜索队找到了他们冻僵的尸体。队员们就地埋葬了他们的尸体，并用两根雪橇板做了一个十字架。在他们的墓碑上，写着英国诗人丁尼生的长诗《尤利西斯》中的名句：
几颗英勇的心，虽然被时间和命运摧毁，但坚强的意志仍在前进，永不屈服。
名人智慧的故事 篇3
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
美国科学家爱迪生说过： "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秘密，并以此为人类造福。我们在世的短暂一生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服务更好的了。"
的确，爱迪生的一生就是把"为人类造福"作为自己的应尽义务，并为之奋斗的一生。爱迪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学，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他差不多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他三十岁时，发明了留声机，三十二岁时，发明了"世界之光"--电灯。爱迪生每发明一件东西，都要经过艰苦奋斗的过程。就拿发明电灯说吧，他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每天工作二十小时，有时甚至连续二十六小时地工作，累了便在实验室里略躺一会儿。制造电灯的关键，是要找到一种适合的材料，爱迪生先后试了一千六百多种材料，最后才选定用竹子烧成的炭丝作灯丝。
爱迪生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科学，他一生有一千多项发明，他的义务是为人类造福，可谓真正履行到家了。
名人智慧的故事 篇4
英雄视死如等闲
"世间万物抵春秋，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首充满了忧国忧民的诗，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所作。
1898年8月，谭嗣同被光绪帝召见，参与新政，进行变法，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把变法看成洪水猛兽，提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并派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队，控制北京，伺机扑灭变法运动。
改良派幻想争取荣禄部下的袁世凯的支持来扭转局势。袁世凯表面假装支持，暗中却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改良派。日本志士劝谭嗣同去日本，朋友"再四强之"，他不肯走。他说：
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字字铿锵，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个爱国者自我牺牲的伟大情怀。后来，他刁二幸被捕，旋即遇难。临刑前，谭嗣同神色坦然，写下了激越悲壮的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名人智慧的故事 篇5
温情脉脉的批评
约翰.卡尔文.柯立芝于1923年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位总统以少言寡语而出名，常被人们称作“沉默的卡尔文”，但是，他处理起问题来却是相当巧妙。
柯立芝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秘书，但她工作经常出差错。一天早晨，柯立芝看见女秘书走进办公室，便对她说：“今天你穿的这身衣服真漂亮，正适合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小姐。”女秘书受宠若惊，柯立芝接着说，“但你不要骄傲，我相信你处理的公文也能和你一样漂亮。”
果然从那天起，女秘书处理公文时很少出错。
一位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好奇地问柯立芝：“这个方法很妙，你是怎样想出来的?”
柯立芝说：“这很简单，你看见理发师给人刮胡子吗?他要先给人涂肥皂水。这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刮起来使人不疼。”
对待问题和冲突，有人喜欢妥协退让，不管自己的想法对不对，这种人没有个性，很难在事业上获得成功;有人宁折不弯，结果与人斗得两败俱伤;还有一种人像柯立芝一样，崇尚“肥皂水”哲学，懂得以退为进，让对方在一种温情脉脉的情绪中接受他的建议，这种聪明的做法，使他们成为最可能成就大事的人。
名人智慧的故事 篇6
索罗斯的成功故事
1930年，乔治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性格坚毅，处事精明，他对索罗斯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从小就教育索罗斯，用一种平和的态度对待财富，而索罗斯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实践了父亲的教诲，将亿万家财都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童年时代的索罗斯在各方面都表现突出，是各种活动的常胜将军。父母的宠爱，家境的优越，自身的出色，使他成为天之骄子，让人羡慕。但这种生活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
