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月的名人名言

书航 7 月 17 日发于北京

50 年前的 7 月 16 日，阿波罗 11 号腾空而起，4 天后人类踏上了月球的土地。尼尔·阿姆斯特朗向地球传回含混不清的语音：“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也是人类的一大步。”

因为信号实在太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主持人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一开始并没听清楚。“我没听明白……‘一个人的一小步’，但我没听到后半句说的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能背下这句话，因为可以在大街小巷的男厕所里时常“复习”。

崇高理想的世俗化和商业化

在排成一排的小便池上面，一般都会写着：“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看起来好像所有定做标牌的商家都用的是同一套模具。

它们使用同一个蹩脚的英文翻译。外国人不会知道一般用于“5000 年悠久文明”的这个“文明”（Civilization），其实应该是“讲文明懂礼貌”的那个“文明”（Courtesy）。

是的，原先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现在我们拥有 Facebook 和朋友圈。原先人类在月球上说“一小步”和“一大步”，现在我们在小便池里说。

鲁迅说过：“外国人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人却用它造烟花敬神；外国人用罗盘针航海，中国人却用它看风水。” [2] 听起来很相似是吗？但现在不是只有一个民族如此，而是全人类都在这么做。

这也许会让你释然——对高新技术和崇高理想的世俗化，或曰庸俗化，并不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它既是人类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也并没有我们之前渲染的那么可怕和可悲。

在和平时期，慵懒的人们没有了生存的原始恐惧，自然会放弃带着肉体，甚至带着地球的远征，转向脑机接口和意识上传。

后者不仅更容易，对参与者而言也更舒适。一切顺利的话，你的意识可以无止境地沉浸在人造的 VR 仙境中，获得不限量供应的愉悦感，只要你愿意。

这届人类如此“平成废物”，自然会让一些观察者失望，转而寻求过去的好时光。

50 年前 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出的“土星 5 号”，它的吨位之重，即使今天也并没人超越。正相反，民营航天企业着眼于让航天器越变越小，最好还要做成可回收的。

TechCrunch 上的老愤青比格（John Biggs）就担心私营企业垄断了航天项目的运行，不能像公营机构一样，让全人类共同分享新科技带给我们的欢乐、危险，以及整体进步。[3]

“NASA 是按法律要求分享其研究成果的，这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庞然大物，他们是智慧主义和科学精神在黑暗时期的闪亮灯塔。以前，只是在 NASA 工作这件事本身，就对人有某种深刻意味。”

“我担心的是私营企业抽干了 NASA 的脑力，他们将所有的研究机构打包收购，还试图把一些业内精英困在短视的股权游戏里面。”

“他们在发射台上弄爆炸一枚火箭，我们幸灾乐祸。加州两个最富有的人，因为损失了一颗向地球发送广告的卫星而打架——这想法实在太可笑了。”

只是，NASA 是否能唤回雄心壮志，几乎全凭领袖的念头转变。特朗普上任以后，因为个人对气候问题的观点，大幅削减了 NASA 在地球科学方面的研究开支，但转头又大笔一挥追加 16 亿美元，要它重返月球。

所以，怀念那个年代的 NASA，其本质就是怀念造就了那个 NASA 的冷战格局。

登月成功是冷战的产物，它的背后是美苏不计成本的军备竞赛，和两国分别惨死在项目中的先烈。人类近代史上的历次科技革命，可以都算作热战或冷战的产物，是因为战争或备战催化而成的。

但绝不能由此得出只有战争威胁，才能推动科技大进步大繁荣的结论。这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

“以战养科”要不得

以前，因为要搞军备竞赛，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动员一切力量去攀登科学高峰，去研究攻关，就像青蒿素的发现，离不开全国 60 多个军地科研单位参加的浩大工程。

到现在，还有人觉得中国弄芯片，弄自主技术要关起门来搞，要全民动员，人海战术。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当年有过“成功案例”之后的一种路径依赖。

