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的评价(译者杨绛，一位翻译家的素养)
精通三外
笔耕不辍
杨绛先生从48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1976年翻译完成《堂吉诃德》，1978年问世。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以近９０高龄翻译柏拉图《斐多篇》，这篇苏格拉底赴死前与弟子探讨“灵魂”的文章寄托了她最深切的哀思。
堂吉诃德
一波三折
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她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至1966年的“文革” 初期，她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有一天，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只好求人妥善保管。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杨绛从干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占用，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从头再译。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一本一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当然这次重译省力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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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人格
长者风范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94名清华学子收到了杨绛先生15年前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这是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早就商量好的约定’。”薛鸿时告诉记者，“他们把一辈子的积蓄，捐赠给了母校设立这项奖学金，用以资助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杨绛先生曾对社会上一些奢靡之风感到痛心。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1921年的文章给薛鸿时说，“ 世人皆言文明增进，生活之程度亦增高……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当先求人格之增高，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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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怀若谷
琢磨切磋
杨绛先生的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外文所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回忆说，他在北大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和同学一起到朱光潜先生家去。作为年轻学生，他们总爱问一些希奇古怪的问题，譬如说“全中国英文谁最好？”、“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光潜先生回答说，翻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散文（即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散文翻译杨绛最好。
有次，她求钱钟书帮她校对一遍，钱钟书拿了一枝铅笔，把她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说：“这些看不懂。”杨绛说：“书上就是这样说的。”但钱先生强调说：“我不懂。”杨绛明白这是她没把原文转换成能理解的中文，所以继续重译，直到钱先生点头表示看懂了，她也由此摸索到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并说：“要说我的翻译技巧，就全是从这些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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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的评价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从事翻译工作的我等视为宝典。”
“她的文笔好，翻译不同的人的说话方式也各有不同，如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会用比较文的语言，如果是劳动人民讲的话就会用比较平实的语言，用不同的表达把人物的意思都很好传达出来。”
杨绛先生生前助手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薛鸿时
“杨绛先生的翻译很用心，往往是一个词一个词都要推敲。她的文笔好，翻译不同的人的说话方式也各有不同，如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会用比较文的语言，如果是劳动人民讲的话就会用比较平实的语言，用不同的表达把人物的意思都很好传达出来。”
“至于我的生辰，家母曾明确告诉我“于庚午(1930)年10月19日子时(11时45分)出生”。后来我将此事写入一本小书，出版后寄了一册给杨绛先生。不料她老人家还真的抽空翻看了，并特地电召我与妻子前去她家，一本正经地向我们指出：既已是子时，那便不能视作19日了，而应算是下一天亦即 20日出生”
李文俊
著名欧美文学翻译家
李文俊先生是国内最权威的福克纳和伯内特作品翻译学者。初次之外他翻译的《变形记》（卡夫卡）《在路上》（凯鲁亚克）《九故事》（塞林格）也是最通行的版本。同时他和妻子张佩芬也是一堆翻译伉俪。张佩芬是著名的德语翻译家，她翻译黑塞作品被普遍认为是最权威的版本。
杨绛先生和李文俊先生
“杨绛先生特别认真，她以前练毛笔字，会让钱钟书先生在一旁一笔一笔地教她。她完成了那么多的作品，包括散文、回忆录和翻译，后来又整理了钱钟书先生那么多的东西，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高莽
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家、画家
高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几十年来，他在俄罗斯文学翻译、编辑与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获得俄罗斯总统授予的勋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就翻译了阿列克谢耶维奇《锌皮娃娃兵》（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是俄罗斯作家协 会名誉会员，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誉院士。
译者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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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主子”尽责，对本国读者尽忠
杨绛先生常说，翻译是件苦差使，译者“一仆二主”，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原名《托美斯河的小拉撒路》，之所以翻译成《小癞子》就是对主仆都尽了忠尽了责。《新约全书》的《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化子名叫拉撒 路，后来这个名字泛指一切癞皮化子，又泛指一切贫儿乞丐；同时，汉语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有癞疮的人，而泛指一切流氓光棍，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 “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 也意义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将书名译作了《小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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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外语缺一不可
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 句的意义，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 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弦外之音，只能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 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 ，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地表达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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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雅”的“雅”
我 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堂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词义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 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 (Lemot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 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
为什么翻译堂吉诃德?
我对这部小说确实特别喜爱。这也说明我为什么特地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儿，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面前沙尘滚滚，他看见的是迎面而来的许多军队，难为他 博学多才，能数说这许多军队来自哪些国家，领队的将军又是何名何姓。这等等都是象征性的。
先生千古，天上团聚。
参考资料：
杨绛《一百岁感言》、《翻译的技巧》
薛鸿时《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
李文俊《余音绕梁谱新曲——关于杨绛先生的二三事》
via：ital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