1944年，随着纳粹对布达佩斯的侵略，索罗斯的幸福童年就宣告结束了，全家开始了逃亡生涯。那是一段充满危险和痛苦的岁月，靠着父亲的精明和坚强，凭借假身份证和好心人提供的庇护，他们一家终于躲过了那场劫难。
面对纳粹的威胁，父亲对年幼的索罗斯说：乔治，这是一次非法的战争，因此常规的做法不能使用。你必须忘记你在正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不正常的情形。而父亲在战时所表现出来的生存品质，对索罗斯产生了终生的影响。
后来索罗斯说，1944年是他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从生死危难中学会了生存的技巧，这其中的两条经验对他此后的投机生涯很有帮助，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1947年，17岁的索罗斯离开匈牙利，来到了英国，渴望寻找新生活。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击重创。
当然，索罗斯在伦敦的日子并非一片黑暗，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的时候。他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导师，卡尔波普。
索罗斯由此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同时也是他毕生的市场和社会观点“反身性”，他认为，在人文科学领域，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总会存在偏差，而这一偏差，会产生反作用，对事物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在市场上，偏差表现为投资者的误判，而误判越大，赚钱的机会就越多。索罗斯对“反身性”理论颇为看重，他也将哲学家当做自己人生的目标。然而，他很快发现，哲学没法当饭吃。
为了赚钱养活自己，他去做任何能找到的工作，首先是在英格兰的海边销售手提袋。他开始逐渐放弃以前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寻觅一个能够提供高工资的工作。为了进入伦敦投资银行的门槛，他给市里所有的投资银行各写了一封求职信，终于，机会降临了，他成为了其中一家投行的培训生。而索罗斯的金融生涯也就此揭开了序幕。
三年后，怀揣着赚来的5000美金，索罗斯离开伦敦，来到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纽约闯荡。
名人智慧的故事 篇7
生活的美好在于与人相处
意大利洞穴专家里奇.蒙塔尔曾只身到意大利中部内洛山的一个地下溶洞里，亲身经历一个长达一年的命名为“先锋地下实验室”的实验。
“先锋地下实验室”设在溶洞内一个68平方米的帐篷内，里面除配备有科学实验用的仪器外，还设有起居室、卫生间、工作间和一个小小的植物园。在洞外山顶上的控制室里，研究员通过闭路电视系统观察蒙塔尔一个人在长期孤独生活的情况下，生理方面会产生哪些变化。
在两千多米深的溶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刚开始二十多天左右，由于寂寞与孤独，蒙塔尔曾经感到害怕，怀疑能否坚持到底，但是后来还是顶住了。它给果树和蔬菜浇水，看书，写作或看录像片，实验室内还备有一辆健身自行车，他共骑了一千六百多公里。
度过了一年多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后，蒙塔尔重见天日。这时，他的体重下降了21公斤，脸色苍白瘦削，人也显得憔悴，免疫系统功能降到最低点;如果两人同时向他提问，他的大脑就会乱;他变得情绪低落，不善与人交谈。虽然他渴望与人相处，希望热闹，但他的确已丧失了交际的能力。
蒙塔尔说：过了这一年我才知道，人只有与人在一起时，才能享受到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快乐。过去，我喜欢安静，常倾向于独处;现在，我宁可选择热闹，而不要孤寂。这场实验使我明白了一个人生的奥秘： 生活的美好在于与人相处。
名人智慧的故事 篇8
谭振兆吞阄定婚事
清朝时期，通山县有个叫谭振兆的人，小时候因为家里比较宽裕，父亲给他定了亲，亲家是同村的乐进士。后来，谭父死了，谭家渐渐衰退，经济条件远不如以前，乐进士便想赖婚。
一天，谭振兆卖菜路过岳父家，就进去拜见岳父。乐进士对他说：“我做了两个阄，一个写着‘婚’字，另一个写着‘罢’字。你拿到‘婚’，就把女儿嫁给你;拿到‘罢’字，咱们就退婚，从此谭乐两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不过，两个阄你只看一个就行了。”说完就把阄摆出来。
谭振兆心想：这两个阄分明都是“罢”字，我不能上他的当。想到这，他立刻拿了一个阄吞在腹中，指着另一个对乐进士说：“你把那个阄打开看看，如果是‘婚’字，我马上就离开这，咱们退婚;若是‘罢’字，那就说明我吞下的是‘婚’字，这门亲事算定了。”乐进士煞费苦心制造骗局却被谭振兆识破，没办法只好把女儿嫁给谭振兆。
谭振兆吞阄是他机智地运用了另立标准的思维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就收到了变被动为主动的奇效。
鲍勃.霍博的机智与幽默
美国喜剧明星鲍勃.霍博擅以自嘲说笑，不但获得了观众的笑声，也赢得了无数人的敬爱。
当他第一次去好莱坞应征演员时，导演问他：“你擅长表演什么呢?”
