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鲤鱼泥鳅(杜月笙：跳过龙门，其实我还是那只泥鳅)

2024-02-11 20:54 geyange.com

杜月笙鲤鱼泥鳅

杜月笙：跳过龙门，其实我还是那只泥鳅。

丹心说：大家好，我是丹心说，《民国开讲了》第一期终于开播了。作为第一期的人物，我们邀请了民国一大传奇杜月笙。如果民国要留下三个名字，杜先生位列其一。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充满传奇，一个不识字的小赤佬，如何成就了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大哥大，又是如何黑白两道通吃，到了现当代怎么就成了教人为人处世的老师？今天就让杜先生给我们带来精彩开讲。

我是杜月笙，感谢丹心说的邀请，有机会来参加《民国开讲了》。其实，很早就想找个机会，和大家聊聊我这一生的心路历程，免得后人总是揣摩来，揣摩去，还把我这样一个黑帮流氓搞成头子了大圣人，这可不太好，虽然我一直想洗白自己，可是当人们这么捧我，我还是觉得受之有愧。做过的错事，动过的坏心思，就像是海洋里的每一滴水，已经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洗是洗不掉的。

01悲惨的底层生活，学会人情世故

我听说现在很多选秀节目，都在卖惨博同情，从而获得了好的成绩。如果我也参加，估计也能获奖。谁能比我还惨呢？

2岁丧母，4岁丧父，心善的继母扶养我到10岁，让我读了几个月的私塾，可是有一天我回到家，继母不见了。在我看来，继母秉性善良，断不会抛弃我，想来是被人拐卖了。

我一直在想命为什么这么苦，原来我出生在1888年的农历七月十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鬼节”。据说这一天出生的人，大多祖业无靠，白手起家。

10岁那年，我去外婆家投靠舅舅。日子长了，舅舅也经常给我白眼。寄人篱下，我只能学会察言观色，学会人情世故，放机灵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也要开始掂量了。

我想自食其力，又没有任何文化，只能和镇上的那些混混流氓一起，明夺暗抢，过着饥一餐饱一顿的生活。人生一旦选错道，就等于踏上不归路，我就这样开始了流氓生涯，在什么圈子，认识什么样的人，染上什么样的习惯，我开始赌博了。

那时我才十二三岁，和我一起赌博的大都是成年人，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学坏的，但是我清楚的知道自己坏的太早了，我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当然最值钱的也就是破烂家具，可没有古玩字画，金银首饰。以至于整个镇子里都看不起我，骂我败家子、骂我小瘪三。我认了，这里混不下去，我就去了上海。

02找对靠山，才能登顶

到了上海，十里洋场，热闹非凡，可热闹还都是别人的。我举目无亲，生存是最重要的，先生存再发展。那时我14岁，看着人畜无害的样子，被一家水果店收留当了学徒。我勤奋做事，趁着外出送水果的机会，结交结交朋友，开阔开阔眼界。

两年后我拥有了自己的水果铺，由于平时喜欢交朋友，慷慨大方比较公正，在十六铺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也有了点小名气。这点小名气吓唬吓唬普通老百姓还可以，那些青帮可不买账，他们看我水果铺生意好，就打砸抢，我看在眼里，心里明白，是时候对外发展，找组织了。

当时在上海，青帮是第一大帮，而黄金荣则是青帮第一大佬。我先认了一个青帮小头目为师傅，以图发展。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有一天师傅的同门兄弟黄振仁，受黄金荣之托，物色一位到黄公馆打杂的人。

我们两街上偶遇，黄振仁就问我，

“月笙，你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如果你有心向上，我可以推荐你去个地方，你愿意去吗？”“什么地方？”“八仙桥同孚里，”黄振仁压低声音说，“黄金荣黄老板的公馆。”

我一听是要去黄公馆，惊讶得眼睛都瞪大了，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对“黄金荣”这个名字，不仅是羡慕，更多的是仰慕。我当即就表示：“不管黄老板让我做啥，我都会尽力去做，把事情办好。”

就这样，我24岁进了黄公馆，遇到了黄金荣，我此生的大戏才真正开始了。

03你让别人有面子，别人才会对你好。

我在黄公馆打杂，是众多下人里不起眼的一个，如果要想熬出头，必须接近核心权利人物。

社会上摸爬滚打20多年，经验告诉我，黄公馆里真正掌权的不是黄金荣，而是他的老婆林桂生，她打点管理着黄公馆上上下下的一应大小事物。正当我愁着如何接近她的时候，林桂生得了重病，药吃了不少，就是不见好。

黄金荣就安排我去伺候。天大的好事就这样落到我头上。我尽心尽力的伺候桂生姐，送水喂药，端屎端尿，事无巨细的做着。没有想到，照顾了两三个月之后，桂生姐的病真的好了，尽管说下人伺候理所当然，但是桂生姐还是对我有了好的印象。