这样的景象给了我们一种错觉，就好像现在的科技水平，已经到了只要稍微再拼一拼，就还能再在一个封闭环境中点亮新的科技树的错觉。

我们甚至可能会推导出，只有每一次的战争和真实的安全威胁，才会激发起民族乃至全人类向死而生的愿望，甚至说战争才是促进人类科技发展的原动力。这种想法本末倒置，而且非常危险。

我们确实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狂飙突进”，不过因此预测未来也如此，是没有根据的。以原先的趋势预测未来走向，这当然是不科学的，不然你早就在股市赚大发了。

在信息技术疯狂爆炸的早几年，人们相信一个所有知识能融会贯通的“奇点”就在不远的前方。但另外一种可能是，我们已经接近进步阶梯的终点，可能会撞上一堵柔软的墙，并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突破它。

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变得异常脆弱，它传承的根基越来越缩小到少数专家和精英，细分到每个领域也许全球都只有几百或几千人懂得。对地球上的其他人来说，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早就成了天书，就算看到了也不懂。

即使是担负传承责任的精英，也主动的选择连他们都不懂的“黑盒”，例如深度学习。没有人能讲清楚神经网络的具体哪个节点起了作用，它却早已开始指挥和替代部分人类的劳动。

进入数字时代之后，人类所产生的信息数量呈指数级增长。这些信息如果以科技革命之前的介质来存储，比如写在纸上或刻在石板上，甚至是以 1950 年代的磁带和打孔纸带来存储，大概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些信息必须通过不断的备份和更换介质，才能避免损耗，否则会只保存短短的十几年就变得过时，不能被新的设备读取，或者直接损坏。

如果现在再来一场新的冷战，甚至热战，那么很大的可能是，不会再在人类现有的文明上面诞生多少新的黑科技，而是事后点算，发现摧毁了多得多的东西。

和平年代，科技向何处去？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见证了真实投下的原子弹之后，人类树立了和平与发展的信念，投入了全球化进程。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实践，就是科技进步不从对抗中来，而从合作中来的转变过程。

失去了被敌人追赶的动力，科学技术必须不断寻求新的自我定位，好在经济、社会的其它繁杂事项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1970 年，赞比亚修女 Mary Jucunda 给 NASA 的 Ernst Stuhlinger 博士写信问道：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Stuhlinger 博士在题为《为什么要探索宇宙》的回信中说，通过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建造、基础科学等方面的进展，太空探索获得的知识与技术可以转为民用，让同样的财政开销造福更多人。[4]

这实际上是以一种量入为出的社会契约，确定了现代科学探索的合法性：科学研究一定能为人类社会带来正收益，或者就算现在没什么用，以后终究会找到它的用处。它必须不断通过全人类的“绩效考核”。

实际上，多数前沿科学研究也确实履行了这一契约，技术进步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然而，现在的科学探索已经出现了后劲不足的迹象，人们开始担心它不能再履行“对社会有价值”的契约。

特别是，当上文提到的情况出现，即原本属于公有领域的太空探索被私有企业主垄断，技术成果只被极少数富豪分享，而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时候，技术进步就更不必然具备合法性。

事实上，过去十年正是硅谷和中关村等地的科技公司，经历口碑直线下降，对其友好的环境不复存在的过程。

回到 2014-15 年左右，那个时候中国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气氛，硅谷也一样打的火热，每个小公司出来，都带着颠覆世界的伟大目标，并得到全世界友善关爱的注视。

而现在，它们当中的一些倒掉了，剩下的成功壮大了起来，并且真正的改变了世界，实现了当年吹下的牛皮。讽刺的是，同一批媒体和舆论，此时调转风向，开始谴责起这些大公司，历数其对社会造成的各种不良影响，甚至动不动就喊着要分拆它们。

硅谷著名投资者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 Twitter 上发表了这一感悟之后，引起争议。有人回他：“你不懂‘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吗？”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