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袁世凯把天下为公的碟子打烂

《走向共和》里的袁世凯是个不折不扣的投机主义者，但纵观其政治生涯，仿佛开了挂，尤其实行宪政后如日中天。

这其中自然离不开李鸿章、荣禄、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的推荐。

但是，他一个科举功名都没有的人，亦非皇族亲贵，却不断获实干派“贵人”相助，恐怕远远不是一个运气好就能解释了的。

看到确定“预备准备年限”一幕时，我找到了答案。

1.“只有她高兴了，整个国家才能高高兴兴的。”

当时，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准备实行宪政。新派官员和宪政专家们无不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在何时开始的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有人提出要有准备期。那准备期多长合适？

有人说2年，有人说4年，最后慈禧赞同的是袁世凯提出的12年。

这个12年颇有深意。袁世凯对此有一套官方说辞，但真实原因其实是，他通过慈禧当着他和光绪皇帝的面摔钟的举动，窥探到了慈禧依然旺盛的权力欲。

宪政是非实行不可的，但死前让她放权也是很难的。

慈禧时年71，按照 “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的说法，最多还能活13年。12年就是这么来的。

他对宪政专家杨度说，“只有她高兴了，整个国家才能高高兴兴的。”

果然，慈禧非常满意，认为他“非常贴心”。袁由此成为宪政准备团里唯一的外臣（其他均为王公亲贵），而其拟定的“新官制”也得以顺利推进。

在很多人眼里，袁世凯此举似乎很有跪舔皇权之嫌 ，通过揣度上级心思寻求上位也是很多职场人所鄙视的。

但换个角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非如此不能取得最高掌权者的认可。若没有最高掌权者的认可，再好的事也寸步难行。

后来的新政和戊戌年间的很多措施非常像，慈禧对此也意识到了。为什么戊戌变法就失败了呢？

失败的原因首先并在内容，而在做事的节奏、方式方法，步子迈得太大，引起实权派的不信任。

一味逞强对立，只会把实干派挤出权力中心，于实务开展毫无益处。

不仅袁世凯，李鸿章他们也是一样的思路。他们和慈禧的关系都非常亲密。张之洞一方封疆大吏，和慈禧两年没见，见了面俩人对坐而哭，姐弟俩似的。

对他们，历史虽有争议，但无不认同都是于国于民有贡献的实干家。

而他们的成功，归根到底有个共性，即深刻认识到：想要成事，能力是基础，而最紧要的，是取得上级信任和支持。

这条职场定律，亘古未变。

2.所谓靠谱，核心就是使上级放心。

对职场来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更是给赢得上级信任的人。

每个人潜意识里都在寻求安全感，或说是确定性。

专栏《硅谷来信》中讲过一个故事。

一位医生曾经和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斯坦福医学院的知名教授聊过，名医和一般的好医生有什么不同。

这些人给他的答案很一致：名医和一般好医生并不是前者能治好、后者治不好的却别；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的治疗效果是可以预期的，是稳定的。因此，病人找他们放心。

某种意义来说，可预期的，稳定的，确定的，就是放心的。

管理者对安全感或说确定性的渴望，比普通员工只会更强烈。

每一条任务链中，基层员工处于最末端，各级管理者依次接近前段，越是最前段的人，对任务链的形态结构、进展结果等具体情况越不了解，而主要依赖于后端人员的执行和汇报。

而对越靠近后端人员来说，任何宏伟计划，在他眼里不过是工作，按部就班做就是了。对前端人员来说，那就不一样了，是宏伟梦想，或事关全局长远。

剧中慈禧公然向十国下战书。是谁给了她底气？

正是大沽炮台将领传来的“捷报”，胜利让她认识到清朝有能力自卫反击，不比列国差，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做出了抗争决定。

只是，“大沽炮台”的胜利是下属谎报军情而已，慈禧据此作出的决策必然悲剧。于是有了狼狈弃城而逃。

可见，没有靠谱的下属就没有目标的完成，更没有英明的决策。

为此，对任务链后端人员的选择必然是慎重的。要业务能力过硬、协调能力良好，要认可他的理念设计、领会他的战略意图，要能保证计划完美落地……

简而言之，要是一个事情交给他自己可以放心的人。用流行的话说就是，靠谱。

“股神”巴菲特曾说：“靠谱，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

所谓靠谱，核心只有一句话，就是使上级放心。

3.领导眼里的靠谱：过程可控性和结果可控性

从管理学角度来说，领导的“放心”是靠以下两点来保证实现的：过程可控性和结果可控性。

李鸿章在剧里有句台词，有人弹劾他包庇下属邓世昌，他说，“我不用自己的人，难道要用一些总是反对我和我唱对台戏的人吗？”

和自己理念、步调一致，是领导眼里最基本的靠谱。

他办事，领导放心，正是袁世凯不断成功的内在逻辑。

其实，李鸿章也好，荣禄也罢，绝非不知其人投机，但还是选择相助。

荣禄死前袁世凯端茶擦洗殷勤侍奉，然而荣禄洞若观火，“什么山啊海啊恩啊情啊，娘们说的话。”袁无比沉痛，“中堂不信？”“我该信吗？”荣禄反问。但最后还是给他指明了新的领路人，---庆王爷。

这是为什么呢？

据某史料记载，李鸿章临终前曾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遗言，虽考证未必存在。但李鸿章去世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非袁莫属”却也是事实。

这就是答案了。

李鸿章、荣禄等上级，终归是“谋国”而非谋个人权势欲望，为清朝强盛计，必然要选择有能力有意愿成事的人，除了袁世凯，还有谁可堪大任？

论执行力，他练兵非常有效，北洋军的战斗力是非常强劲的，八旗和革命军在北洋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即使到了校长北伐的时候，北洋军依然具有相当的战斗力。

搞洋务，推新政……“搞的全是拳拳到肉的实在事。”他这个没有科举功名的人，不仅人情练达，而且不惧新事物。每一项挑战都迎难而上，开展的有声有色。

论计谋，他能在李鸿章、荣禄、刘坤一、张之洞、庆王之间左右逢源，慈禧对他也是赏爱有加，绝非常人。

每次危机关头，他逢凶化吉，固然有贵人相助，更和他敏锐的反应力，滴水不漏的口才有关，所谓自助者天助。

论人际交往，他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与人交往，既有人情笼络的怀柔手段，也有不讲情面的霹雳手段，恩威并施，刚柔并济。且善于调教下属，发掘其长处。

上能和贵族打交道，下能和凡夫走卒打成一片，笼络得了文人，驾驭得了武夫。

水平堪比三国曹操。

这种人，领导不喜欢才怪！

这种人，事业不成功才怪！

他一度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出色的业务能力，而是全方位的靠谱。

但曹操到死，只敢做九锡的魏公，不敢有妄想。他呢，却被自己的儿子坑了，---编假报纸刊载“民意”，一失足成千古恨，做了很不靠谱的事。

不过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