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商鞅，秦孝公遗言要了他的命
商鞅其人
千百年来，人们对商鞅的争议从未间断过，赞成他的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彻底的改革家，他使积弱积贫的秦国走向国富民强，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并最终完成统一，开辟一个新的时代。而反对他的认为他是封建专制的缔造者，是愚民政策之毒瘤源泉，特别是在《商君书》中把国家和人民完全对立，指出民强，则国弱，国要强，则必须弱民，另外诸如设法让老百姓忙碌，阻止他们学习接受外界思想，让其愚昧，以便国家控制他们，由此而延伸出的秦亡的原因乃是商鞅法度下的顽疾所致，如贾谊所言：“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其实，关于商鞅的评价，并不适合非黑即白，其中的是非曲直不能一概而论，对其功绩不必过分夸大，对其弊端也不必过分抹黑。秦国崛起并最终完成统一六国，离不开商鞅变法，但这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根本原因。如果没有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这样的明君；如果没有范雎、张仪、吕不韦这样的贤臣；如果没有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这样的隘口；如果没有泾渭之水、巴蜀之道这样的交通，秦国未必担负起统一六国的重任。
而把大秦帝国的崩溃，归结于商鞅法度下的酷刑也有避重就轻之嫌。秦国的朝臣们不会忘记初见商鞅时他语出惊人的辩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商鞅反复强调“变”的重要性，也一再阐述“不变”的弊端，可谓不同时期适应不同的法度，商鞅的法度，适应了秦国当时之需要，虽硕果累累，但也并非万能不变之法，秦国的继承者将其长期保留并实施，这就是统治者的责任，完成统一后秦国，可以继续变商鞅之法，为何不抛弃其糟粕部分，减轻百姓负担，缓和社会矛盾呢？由此可见，将秦亡之因，只归于商鞅酷法，实为不妥。
商鞅死因
公元前338年，商鞅被车裂。后世学者认为商鞅之死，乃是其变法触动了贵族的根本利益，这种说法具有普遍性，适应所有的社会变革。一般而言，当改革触动部分人利益的时候，他们便处处阻挠，设法最终将其破坏，比如王安石变法，随着宋神宗的退位，其法度也被废除，而商鞅虽被车裂，可他的法度得以保留并实施，可见秦帝国想要废除的是商鞅，而非他创下的法度，从这层关系看，商鞅到底触动谁的利益了呢？
秦国最大的贵族是秦孝公，商鞅显然没有触犯或者剥夺他的利益，而变法往往是一个新的阶层兴起，另一个阶层衰败，那些崛起的新贵们必然是商鞅的支持者，也是那些想废商鞅之法的旧贵族的敌对方，可实际的情况的是，新旧贵族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都拥护商鞅创下的法度，但又都容不下商鞅本人，可见，车裂商鞅，他们是奔着“人”去，而不是为“法”，这又作何解释？《战国策》给出了答案。
车裂商鞅
秦孝公临终前，想把国君位传于商鞅，被后者拒绝（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战国策》）。秦孝公此举名为演戏，实为试探，侦查，直指要害，引发朝堂地震，他发现了问题，提出了问题，却把解决之难题留给继承者，这就是权术。《战国策》原文如下：
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
秦国的妇女、婴儿只知有商鞅，而未闻秦惠文王，这是最危险的信号，好比热播的清廷剧中，西南地区的老百姓只认吴三桂而不识康熙，西北的军民们只尊年羹尧，而不拜雍正。为臣者位太高，权太重，功太大，于国君而言，是莫大的威胁，这便是“大臣太重者国危”，“臣反为主，王更为臣”，这才是商鞅真正的死因，秦孝公已经觉察到商鞅存在的威胁，借着临终的遗言，欲擒故纵，把问题抛出来，嬴驷（秦惠文王）心领神会，即位后杀商鞅，除后患。
秦人不怜商鞅
商鞅和百里奚都是妇孺皆知的当红人物，两人对秦国都有救国之恩，富国之情，强国之功，关于他们的结局，秦人的反应却是天壤之别。百里奚死后，百姓们放下手中的农活，自发、自觉地哀悼，小孩子都不敢唱歌谣，舂米的人因为悲伤而不发出相应的呼号，而商鞅死后竟然没有人同情他。
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史记.商君列传》
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战国策》
百姓是一面镜子，商鞅“沦落”到如此地步，可见他得罪的人太多，一方面是他创下的法度过于严酷，过于暴虐，使得老百姓深受其害，另一方面是他不懂得收敛，反而耀武扬威，飞扬跋扈，致使天下无一人不憎恶他。
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的为人、行事与百里奚相差甚远，百里奚“发教封内，而巴人所贡，施德诸侯，八方来服”，“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与后世”，“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而商鞅以酷刑治理对付老百姓，民怨沸腾，而他出行则是“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骖乘”，正可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其实，商鞅也有自我拯救的机会，赵良曾劝他修德于政，放弃爵位，归还国产，散尽家资，广筑民心，而他却不以为然（商君弗从），终招祸端。
结束语
纵观商鞅，变国家之法度，彪炳史册，而他却不善自变，迷信于“法”之威力，沉迷于“酷”之手段，始终以严酷治民，不察其弊，不思自过，以至于民怨深积，自埋祸根，直到他在逃亡途中因没有通行证而无法住店时，才发出“嗟乎，为法之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