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乐趣在于目见耳闻——读苏轼《石钟山记》
季羡林老先生写过一篇《游石钟山记》，说他幼年背诵苏轼的《石钟山记》，“至今尤能背诵，只字不遗”。后来当他站在石钟山（今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之上，感叹祖国锦绣江山万里，心潮澎湃。
游记中有一段话说：“从南北朝至清代，名人咏石钟山之诗多达七百多首”。可见石钟山闻名天下。但是，这些吟咏中，却独独被苏轼的《石钟山记》遮掩锋芒，这是为何？原因是苏轼没有止于感慨，而是拓展了人们关于石钟山的知识。这姑且算得上一场小规模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
为什么？文章开头说了。苏轼这次的开头是抓住要害，直捣黄龙。
“《水经》云：‘彭蠡（即鄱阳湖）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石钟山记》）
据南北朝时期北魏官员、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在江西鄱阳湖的湖口有一座石钟山。郦道元认为，此山靠近深潭，当起浪波涌时，水流与深潭石相互撞击，由此发生大钟一般的声音。顾名思义，石钟山的名字来自水拍石声。
据《水经注》说：“石钟山西彭蠡，连峰叠嶂，壁立峭削，其西南北皆水，四时如一，白波撼山，响如洪钟，因名。”
不过，众所周知的是，郦道元（466年—527年）活动在北魏统治的淮河以北地区之内，可能并未来过石钟山所在的淮河以南地区。所以，这一说法有可能来源于过时的史料。或因如此，常被人怀疑。但是，此后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吟咏于石钟山上，没有人去求证。
直到唐朝出现一个官员、诗人李渤（773年—831年）的，他曾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有实地游览石钟山的条件。只是他的考察结果，让苏轼个人颇不以为然。
“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钟山记》）
李渤认为这石钟山名字来源于敲打此地独特的石头后发生的声音，即石声。苏轼引用了李渤的《辨石钟山记》，以下为文章一部分：“次于南隅，忽遇见双石，欹（qī）枕潭际，影沦波中。询诸水滨，乃曰石钟也，有铜铁之异焉。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声清越，桴止响腾，馀韵徐歇。若非潭滋其山，山涵其英，联气凝质，发为至灵，不然则安能产兹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旧矣。”
李渤所言似有道理，既然石钟山如此闻名，未必就不产奇石，有奇石就有奇声，这便是石钟之称来源，恰也合乎石钟二字的表意。从后文可以知道，这个说法颇有影响力。不过，苏轼作为个人投了反对票。原因是紧跟着的一句话：“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石钟山记》）苏轼不认为有所谓奇石，而石头的质地四处都是类似的，因此认为李渤的说法也站不住脚。
2、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既然苏轼敢于批判前人的观点，那么他一定是有了新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观点不再源于苏轼擅长的运用材料对比分析的能力，苏轼也无法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获得灵感（其作《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所涉亭台均为常去常待之所），而是来自苏轼一次性的探险体验。
怎么回事呢？文章接下来讲述了经过：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石钟山记》）
元丰七年六月初九，苏轼从齐安（今湖北黄州）坐船去临汝（今河南临汝）。在此之前，由于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原任湖州知州（今浙江湖州）的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1084年），又沉寂了5年时间的苏轼开始转运，前往靠近开封府的临汝任新职。
恰好，苏轼长子苏迈也将从齐安前往饶州府任德兴县尉（今江西省鄱阳湖东），于是选择在此石钟山地带作别，分赴两地。当时，李渤之说似乎深入人心。连庙里的和尚也教导小童用斧头敲击乱石，发出“硿硿（kōng）”的声音。苏轼看了笑而不语。似乎是出于想要和其子多待一些时间，或者给予其子一些实践的教导，苏轼于是以石钟山之疑作为现场教材，趁着晚上月光明亮时，雇了船夫，带着儿子乘舟前往石钟山绝壁崖底。
苏轼想必已经逛了石钟山的山顶以及周边地带，在没有新发现的情况下选择了一种冒险的方法。可能是时间紧张，也可能是夜晚钟声显著，苏轼选择了夜晚行事。那么，苏轼看到了什么呢？这是苏轼的独家考察。
首先是一种奇观：“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zhé）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石钟山记》）
实际上石钟山的海拔不到100米，但是苏轼夸张地称有千尺之高，而且如猛兽奇鬼，似乎要侵犯人类，与人类搏击。这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常常能体会到的奇特体验。那些宿巢的老鹰听到有人接近，急促起飞，发出磔磔的鸟叫声，穿透云霄。山谷里还有像老人咳嗽大笑的声音，船夫说或许是鹳鹤（为水鸟名，似鹤而顶不红，颈和嘴都比鹤长）。苏轼的描述充满震撼力，可以媲美许多所谓大制作影片所营造的恐怖氛围。
一行三人忽然面对这样的场景，免不了害怕想要返回，但大自然似乎很快显露它的真面目，没有让他们失望。
