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描写旗袍的美句(张爱玲笔下的旗袍意蕴)
一个作家对某种事物的喜好，如果经常性地出现在作品之中，我们可以视这一事物为一种意象，具有一种符号的性质；意象的反复出现，就会形成一种象征。
张爱玲笔下每个女人的旗袍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同的布料和底色，迥异的花样和风格，或华丽，或朴素，或妖冶，或知性。她是将旗袍作为笔下人物命运的外化，借旗袍服饰的变化来暴露隐藏在女人华美的衣服下人性的阴暗面，捕捉人物的灵魂。旗袍在张爱玲的文章中，无疑具有一种符号化的意义，既可以暗示小说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能凸显出旗袍本身所蕴涵着厚重的历史意蕴，代表着复杂而又难以名状的意义。
《半生缘》中曼桢穿过“一件浅粉色的旗袍，袖口压着极窄的一道黑白辫子花边”；曼璐出场时“穿着一件苹果绿软长旗袍，倒有八成新，只是腰际有一个黑隐隐的手印，那是跳舞的时候人家手汗印上去的。”见世钧时则是“一件黑色的长旗袍，袍叉里露出水钻镶边的黑绸长裤”。
姐妹二人，姿容截然不同。曼桢是都市里随处可见的女孩，不是太漂亮，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甚至还有些软弱，但她有她的坚强。在浮华的年代里，在不公的命运前，她不卑不亢，也无怨无悔，履行着一个女人的使命。
人们心中的曼桢愈是可怜，人们眼中的曼璐愈是可恨。曼璐是一位艳俗的舞女、虚荣的阔太、自私的姐姐。作者借书中张豫瑾的口说过，曾几何时，她也和曼桢一样，犹如山茶花般的纯洁。旗袍上黑手印是她不幸命运的象征，暗示了表面光鲜掩饰不住内心的绝望，提前揭晓了命运的结局比未知的悲剧更让人毛骨悚然，提前抹上一层苍凉色彩。
《封锁》中电车上，人如其衣、平淡如水的吴翠远：
“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质朴的风味。”
蓝和白，肃静的色彩，让人感觉到天使般的纯洁。确实，在家里，她是个好女儿，大学毕业在母校担任英文助教，过着严肃、平凡而呆板的生活。有时，她期待一点浪漫、渴望激情的生活，在安详的挑战中不自觉的倾向与幻想，她的旗袍色彩和她的思想是再切合不过了。于是才会在封锁时的电车上“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她产生的是对吕宗桢真诚的同情，由于善良的本性，她也轻易地听信了男主角的倾诉，认为他是个单纯的好人。然而，翠远感觉到受骗时，虽然也只是内心震了震，表面上仍旧保持着单纯和镇定，而这样的单纯却不经意地遭受了来自封锁解除后的感情打击。这样，她还能对这世界保持单纯的认识吗？而后翠远的命运，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对娇蕊的衣饰描写是这样的：
她穿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得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那过分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若无其事地穿着这样的衣服。
娇蕊是朵艳丽的交际花，谙于男女之间的周旋，但她也有可爱的一面。她的可爱不仅限于身体，还在于她不顾一切，任性追求爱情的勇气。鲜艳夺目的颜色衍射红玫瑰鲜辣的个性色彩、开放的生命力，有一种可喜的渗透力、感染力；而深粉红的衬裙则犹如激情背后的温柔，体贴、细腻而妩媚，是深锁于记忆中的一段粉红的回忆。
作者通过把视觉、味觉、触觉糅合在一起，使视觉效果达到了最佳，通过旗袍的色彩就已经初步展示了人物的灵魂。这对惯于压抑真情的振保来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吸引力。这一刻，读者也能感受到振保的心旌荡漾。
骄蕊还“穿着暗紫蓝乔其纱旗袍”，暗紫蓝的旗袍庄重中有忧郁、冰冷中含诱惑，乔其纱则以其飘逸的质地道出了女性柔美的本质，透过这种带朦胧感的面料，人们可以窥见她内心的飘忽虚浮的情感世界。
《花凋》里那个为了取悦自己的爱人，穿着过时的长及脚面旗袍的川嫦：
那电灯开关恰巧在云藩的椅子背后，她立在他紧跟前，不过一刹那的工夫，她长袍的下摆罩在他脚背上，随即就移开了。她这件旗袍特别的长，早已不入时了，都是因为云藩向她姊夫说过：他喜欢女人的旗袍长过脚踝，出国的时候正时行着，今年回国来，却看不见了。他到现在方才注意到她的衣服，心里也说不出来是什么感想，脚背上仿佛老是嚅嚅罗罗飘着她的旗袍角。她这件衣服，想必是旧的，既长，又不合身，可是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极其神秘。
