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女名言 萧伯纳：卖花女对命运的认知与觉醒

如果我们不能建筑幸福的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享受幸福，这正和没有创造财富无权享受财富一样。—— 萧伯纳

随着尼采宣告上帝的死亡，二十世纪之后的“现代人”便逐渐丢掉对上帝的信仰，从仰望上帝转而反观自身，从诵读《圣经》转而去对话自己的心灵。二十世纪，是工业革命向科技革命转变的时代，是人类开启认知自我与本我的时代，也是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充满矛盾、对立、冲突的时代，每个人的内心都翻滚着滔天巨浪，在剧烈的浪涌中，隐藏着“战争与和平”。

二十世纪的世界，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终结，也是最为动荡的岁月，文明陷入危机，人们则陷入理想与现实间的迷茫。然而，萧伯纳从易卜生戏剧中发现了问题的根源：理想主义是人性的弱点，是人在软弱无助时的本能表现，真相的残酷无情，使人们不敢正视它，所以就创造出各种虚构的图腾，来美化现实，以逃避或忍受现实带来的痛苦，自己深陷其中，整日却做着虚构的美梦，丧失了任何上进的动能，以此持续下去，永远无法解脱。

萧伯纳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有同情和悲悯，也有无奈和愤慨。他认为要改变出身贫贱的命运，最主要的不是突如其来的物质财富，而是自身的因素——自我的认知和觉醒，不是要让社会改变其命运，而是首先要改变自己对命运的认知，而卖花女便有这种认知和觉醒，并告诉人们：人即使即使卑微和丑恶，也可以自我改良变得高贵、美丽、善良、温和。

《卖花女》中的杜立特说：“我很贫穷，买不起绅士口中说的道德与羞耻。”社会底层的贫苦是我们看到的表象，但我们还应当更深入地去追溯其原，这些人的沉沦、堕落，他们没有上进的动机，没有认知的能力，并用微薄的积蓄让自己穿梭于醉赌之间，没人在乎文化资本对于自身的价值和影响力。

一个美国富豪成立了道德重建协会，偶然看中了杜立特——原始、纯朴的道德观，这个机会让杜立特成为了这个协会的演说家并得到这个富豪的遗产，让他从底层清洁工变成了中产阶级的绅士。杜立特却很烦恼：“我本来快乐自由，而绅士的自律犹如牢笼将我束缚其中；过去我都是问别人要钱，混吃混喝，而现在别人却向我要钱；之前我无牵无挂，从不关心自己的家人，仅有的几个亲人也不愿和我讲话，而今天我要养活50个人，人人都来要钱；过去我为自己而活，今天我得为别人而活。我虽怀念过去，却没有勇气放弃美好的现在。”

萧伯纳告诉我们，真正的上流社会评判一个绅士或者淑女的标准，并不是以物质财富衡量，而是其言行、道德和礼仪。杜立特和伊莉莎是两代人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似乎已经固化的命运。杜立特从整日无所事事的混混，偶然间变成了有事业观和道德观的绅士，他的情人也从过去抛弃他转为与他结婚。而伊莉莎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改变自己、拯救自己，让自己逃离那恶俗脏乱的环境。

社会底层的人是纯真的，因为他们可以赤裸裸地展现出人的丑恶；贵族的精神、绅士的道德是虚伪的，因为他们要用“道德礼仪”掩盖人的一切丑恶。这就是萧伯纳的《卖花女》展现出了两个对立的现象，让人去思考和抉择人类的社会、自我的命运应当何去何从。

语言与礼仪是个人文化层次的体现，是一种无形的气质，它无法用礼服伪装，也无法用妆容掩饰。希金斯作为语言学教授，告诉伊丽莎：你是一个有灵魂的人类，教育能够改变你，否则就永远的留在贫民区街头卖花。伊莉莎的改变对希金斯教授也至关重要，因为她的改变填补了世界上最深的两个鸿沟，一个是阶层之间的，一个是灵魂之间的。

希金斯教授似乎携带了萧伯纳的一些愤慨：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但是人的思想差异造就了最终的不平等。就如同英语一样，这是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圣经》的语言，是神圣的、优雅的。但不同的阶层不仅口音各异，并且表达同种意愿时有的表达优雅，令人舒畅，有的却表达粗鄙，令人反感，这对于希金斯来说都是对英语的谋杀。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只在意财富的多寡和战舰的规模，连最基础的教育都没做好。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础，身为英国人却不知道如何说好英语，这让一个国家产生了许多间隙，让一个民族的人产生了许多隔阂，所以才逐渐走向了衰落。

反观中国，我们的汉语是孔孟老庄、李杜三苏、汤显祖、以及曹雪芹所用的语言，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也是一种优美的视觉艺术。然而，科技发达、物质膨胀的今天，汉语语言却在走向衰落，中华文明之礼也在走向崩塌，很多中国人正成为汉语语言的无能者，甚至近十万汉字，99％的人理解在一成以下。并且，我们国内也存在着与一百多年前英国一样的地域歧视和阶层之间隔阂，这是不是也在走日不落帝国的老路？

一九三三年，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在上海宋庆龄住宅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