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体是《孟子》文体的基本特征(《孟子》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

第 13 章 《孟子》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

从语录体向论说体过渡

《孟子》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散文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文学作品以文体来区分，有韵文和散文两大类。韵文起源于远古的民间歌谣、宗教祭辞，发展为各种诗词曲赋；散文起源于记事、口头传说，发展为后世各类散文文体。中国的散文文体的起源和中国的诗歌起源同样是历史久远的。

在创造文字之后，人们从结绳记事、口头传说，开始用文字记事，刻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和钟鼎上的简短的文句，可看作是最早的散文。后来产生了记录政府文告和追记历史往事的简册，保存在《尚书》中的《夏书》、《商书》，可信其中的一部分是殷商时代追记下来的，西周政府接收后，又经过若干世代的润饰、加工。西周制礼作乐，文化兴盛，从《周书》来看，其中的文告基本上保存着当时散文的面貌。孔子研读三代文献，说明那时已有大量文字记录的文献，其中《诗三百》是韵文，其他则是散文。

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个兴盛时期，散文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产生了以《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历史散文；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也产生了大量的诸子散文。

第一部诸子散文是《论语》，由孔子门人记录集辑而成，成书于战国初年，基本上是记录孔子的言论和行事，其中也有一小部分记录其弟子的言论和行事。这本书的文体特点是语录体。作为语录体散文的典型，《论语》是当时历史背景下文体和书写条件限制下的产物。语录体散文虽然简短精炼，朴实自然，作者的思想观点极明了，但毕竟过于简约，叙事不可能详细记述，说理不能展开论证。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必须突破这种文体的束缚，创造适合论说的文体。由语录体向论说体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孟子》一书正是由语录体向论说体过渡的产物。《孟子》书中既有语录体，也有论说体，在一些篇章里，既保留了语录体的精炼、自然、观点明确，又能进行较详细的逻辑论证，或对事物作一些形象的描述，并流露自己的情感，典型地体现了先秦散文由语录体向论说体的过渡。

读过《论语》的人再读《孟子》，必能明显地看到文体的变化。从说理来看，《论语》只提出论点，读者可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孟子》则既言其然又言其所以然，常常从多方面进行论证，运用逻辑、修辞的手段来说服和感动读者，这当然要比只提出观点更能收到效果。从叙事来看，《论语》太简略了，记一件事只有三四句，甚至只有几个字；《孟子》书中多次有具体记述事物和人物言行的生动描写。从篇幅来看，《论语》最长的一章《季氏将伐颛臾》273 字，绝大多数十分短小；《孟子》最长的一章《齐晋桓文之事》长达 1311 字，在先秦散文中也属于长文；《孟子》全书中虽保留有简短的语录体，但章数很少，各章大多在百字或千字以上。以上几个方面都表明：《孟子》由语录体向论说体过渡，已经接近于新文体的完成。

在战国时期，由语录体向论说体过渡，不只孟子一人。由孔子到孟子，相差有一百多年，早于孟子的墨子，与孟子同时代的庄子，他们先后都在突破语录体的限制而运用论说体和叙事体，文体发展是由时代推动的，他们都为创造论说文体做出了贡献；孟子的贡献以他散文出色的文学成就和独有的风格，在其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为了解《孟子》散文的文学成就和独有的风格，需要通过选读他的具体作品。下面，我们选读其《孟子见梁惠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人有一妻一妾》三篇；至于《齐桓晋文之事》章，也是名篇，但因为篇幅过长，这里就不选读了。

读《孟子见梁惠王》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上》第一章）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将为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获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族获利；士人和庶人说怎样使我自身获利；上上下下交相求利，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杀其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乘兵车的家族，拥有千乘兵车的大国，杀其君主的必定是有百乘兵车的家族。这些大夫的收入占国家收入的十分之一，不能说不多了。如果先讲利而把义放在后面，那他们不把整个国家夺下来是不会满足的。没有仁者会遗弃他的双亲，也没有义者会把他的君主放在后面。王说仁义就够了，何必说利呢？」）

这篇说理文，采用问答的形式，谈论治国的根本思想。《孟子》全书各章，大多采用问答形式，它的好处是开门见山，揭示主题，而且各章所谈论的，基本上都是忧国忧民和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即选取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这是孟子文章的一大特色。

虽然全文不到二百字，一开始对话，就表现出两个人物的性格：礼贤下士的梁惠王想从孟子那里得到使国家获「利」的良策。当时各国追求的利，只是征战夺地、扩充实力、加征敛税，而这恰恰是孟子所反对的，孟子巧妙地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只一句话，就扭转了谈话方向，而且使自己站在很高的道义起点上。孟子以与梁惠王完全平等的地位，不卑不亢，以真理在胸的气概，侃侃而谈，行文气势磅礴，语言明快，既有思辨的逻辑力量，又饱含情感，显示出孟子特有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