他说：“滑稽的动作和语言。”导演就要他当场表演。
于是,鲍勃.博走到办公室门口，大声对在外等候的应征者说：“你们都回去吧,公司已经录用我了！”
他的机智与幽默，他顺利地踏入了演艺圈。
心得：有时候，快乐，幽默，不仅仅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
名人智慧的故事 篇9
冰制输油管――妙法解难题
日本南极探险队第一次准备在南极过冬，便设法用运输船把汽油运到越冬基地。由于准备不充分，在实地操作中发现输油管的长度根本不够。也一下子找不出另外备用和可以替代使用的管子。再从日本运来，那时间需要近两个月。怎么办?这下子把所有队员给难住了。
这时候，队长突然提出一个很奇特的设想，他说：“我们用冰来做管子吧。冰在南极是最丰富的东西，但怎样使冰变成管状呢?很多人还是糊里糊涂的。队长又说，我们不是有医疗用的绷带吗?就把它缠在已有铁管上，上面淋上水让它结成冰，然后拔出铁管，这不就成了冰管子了吗，然后把它们一节一节连起来，要多长就有多长。”
队长的聪明之处在于，以已知的东西为参照，将许多毫无关系的要素组合起来，再制造出新的物件。
名人智慧的故事 篇10
炒毛栗子――治理国家有法可循
辽圣宗是辽国的一代明君。登位后，曾巡视天下。在一个地方，他发现一个叫萧朴的臣子把自己的领地治理得非常好，就叫过来询问其施政经验。可萧朴却非常谦恭地说：“我哪里有什么经验啊!臣下到这里之后，只不过学会了炒毛栗子。臣下刚来的时候，发现这里盛产毛栗子，就在同一个锅里炒，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小的炒熟了，大的还生着，而当大的炒熟了的时候，小的又炒煳了。后来臣下就把大的小的分开炒，只要火候掌握得好，大小毛栗子都能炒得一样香甜可口。所以，臣下办任何事情，就像炒毛栗子一样，既注意层次，又注意火候。除此之外，臣下再无其他的能耐了。”辽圣宗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炒的哪里是什么毛栗子，分明是在教寡人如何治国啊!”后来，辽圣宗就把萧朴调到自己身边，发现他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能做得恰到好处，不久就把他升到了宰相的位置。
萧朴的比喻，犹如一盏闪耀着光辉的智慧之灯，表面上是说自己只学会了炒毛栗子，可“炒毛栗子”的哲学中，却深藏着治国的真谛。国中有这样的智者，哪会不让充满雄心壮志的辽圣宗看到希望呢?
名人智慧的故事 篇11
福特谨慎捐款――金钱的价值在于使用的方法
汽车大王福特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他却很少捐款。他顽固地认为，金钱的价值并不在于多寡，而在于使用方法。他最担心的就是捐款经常会落到不善于运用它们的人手里。有一次，乔治亚州的马沙・贝蒂校长为了扩建学校来请求福特捐款，福特拒绝了她。
贝蒂就说：那么就请捐给我一袋花生种子吧。于是福特买了一袋花生种子送给了她。福特后来就忘了这件事情。没想到一年以后，贝蒂女士又上门了，交给了他 600 美元。原来学生们播种了当初的那一袋子花生种子，这就是一年的收获。福特什么都没说，立即拿出了 600 万美元交给了贝蒂。
福特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太轻易得来的金钱往往很难让受施者感受到金钱后面潜隐着的苦与智;我更赞赏贝蒂对点滴施与的至高的尊重，她带领孩子们撒播下的其实是足以证明他们有能力领受他人恩惠的资格。
英国政府的困惑――妙法挽救生命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
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地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当时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很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没有什么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人，使船上条件十分恶劣。一旦船只离开了岸，船主按人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这些人是否能远涉重洋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断水断食。 3 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 12% ，其中最严重的一艘船上 424 个犯人死了 158 个，死亡率高达 37% 。英国政府费了大笔资金，却没能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
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的规定。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的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海里喂鱼了。政府支出了监督费用，却照常死人。
政府又采取新办法，把船主都召集起来进行教育培训，教育他们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去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远大计，不要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位英国议员认为是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给予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从改变制度开始：政府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报酬，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了澳洲上岸的时候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地让每一个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达澳洲。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份收入。
自从实行上岸计数的办法以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 1% 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个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