有一次，一批黄公馆的货到了，有人起了歹心，把货劫走。桂生姐着急了，黄金荣不在，公馆里的打手也都出去了，这可如何是好。

我从小就明白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要有胆识和智慧。当即对桂生姐说：“这件事交给我吧”“你又很少出去打打杀杀的，可以吗？”“借我一把枪吧，我可以处理好。”

我拿着枪出了黄公馆。我想劫货的人，一定知道黄公馆，断然不会留在法租界。此时上海城城门已关，他也进不去，只能往英租界逃。于是我在英租界寻找。

只见一个车夫拉着一个人还有一麻袋货物出现了，我定了定神，脑子飞速转着，我要先稳住车夫，把他和劫货人瓦解，再对付劫货的人。

我走了过去，拿着枪耍了两下，让他们知道我是玩枪的行家，然后我对车夫说：“我知道这件事和你没关系，帮我一个忙，等下和我去黄公馆领两个大洋。”

车夫听了我的话，一动不动。我又对后面车上的人说：“横财你是发不了了，但是命总归还是有的，你跟我去黄公馆，没关系，跟桂生姐道一声歉，命是有的；你要是不信，你就想一想，什么时候黄公馆里面做过人啊？”

就这样，我找回了丢失的货物，令桂生姐刮目相看，奖赏我两千大洋。你可别小看这两千大洋，放在当时，这些钱可以在好的地段买一栋别墅。而我拿到钱，首先相到这是桂生姐对我的测试，看我如何利用这些钱。于是我把以前的赌账还清了，把剩下的钱都散发给了先前的一些兄弟。

到此为止，桂生姐对我完全放心了，我也明白了，你对别人好，别人不一定对你好，你让别人有面子，别人才会对你好。自此以后杜公馆的所有生意都开始交给我来处理，我在黄公馆的地位今非昔比，我不但成了桂生姐的最坚定助手，还成了黄金荣不可或缺的智囊，来到黄公馆的达官贵人、富豪巨贾都由我来接待。借助黄金荣的势力，我在上海滩黑社会中声名鹊起。

名声越大，我越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在别人眼里，我始终是黄公馆的管家，我要有自己的公馆、自己的汽车、自己的司机、自己的秘书、自己的管家、有自己的一切。

桂生姐看出了我的野心，她担心我过早离开，会对黄公馆不利，给我物色了一位女子沈月英，安排我结婚了。就这样，我在黄公馆做了十年。

04帮人要会帮，才留得住情谊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杜月笙也没什么呀，不就是一个屌丝逆袭吗？是的，表面上看就是这样，只不过我毕竟混混出身，要逆袭财富容易，逆袭世人对我的看法太难。我尽量做到每件事都要给自己攒名声，为以后的洗白做好铺垫。

黑道：

在上海滩有了名气，黄金荣把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交给我经营。俱乐部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剥猪猡”。

所谓“剥猪猡”，说简单点就是有人劫财。这些人看到赌场赢钱的人走出去，就把此人的钱财抢走。很多胆小的赌客都不敢到赌场来，即使是胆大的赌客，也得雇个保镖才敢进赌场，而这又无疑增加了赌客的支出。赌场生意直线下跌。

对于这个问题，我通过黄金荣和青帮势力，很快就找到了那些专干“剥猪猡”勾当的强盗头目。我是很讲策略的人，没有因为势大就过于欺压人家，把他们打跑。我明白大家都是黑道上混的，免不了有些过节，将来也指不定谁会得到谁的帮衬。我和他们谈判，把他们收到自己门下，让他们充当赌客的保镖，另外赌场每月在盈利中抽出一成，交给这些人，有财大家一起发。

军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少帅张学良丢了东北，全国人民追杀喊打，一番考虑后，少帅来到上海法租界，寻求我的保护。按理说，我不该帮助，可是我明白，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今天的军阀可能就是明天的阶下囚，今天人人喊打的罪人，明天可能就是得宠的大红人，谁也没有绝对的安全。

当时民国有一个号称第一杀手的人，叫王亚樵，放出话来，要刺杀张学良。我也放出话来，你敢动我的客人试试？你要是敢动，我追杀你到天涯海角。后来张学良就在这儿住下来。浙江督军卢永祥，山东督军张宗昌都曾落难找过我，我都积极帮助他们。

文化界：

那时我与民国大儒章太炎关系也非常好。章太炎是文坛领袖，袁世凯称帝前，把他接到北京好生伺候，希望他能用自己的社会名望为袁世凯称帝背书，可是章太炎就是不鸟他。早些年，我知道章太炎缺钱，就用各种名义请他到我家喝茶，临走前，我偷偷把银票叠成小方块放在茶杯下面，章太炎喝茶自然就知道我的用意，别人不知道我拿钱给他，他就欣然接受了。

金融界：

当时上海滩有一个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叫陈新六，此人家世很好，留洋回来就做了银行的总经理，他属于上海滩最典型的顶层精英。这样的人做派都比较新式，讲究一夫一妻，也不会纳妾。

