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讲的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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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O出品的华语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从首播之初就口碑爆棚，关注随机杀人案这种“纯粹的恶”，完整地呈现出当一种“无法被洗地的罪恶”发生后，犯罪者、犯罪者的家庭、受害者、受害者的家庭、媒体、公众，甚至还有一个公益律师之间，纠结和无解的社会生态。
犯罪者：一人犯罪，全家连坐，这合理吗？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没有明确说明李晓明随机杀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媒体已经咬住了“原生家庭”这个关键词，试图找出父母教育和杀人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是否李晓明的父母忙于生计，对李晓明管教不严才导致他犯罪？或者，是不是因为李晓明的父母不让他学机械学，所以李晓明自制枪支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机械天才？
实话说，原生家庭和犯罪事实之间有关系吗？有。但是存在100%的必然联系吗？很显然不存在。李晓明一人犯罪，全家跪下向社会请罪；被伤害的家庭一辈子都在咒骂和骚扰李晓明的家庭，看起来确实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然而如果站在李晓明父母的角度上来看，这又真的公平吗？
李晓明的家人，其实也是在他被抓了之后才知道李晓明是个随机杀人犯的：事情发生之后，李晓明的父母躲到了台湾偏远的小岛上，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和生活压力；为了不让女儿的生活也被毁于一旦，强迫女儿李晓文跟他们断绝了来往，一夜之间这个家庭也覆灭了——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被李晓明伤害的受害者。即便是心甘情愿承受社会的责骂的李晓明的妈妈，在王赦找她的时候也会忍不住问一句为什么，因为就像她自己哭喊的那样：
受害人：复仇是受害者和家庭的合理诉求吗？
伤害并不完全是在犯罪的过程中造成的，随之而来的还有长久的痛苦所带来的次生伤害。主角宋乔安在这场随机杀人中失去了儿子，丧子的伤痛让家庭关系变得紧张，乔安因为呆在家里就会想起死去的儿子而变成了工作狂，夫妻关系破裂；幸存的女儿也因此开始猜疑，会不会母亲更爱的是哥哥，希望死的是她……《我们与恶的距离》聚焦了其中一个家庭，但可以想象所有另外的十几个被伤害的家庭也都是一样的，枪响之后，这就是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再越过的坎。
还有那些存活下来，却因此残疾的受害者，终身都要受到不健全的身体所带来的病痛、心理压力、就业压力、并发症的危险……于是他们也会问：李晓明一个人伤害了这么多家庭，他是可以一死了之，那我们之后的痛苦、这些无妄之灾，就这么算了吗？
——但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李晓明作为犯罪者，最大的惩罚往往也就是一死了之，毕竟我们也无法像乔鲁诺·乔巴纳那样，让他死无数遍、永远无法到达死亡的真实。于是复仇变成了受害者家庭消减痛苦的途径：“也要让他们一辈子感受到我们的痛苦”。但是，明明施害者的家人们，其实也是受害者；而受害者之间继续相互伤害，又真的能让任何一方感受更好吗？
第三方：我们的社会需要“圣母”们吗？
以上两个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并且我怀疑有任何人可以回答。唯一可以让这些家庭都不再痛苦的方式，大概只有回到过去，阻止随机杀人的发生……但是我们做不到。
于是，公益律师王赦出现了。当全社会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批判李晓明和李小明家庭的罪的时候，他不顾众人的唾弃、甚至被泼了粪便也没有退缩、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李晓明和他的家人那边；就连李晓明的妈妈都跟他说要放弃了，王赦也还是坚持要替他们将李晓明犯罪的真相完整地呈现出来。
其实由此也可以看出，王赦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帮”李晓明或者是他的家庭洗脱罪恶，他只是真心地想要找出李晓明犯罪的原因，因为只有搞清楚了他为什么会犯罪，才能阻止更多像他这样的人继续犯罪。
王赦，作为一个和新闻媒体一样的第三方，他选择站在了施害者的一边，使这个天平相对平衡，也让我们得以看到这个事情的全貌——现实世界中，除了上帝没有人会看到一件事情的全貌，而《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巧妙的角色设置，让我们以观众的身份，站在了上帝的位置上，得以完整地看清这个悲剧的各个方面。
而事实上，我相信主创团队也在以这种方式，让“上帝们”参与到这个悲剧中来；而“上帝”们的反应，其实也是一种复杂而有趣的大型社会实验。
法律是滞后的，所有的惩罚都是在既定伤害造成之后完成的；但同时法律又是前置的，因为通过惩罚犯罪，法律真正希望做到的是预防；而想要做到预防，就需要我们去探究犯罪发生的真正原因，从而从源头上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的几率。如果每一次发生这样的随机杀人事件，整个社会的反应都仅仅只是“杀之而后快”，那么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这样的恶不断地发生，而留给社会的也只是一个又一个死人、一个又一个破碎的家庭而已。
犯罪必须要有其代价，但犯罪的主体，往往不只有这个实施了犯罪事实的人而已。举一个没有这么严重的例子：我所在的城市，疫情之后刚刚解封，一个出租车司机立刻上街拉活儿了；后来这个司机被确诊了，因此所有被载过的乘客都要隔离观察。一时间大家都在骂这个司机：这么严峻的时候，你出去开出租干什么呢？
但是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要赚钱吗？难道还能是为了故意传播病毒吗？——如果所有人都只将造成病毒污染这个结果归咎于个人身上，却没有人愿意思考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就不会有人想是否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给处于这样经济困难的人一些补助，这样他们也不用冒着风险出来讨生活，也就减少了将病毒传播开来这个结果发生的几率。
道理是一样的：李晓明确实造成了大范围的伤亡，他作了恶，必须要收到法律的制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只是在骂他、骂他的家人，没有人去思考他为什么会犯罪，从而从根源处预防犯罪，那么就还会有更多的李晓明出现，也会有更多的家庭破灭。
王赦是一个“反思者”，他在替整个社会反思，而这样的反思也正是现在的社会讨论（影视作品也是社会讨论的一种）中非常缺乏的。当然我在这里说的反思，是指的真正的处于社会公义的目的去进行的反思，而不是现在很多媒体所做的，为了博眼球，而故意和社会道德唱反调。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结局是很偶像化和理想化的：施害者的家庭和受害者的家庭开始寻求和解，公益律师王赦也开始受到了大家的认同——这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看到，我们也不能强求每一个受害的家庭都去相互理解。但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正是以这种理想化的结局，来鼓励我们的社会去进行这样的思考，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王赦”，需要有一些人站在道德更低的另一边，尝试用制度正义，把这个善恶的天平拨得稍微正一些。
我们动不动就说时代变了，人心不古，总是爱回忆过去所谓美好又正义的日子；但事实的真相其实是我们老了、我们变了，扛不动时代的大旗了——时代是不会自己倒退的，而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倒退了。谁也不愿意去当王赦，谁也不愿意冒着被道德批判的风险帮王赦说话，那这个社会中的“王赦”自然就少了，这个天平就越来越歪斜；而我们谁也不知道，也许哪个一夜之间，我们就会跟李晓明的父母一样，从道德天平的高点、跌入低谷。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编剧一开始想叫这部剧《巴别塔》，我当时真的一个机灵，因为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马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段话：
社会主义……主要是一个无神论问题，是无神论在当代的表现以及恰恰在不要上帝的情况下建造巴比伦塔的问题；建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地上登天，而是把天挪到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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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6''之前激情开喷“N号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