一件不合时宜的旗袍，映衬的是她对爱人的痴心，但穿在她身上“旧的，既长，又不合身”，“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极其神秘。” 也映衬了川嫦的老实，柔弱，同时，也对她的命运作了断定。这个生了痨病的女孩，虽然也尝试着挣扎一下，但无奈这个世界早就放弃了她。病期的拖沓使家长的感伤受到了腐蚀，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花自飘零水自流”，这就是她一个弱女子最后的命运。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陪七小姐相亲，穿的是挂在床架上：
“脱下来的那件月白蝉翼纱旗袍”。
月白色透露的是白流苏内心的宁静和明晰，蝉翼纱的面料流泻出的是内心的轻松感，她已无所谓家人的职责和嘲讽，她有的是得胜后的从容和冷静。轻灵的飞纱中飘逸的是她对范柳原的若有似无的飘渺的情感，是一种连她自己也不理解的神秘莫测、飘忽游移的心思。白流苏是幸运的，当她处于似乎不可挽回不可更改的生命悖论中时，她从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当她陷于无垠的“爱情迷宫”时，一座城池的沦陷成全了她。
《金锁记》曹七巧却是另一类的命运，因此她的旗袍有另外一种意味：
“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的小脚裤子，瘦骨脸，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廖廖几笔，她的着装款式和行为举止。如银红的衫子加上小脚裤子，却和瘦骨脸、三角眼等搭配起来，透现出身上的霸气、俗气。但是，这样的衣饰毕竟还有几丝亮色，有“雪青”、“银红”、“葱白”、“闪蓝”几种比较显眼的颜色，与之相适应的情节则是曹七巧攀高枝嫁到了大户人家，有了一个患骨痨病的丈夫，各种欲望却得不到满足。然而，她对于未来，对于家庭，对于自己的命运尚存一些合乎人之常情的愿望。
但当曹七巧失去了季泽，失去了青春，被黄金枷锁牢牢地套住之后，无情地劈砍儿女的幸福，对童世舫大摆鸿门宴之时，她的服饰便透露了一种骇人的气氛。
“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持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黄昏，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地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
封建遗留的“青灰团龙宫织段袍”与现代文明产物红色热水袋处于同一平面，无疑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强烈的不调和的对比在空气中弥漫出紧张、骚动、不安的气氛。生活的空气因孟烟鹂而凝滞、苍白，又因曹七巧而慌乱、紧张。
“青灰团龙宫织段袍”这样的衣服给人一种充满了暮气，行将就木的感觉。因为此时的曹七巧“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疯狂怨毒，浑身充满了鬼气和报复。”曹七巧的命运，经历了“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子。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锁压得她心理畸形，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得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变成因一生算计和提防以至熬干血肉的干涸的幽灵。
尽管《金锁记》里没有说七巧穿的是《更衣记》里面的哪一种旗袍，但是她身上“绝望后的狂笑”的意味还略见一斑。
张爱玲将旗袍作为笔下人物命运的外化。用她那细腻的笔法，冷淡的字句，将骨子里的苍凉贯穿笔下的女人，印证了也许“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用旗袍对女人的生命作了这样的隐喻或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