“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chēnghóng）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xià，指裂缝），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kuǎn）坎镗（tāng）鞳（tà）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石钟山记》）
苏轼发现两处明显的奇声，一处是山底的石穴和缝隙，与水流撞击摩擦时发出噌吰的声音。还有一处是离港口不远处有一块可坐百来人的大石，由于其中有许多窟窿，吞吐水流之间，发出窾坎镗鞳（指击物声和钟鼓声）的声音，两者相互呼应，形成了音乐演奏一般的声音。
3、
真相似乎大白了，还是《水经注》提到的水石声音，而非岸上石头的声音。从今天来看，石钟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因此形成了各种奇特的洞穴、石缝、石洞等石状，与水撞击摩擦后自然会产生特别的声音。
苏轼不再笑而不语，而是豪迈大笑，并和儿子吹牛。即“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石钟山记》）
苏轼说，噌吰的声音是是周景王（前522年）“无射钟”（大型编钟）的声音，窾坎镗鞳的声音是晋大夫魏绛歌钟（古乐器）的声音，并欢呼“古之人不余欺也”这样的狂放之言。此时，二十五六岁的苏迈大概也会豪迈大笑，既惊喜于当夜的奇观，也感染于父亲的豪放。
最后是苏轼由此产生的感悟：
即“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石钟山记》）
苏轼认为，任何事情如果不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靠主观臆测去猜测，这自然是有问题的。郦道元了解的，虽然与我看到听到的是一样的，但不够详细。像李渤的士大夫们没有实地考察，自然也是不了解的。而那些当地的渔人和船夫，即便是知道石钟山的秘密，但很难传播于世（这无疑启示我们应该多向普通老百姓请教问题）。以至于路人用斧头敲击石头考察石钟山得名真相。总结一句话，“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与开头形成了呼应。
据悉，领略了夜探石钟山的苏迈在德兴县尉任职期间，立志为民，身体力行，尽职尽责。据《德兴县志•卷八》记载，迈公有政绩，后人立“景苏堂”之。而苏轼《与陈季常书》亦云：“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苏迈应当是从苏轼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的。
此外，这年七月，苏东坡前往汝州路上，还绕远路去了金陵，拜会了退休隐居八年的前宰相王安石，两人相谈颇欢。苏轼当时写了《次荆公韵四绝》说：“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似乎也可以算苏轼实践“目见耳闻”的例子。苏轼不再主观臆测昔日的政敌王安石，当深入接触王安石，才发现原来他也算是同道中人。
借助此文，苏轼获得了一种人生新境界。
4、
当然，我们回过头来看，苏轼了解的真相仍然可能是一家之言，石钟山的钟形形状才是关键。晚清学者俞樾引录了他亲家翁清末名臣彭雪琴驻扎江西的见闻为证。
由于内容也不乏精彩之处，全文引述其下：“余亲家翁彭雪琴侍郎……驻江西最久，语余云：湖口县钟山有二，一在城西，滨鄱阳湖，曰上钟山；一在城东，临大江，曰下钟山，下钟山即东坡作记处。然东坡谓山石与风水相吞吐，有声如乐作，此恐不然。天下水中之山多矣。凡有罅隙，风水相遭，皆有噌吰镗鞳之声，何独兹山为然乎？余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则山下有洞门出焉。入之，其中透漏玲珑，乳石如天花散漫，垂垂欲落。途径蜿蜒如龙，峭壁上皆枯蛤粘着，俨然鳞甲。洞中宽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层则昏黑不可辨。烛而登，其地平坦，气亦温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积尺许。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复宽广，可容三人坐。壁上镌‘丹房’二字，且多小诗，语皆可喜。如云：‘我来醉卧三千年，且喜人世无人识。’又云：‘小憩千年人不识，桃花春涨洞门关。’无年代姓名，不知何人所作也。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上钟山亦中空。此两山皆当以形论，不当以声论。东坡当日，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春在堂随笔》）
另一位清末名臣曾国藩的《石钟山名考异》也拥护彭雪琴的说法：“石钟山之片石寸草，诸将皆辨识，上钟岩与下钟岩其下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彭侍郎玉麟于钟山之顶建立昭忠祠。乃知钟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郦氏、苏氏所言，皆非事实也。”
想来，与石钟山的石头一样，石钟山的喀斯特地貌自然也不算独一份，其他临近水源、拥有喀斯特地貌的山峰也会出现苏轼所见的“石穴罅”“空中而多窍”等石景，那么也会有类似声音。而如果整个山峰“全山皆空，如钟覆地”，这确可能是石钟山独一无二之处，是其名最贴切的解法。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当时所去时间，正是涨潮时间，难以得见，略显遗憾。
不过，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没必要再去批评苏轼。以长远的眼光总结来说，借助郦道元、李渤、苏轼、彭雪琴、俞樾、曾国藩等人的努力，石钟山的真相才浮现在世人的面前。人类就是不断通过接力式的实践获得新知识的。未来，想必还会有有心人造访石钟山，也会为我们奉献新的知识。
当然，另一方面，需要强调的是，一如苏轼所提到的，那些知识也许早就存在船夫渔人以及其他当地人那里，而只要手中握有话语权的人们更加谦卑，或可以少去很多舍近求远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