但是谁都不知道，陈新六在外面有小三，养了一房外室，而且该生了孩子。他跟谁都没有说，只告诉了我，而且还预先留下了一份遗嘱，说他万一出事，让我替他主持公道，帮他的小三和私生子来分家产。

1938年，陈新六从香港飞武汉，在路上就被日本的飞机给击落，这人就死了。那边陈家人在办丧事、分家产。我就带着他的遗嘱上门去主持公道。其实这件事情很难办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这样上门主持公道，没准人家大太太、原来的子女还会恨我一辈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了，就要把这事办了。

办完之后，上海滩的很多政商大佬纷纷相传，说我不仅仗义疏财，还能来主持公道，所以他们很多家务事也请我来处理，当然这就为我打入金融界提供了便利。

就这样，我一步步打通了军界、文化界、金融界、商界，获得了上层人士的认可，又通过大量的慈善活动，赢得了底层人民的尊敬。据资料统计，1935到1937年间，我总共捐了150万大洋。

05 功成名就，衣锦还乡

很多人好奇一件事，我一个黑社会头子，怎么就霸屏了朋友圈，什么上等人没脾气，本事大，下等人脾气大，本事小。有些人可能还很好奇，一个臭流氓怎么穿衣打扮像一个民国大先生。

没错，我一生都很自卑，对自己卑微的出身，对自己混混的出身，深感自卑，即使后来我有所成就，我依然自卑，不满意现状，我总是想着从根本上改变自己。

章太炎有一次建议我说，你的这个名字不好，干脆换个名字吧，我说好。最初我叫“杜月生”，他建议我改名“杜镛”，字月笙。我甚是喜欢这个名字，顿时有了些文化味。

当时上海滩三位大佬，黄金荣喜欢别人称呼他为黄老板，张啸林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张大帅，而我改名后，很多人喊我杜镛，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喊我杜先生我更喜欢。

名字改了，打扮也要改了。我把以前那种短打的服装通通扔了，改成了民国知识分子那种长衫。其实我穿长衫还有个原因，因为我年轻时，胳膊上文了太多的纹身，我不愿别人看到，那总会让他人联想到我的不良出身。

我知道改变一个人最难得不是外在，而是内在的气质。读书、阅历是最好的办法，阅历我有，可是读书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梦。我读了几个月的私塾，并没有认识几个字。于是我就请了新闻秘书，每天读报给我听，请了说书艺人，听评书学习其它。学习，让我看清了时事，跟得上社会步伐，也让我内心发生了改变。

这一切的改变都是有价值的，我虽对自己还不太满意，但是足以衣锦还乡了，我决定建造杜家祠堂。

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典礼那天，成了民国的一件盛事。当时的领导人蒋介石给我送来了一块匾，写着“孝思不匮”。文坛领袖章太炎，给我做一篇序，说我是帝尧之家后人。

民国的娱乐业就是京剧，京剧大佬就是当时最火的网红。京剧大佬在民国历史上聚得最齐的一次，大概就是这一次。那些演男角儿就不说了，杨小楼、马连良都来了，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苟慧生四大名旦凑齐好像就这一次，当年慈禧那么喜欢京剧，也没有聚齐过，居然是为了我这样一个黑社会头子，全部聚齐了。

另外就是五千人的仪仗队，而且这五千人可是八国联军，英国人骑着在前面领道；法国人出了一队安南警察，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中华民国的军队也跟着，居然进了租界，这种情况只在杜家祠堂落成的那个仪仗队的仪式上，中国军队进了一次租界。

06黑就是黑，怎么洗白都还是黑。

我最风光的时候，担任了60多家公司的顾问、经理、董事，我的三鑫公司一年利润是整个国民政府的十分之一。我还一直在做着各种慈善，甚至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会长是蒋介石。

可是这一切都没什么用，当时的国民政府依然不认可我。

抗战胜利后，我想当上海市长，蒋介石说还是算了吧，一个混混当什么市长。当不了市长，我想通过选举进入参议院，尽管当选，蒋介石托人带话给我，“我心里没有你的位置，你还是辞了吧”，我只能立刻辞职。

说实话，心里真不是滋味，想当年为了打通政界，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杀害不少革命志士，后来也刺杀了张啸林等汉奸，可到头来，还是改变不了混混的身份，仍然只是蒋介石的尿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塞床下。

1949年，我想通过香港然后定居美国，但因为一些儿女情长，耽误了，在香港停留了下来。很多人以为我是逃跑，其实我就是有些心灰意冷了，不想在大染缸里趟了。

这一生没落过，风光过，得意过，失落过，是该好好度过晚年了，有时候想想人的出身太重要了，一天是混混，一生是混混，黑就是黑，怎么洗都洗不白。

我和很多人都说过这么一段话，今天说给你们听，作为我说话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