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王强的演讲(新东方王强的妻子是谁)

当新世纪的曙光来临时，新东方正陷入成立以来最大的困局。

这个困局并非存在于外部，而是存在于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三人的内心。

新东方的业务发展蒸蒸日上，但是，三人再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

事情的起因是新业务的拓展。按照原来的格局，三人各管一摊，并无矛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新的业务机会摆在新东方面前，这些香喷喷的蛋糕，应该由谁来吃，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例如，电脑培训业务蓬勃发展，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搞，但是谁来负责？新东方的图书出版业务也势在必行，又该由谁来领衔？

刚开始，大家还能接受主导者占项目股份60%，其他人分另外40%的方案，王强管了电脑培训，俞敏洪管了图书出版。但是，随着类似的项目越来越多，事情就全乱了套，相互之间的矛盾剧增。

俞敏洪想到了请管理咨询公司来解决。在朋友介绍下，他请来了和君咨询的创始人王明夫。王明夫提出，你们为何不上市？

一语惊醒梦中人。俞敏洪等人一合计，要解决这些矛盾，上市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一致同意上市。

上市就需要先建立公司结构以及现代管理制度。这就涉及到三个关键问题：谁应该占多少股，谁该居什么位，家族成员如何处理。

当时，由于俞敏洪无法阻止李八妹的影响，他的姐夫，以及杨桂青的姐姐姐夫等人也在新东方担任要职。而其他几个合伙人（除徐小平和王强外，新东方还吸收了几个另外的合伙人），也都有样学样，最后形成了新东方内部“四大家族”。

王强和徐小平一直都把家族和事业分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亲戚在新东方，就连王强的弟弟找不到工作，王强也坚决不许他来新东方。但越是这样，他们眼里就越是容不得沙子，要求必须清理家族成员。

但对俞敏洪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他和李八妹提过，李八妹立马一跳八丈高，把墙上挂着的新东方营业证书拿下来就要撕，说是：“这个证是我领回来的，现在我把它撕掉，大家都不干了，回农村。”

可想而知，免不了又是一场俞敏洪下跪的闹剧。

王强非常绝望，他给俞敏洪写了一封信，历数两人的感情、自己的委屈，以及双方共同的梦想，王强提出，他不愿意为一个家族企业而奉献终生，因此就此辞职。

王强的信写时热泪盈眶，读时荡气回肠，他想象着俞敏洪一定也会读得荡气回肠，热泪盈眶。于是就让助理送给俞敏洪，并特地让俞敏洪的助理写签收条，确保俞敏洪看到。

王强在办公室等了两个小时。俞敏洪的助理来了，说俞老师管王强要公章（当时新东方的公章归王强管）。王强立马就懵了，心想我写了这么令人感动的信给你，而你却这么对我。他越想越心酸，一拍桌子就走了，一边走一边委屈地想，我要回美国，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而实际上，俞敏洪当时根本就没有读到信，只是因为其他事情要盖章，结果造成了一个大乌龙。读到信以后才发现，大错已经酿成。

当晚，新东方在翠宫饭店紧急召开董事会。王强站起来发言，说“我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新东方，对新东方有感情。俞敏洪你是founding father（新东方之父），我们至少也是叔叔，有这种感情在。你不能这样对我们……”

说着说着，王强就落泪了，心里觉得特别委屈，但又心想，只要俞敏洪说一句，你别走了，我就会留下来。

结果，还没等俞敏洪开口，徐小平等人就纷纷响应王强，嚷嚷着，“我也走了，我也走了。”大家哭成一团。

俞敏洪哭着说，既然你们这么难受，那我也走。

众人哭着说，你是创始人和负责人，你能往哪走？

最后大家哭闹了半夜，又都不走了。这个会一直开到凌晨五点才结束，走出会场时，每个人都感觉，一个新的新东方诞生了。

俞敏洪立下军令状，说哪怕老妈半年不给我做饭，老婆半年不让我上床，这件事也非做不可。

后来，俞敏洪的姐夫不想让俞敏洪太为难，主动要求退出，并劝说李八妹考虑考虑俞敏洪的处境。李八妹也认识到，两方面都不退步，最受折磨的是俞敏洪。于是老太太口气也渐渐软了。

