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说的(王建国：从“自然中的城市”到“城市中的自然”)
从“自然中的城市”到“城市中的自然”是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宿命。
王建国，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东南大学教学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建筑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住建部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主任、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主编等。在中国首次较为系统完整地构建了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创立了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从技术层面揭示了城市空间形态“一果多因”的建构机理，初步破解了城市建设中有关高度、密度、风貌优化和管控等方面的城市设计难题，并在城镇建筑遗产多尺度保护领域取得国际领先的重大成就。
在上海报业集团 | 澎湃新闻主办的2022澎湃城市更新大会，王建国院士以《从“自然中的城市”到“城市中的自然”——人地共生的城市设计》为题发表演讲，并提出关于城市更新的核心观点：
从“自然中的城市”到“城市中的自然”是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宿命；
象天法地、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城市发展“因天材，就地利”的规划思想今天并没有过时，必须倡导绿色城市设计“生态优先”和“公园城市”的建设理念；
已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应该按照生态、游憩和景观要求经营规划“城市中的自然”，而较小规模的城市（镇）则须尽量考虑保护和维持“自然中的城市”的可能（如公园城市、山水城市等）；
中国已经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期，“双碳目标”也已明确提出，“公园城市”、“山水城市”与“田园城市”等模式可以“在地性”的适时运用，积极创造基于东方自然特性的、多样性的中国有机城镇发展模式。
从村庄聚落演进而来，早期城市于自然中生长
“人类学和考古学上所说的人类社会进化过程，即由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无文字的小型农村发展为社会结构复杂，进入文明的大型都市中心的过程。”
王建国院士援引考古学家Gordon Childe的观点，阐释城市聚落由村庄聚落演进而来，他同时引用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中关于城市起源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释城市于村庄中孕育：
“城市的胚胎构造早已存在于村庄之中。房舍、圣祠、蓄水池、公共道路、集会场所（此时尚未形成专门化的集市）——这一切最初都形成于村庄环境之中，各种发明和有机分化都从这里开始，后来逐渐发展成城市的复杂结构。城墙也可能是从古代村庄用以防御野兽侵袭的栅栏或土岗演变而来的。”
从穴居野外到筑室成居，人类经历了百万年的漫长过程。村庄是人们以自然资源为生产对象组成的聚居点，是人类适应自然条件和发展的必然追求，早期聚落都是依山而建、逐水而居，王建国院士以常熟古城和意大利锡耶纳为例，证实前工业时代城市发展总体上呈现为一个持续修补的渐进过程，并与自然保持着共生的良好联系。
常熟古城于唐武德年间始迁虞山脚下，形成最早的城市格局，后随着军事防御需求，渐渐将城墙迁到山上去，元末明初腾山筑城墙，虞山最南部的一些山体也囊入城中，固有“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形胜；锡耶纳建在阿尔西亚和阿尔瑟河河谷之间基安蒂山三座小山的交汇处，古城的规划以三山交汇的贝壳状卡姆博广场为中心，与周边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从起源上追溯，城市与自然具有与生俱来的亲密关系。王建国院士介绍，一些学者认为在描述城市的时候，有三种可能的范式：有机秩序的载体——自然中的城市；宇宙模型的载体——自然秩序与人为驾驭等量齐观的城市；功能机器的载体——城市中的自然（人类驾驭世界后对自然的觉醒）。
自然中的城市，有机秩序的现代载体
王建国院士表示，自然中的城市体现了城市聚落发展历史最悠久的一种传统，即城市布局和建设对于自由要素和生物气候条件的敏感回应。有机、复杂多变的城市空间，所对应的就是城市作为有机秩序的载体，以意大利锡耶纳古城为代表，古今中外前工业社会中大量城镇均因地制宜建造起理想城镇家园，并保存了农业村庄最初的一些聚落原型。
对于自然中的城市，很多学者进行了探索研究，如霍华德1889年出版的《明天的田园城市》，针对大城市蔓延发展弊病提出 “田园城市”——霍华德从城市最佳规模分析入手，通过城乡规划结合的基本思路，提出“城乡磁体”概念，认为建设理想的城市，应具有城与乡二者的优点，并使城市社区与乡村生活像磁体那样互相吸引，城市与城市之间均留有农业用地作为绿地，这即是田园城市（Garden City）体系的主张。