老太太一松口，事情就好办。最后，新东方董事会以同意李八妹承包新东方食堂为条件，换取了俞敏洪家庭成员的退出。虽然俞敏洪偷偷给两边的姐夫都补了很多钱，但姐姐为此生了很长时间的气。

俞家人一退出，其他合伙人的家庭成员自然就跟着退出了。于是就剩下分金银和排座次的事。

分金银的事又是一通争吵。俞敏洪主动提出，我只要45%。但王明夫建议他占大股，以免留下被小股东联合干掉的风险。

最后决定，新东方折算为一亿股，俞敏洪个人拿45%，另外代持10%，留给后来人。徐小平和王强各占10%，其他8个股东占0.5%、2%、3%不等。

股份制以后，氛围马上不一样。本来，当时公司只有俞敏洪一个人有车，就是为了迎接徐小平而买的帕萨特。其他人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但是股份制会议后，第一个会议就是讨论，11个董事会成员，应该每人配一辆车，于是统一买了10辆桑塔纳。

但接着又出了问题。

按照以前的分配原则，各人管的一摊是属于个人赚的钱，交完费用之后，自己拎回去。现在如果要上市，必须得造利润，就要全部留在公司。于是一下子，除了俞敏洪以外，所有人心里就不踏实。

尤其是，当时新东方学校的法人还是俞敏洪，由于政策限制，新成立的股份公司没办法把学校装进去，等于是个空壳。大家觉得俞敏洪把所有权力收回去了，大家分的只是一个空壳，就组成了小股东联盟，和俞敏洪斗争。

但是大家斗来都去，每个人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俞敏洪也不知道该给大家什么。而且，知识分子的臭毛病，是想要利益又不愿明说，董事会上吵架，动不动就是“你就是个骗子”、“你伤害了我的感情”，然后一会又黑格尔、尼采、亚里斯多德都出来了。

和君咨询的人觉得这群疯子简直不可理喻，连咨询费都不要，就放弃项目撤走了。

俞敏洪等人认为，找国外的咨询公司会不会好一点，于是又花100万，把普华永道请过来。普华永道的人搞了三个月，也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商业理性，拿了50万首付款，余款都不要，也跑掉了。

一群人只能又吵得天翻地覆。一会儿徐小平被赶出董事会，一会俞敏洪又被剥夺董事长和总裁的位置，不许参加总裁办公会和校长办公会。

至此，兄弟之间，都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从前的亲密无间，早已烟消云散。虽然他们还会一起喝酒说笑，一起做演讲并在台上互相调侃，显得感情非常好，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

哪怕是最善良的人、最伟大的理想、最纯真的友谊，在利益面前，都是如此脆弱，如此丑陋不堪。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

好在，当时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让大家保住了最后的颜面。

2000年，知名记者卢跃刚受邀为新东方写一本传记。俞敏洪等人的本意，是写一本宣扬新东方的作品。虽然卢跃刚提出，我是客观写作，是好是坏都会秉笔直书，但当时俞敏洪等人都非常自信地认为，随便你写，反正我们都是好的。

没想到，卢跃刚一进场调研，就遇到了兄弟阋墙的故事。作为写作者，卢跃刚大为兴奋，而被写者则万分尴尬。

但卢跃刚发挥了所有人都没想到过的作用。由于独立第三方的超然地位和调研者的身份，他成了所有人的倾诉对象和传话渠道。俞敏洪等人之间不想直接说的话，都通过卢跃刚来传达，避免了尴尬，并留下了转圜的余地。

同时，哪怕是争吵到最激烈的时候，大家看到卢跃刚正在旁边一丝不苟地做着记录，于是心里都悚然存着对“史笔”的敬畏，哪怕是再注重自己的利益的人，都不敢突破底线胡乱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