“大城市不能越发展越大，像摊大饼那样发展，应该通过城镇的体系共同完成城市的扩大。”王建国院士介绍，为了实现其构想，霍华德发起了花园城市协会，并于1903年在距离伦敦56km处兴建了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worth），1919年又在伦敦北33.6km处兴建了韦林（Welwyn）。“田园城”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大范围推广，但其城市疏散原理却与后来“卫星城”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此外，除了在美国一些城市曾付诸实践，近年中国很多城市对田园城市模式予以借鉴。
事实上，从人居环境到城市打造，中国很早就具有自然、有机的建设理念。两千多年前，《管子• 五行》提出“天人合一”的建设理念：“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与此同时，《管子•乘马》中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王建国院士将这些营建智慧归纳为中国式“有机城市”，亦即城市建设选址要因地制宜，地势要高低适度，水源要满足生活和城壕用水，同时又不能有洪涝之患。并以具体案例进一步阐释“天人合一”理念在现代生活的延续：被称作“中国最具魅力小镇”青岩古镇，巧妙利用基地地形，进行了富有诗意的和有节制的建设，使城市掩映在绿树青山之中，有机而自然。
宇宙模型的映射——自然秩序与人为驾驭等量齐观的城市
城镇都依从自然环境条件的共同法则，各大文明城邑修建被认为是同源的说法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可。随后原始宗教也曾经成为主导的文化形式，依据自然和天象的“占卜”和“作邑”，中国的“风水”学说和古罗马建城的“守护神”建制，就是很具体的与宇宙世界相关的建城仪式。
王建国院士表示，北京便是以宇宙的模式建起来的城市，体现了人工秩序与自然秩序的等量齐观。从格局上，以《考工记》王城形制为原型，从永定门到钟鼓楼，中间经过紫禁城，绵延7、8公里的中轴线，体现了城市的人工秩序；与此同时，三海水系体现了自然秩序对古城格局的影响，南边是皇家的园囿和运河水系，北边靠着燕山山脉，让它与自然紧密相连。
城市中的自然，功能机器的载体
工业革命后现代城市规模急剧扩张，效率和经济优先，人为秩序驾驭自然秩序，是城市发展向“城市中的自然”演进的始作俑者。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设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王建国院士表示，现代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学和城市设计发展与整治应对现代城市的“城市病”密切相关。
“工业革命之后，城市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快，出现了新的交通方式、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城市第一次出现了很多新的城市功能，比如说证券交易所、银行等各种农耕时代没有的功能，这个时候城市的集聚性有很大的提升，同时和农耕社会发生了很多冲突。”
王建国院士以伦敦、柏林为例，介绍了工业时代来临后，从“自然中的城市”向“城市中的自然”的演进。两个最早沿河而建的城市聚落，伴随工业化发展而扩张，很多公园在这一时期开始建设，意味着城市当中建设自然的概念开始出现。王建国院士指出，纽约中央公园就是为了解决城市扩张后，周末到底去哪儿可以看到自然这一问题而兴建。
“城市的环境观是城市设计的一项基本要素。文艺复兴以来城镇规划设计所表达的环境观，除一些例外，大都与乌托邦理想有关，而不是与作为城市形态的决定者——自然过程相关。”
王建国院士表示，很多大师对工业时代以来与生态系统的冲突甚至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进行了反思和探索——麦克哈格（McHarg）曾表示生态系统承载人类活动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们要顺应自然，而不是与大自然为敌，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他表示，新城市形态绝大多数来自我们对自然演化过程的理解和反响；柯布西耶规划的印度昌迪加尔，是这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规划的“城市中的自然”，在规划结构上优先考虑了绿地系统和交通格网体系；荷夫（M Hough）在《城市形态及其自然过程》中提出，必须重新检讨目前城市形态构成的基础，用生态学的视角去重新发掘我们日常生活场所的内在品质和特性。
2020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双碳目标，进入了生态文明新的起点；2022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环境健康的决议，强调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这就提出了我们今天讲的绿色城市设计的话题。”王建国院士总结，自然生态系统承受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压力是有限的，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公园城市”模式、“山水林田湖草”的“N规合一”都是关于城市发展底线的基本要求。
如何使规划设计和建设具有环境伦理的善意？王建国院士最后提出两个观点：一是将“城市中的自然”最大可能地表达生态、景观、场地自然进程的特性，并改善乃至部分重新开启生态过程；二是在开展新城或者新区建设时，应该在布局“城市中的自然”的同时，优先考虑“自然中的城市（片区）”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