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宁思：我是媒体人，也是译者

吕宁思，1955年生于沈阳，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著作的中文译者，凤凰卫视资讯台执行总编辑。当过海军、陆军，先后在上海复旦、华东师范大学和澳洲悉尼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修历史、俄罗斯文学和亚洲研究。

印 象

媒体人特有的

敏感带他进入文学世界

就在听到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予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同时，我也看到了这样一则微博：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恭喜阿列克谢耶维奇！其中还有两本该作者已被翻译出版的中文图书封面图，一本较旧的书名是《战争中没有女性》，另一本新的叫《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两本间隔三十年先后出版的书，译者都是一个人――吕宁思！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让他有这样的预见性？他对这位作家有什么样的理解，对她的作品又有什么样的解读？这些都是我想了解、想知道的问题。“再采访他一次！”这个念头跳出来的时候，我就给吕宁思先生发了邮件。

就在等待吕先生回复的时候，关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相关新闻报道也开始多了起来，有媒体采访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主任、俄罗斯文学专家张冰时，她就说：这位女作家把纪实文学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高度，但翻译起来却并非易事，“她的作品文字极富魅力，同时有着很强的‘断片’性质，这就要求译者理解原作者的创作语境，也要具有广博的知识。”

她的话让我想起吕宁思曾经的人生经历，记得那时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告诉我，“很小的时候人家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我就说要当记者。可上小学时正赶上‘红色风暴’，不到17岁就当了兵，学起了俄语。恢复高考时本来想进英语系，却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了，接下来又读了俄罗斯文学研究生。直到1983年，上海召开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我才从解放军文艺社被借调到《解放军报》当了一段临时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又去了澳大利亚，还风风光光地当上了那里第一份中国留学生办的报纸的总编，也和朋友一起，边主持广播节目，边玩玩电视。1996年香港回归前，我又到香港做电视，而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开播，才让我找到了最理想的当一名记者的平台。”

所以我猜想，他会早在三十年前就选择翻译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就是对记者这份职业的尊敬和热爱吧。

几个小时后，我收到了吕先生的回复，先是说正在出差中，又签约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另一部书的翻译工作，很忙，没有安排接受采访的时间。然后又说，如果有问题可以用邮件的方式发过去，他会尽量抽时间捡重点答复。于是，时空都不再是个问题。间隔十年，我们这张报纸又有了对吕宁思先生关于文学、关于翻译、关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及其作品的采访。

阿列克谢耶维奇

获诺贝尔文学奖实至名归

记者：几年前采访您，您刚刚出版了《新闻总监手记》，那时以为您只是一位优秀的新闻人，没想到早在三十年前您就已经有译作问世，而且就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者的书。您和阿列克谢耶维奇有过接触吗？

吕宁思：接触过，她一直很期待听到中国读者的声音。她得奖的当天，我也是以最快的速度给她发去了贺电。

记者：有人说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阿列克谢耶维奇，文学方面的原因相对弱一点，其他方面的理由多一点，您对这种声音如何评判？

吕宁思：诺贝尔文学奖一向注重文学概念上的创新，我认为它的评判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创作手法，一是精神内核，一是现实批判。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在这三点上都具备了。我是觉得她获奖是实至名归的，是恰如其分的。特别是在当下这个时代，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不应该停止对战争的反思。诺奖授予一个对战争有深刻描述的作家，显然有着特别的意义。我觉得她也是排队排了很多年，这次获奖应该说和时间背景也有些牵连，因为今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所以我以前也一直认为在这个时候，从时间意义上来讲，她这次获奖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了。

记者：您如何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呈现的内心世界？

吕宁思：这位女作家生活在前苏联时代，她们那一代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自己的民族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非常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家乡，同时她们在当时那样一种权威时代，受到政治和精神上的一种管制，很矛盾的。通常在类似这样矛盾和痛苦的思考当中，才能产出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作家。我觉得一个文学家，有时候不完全是一种社会的人，而应该是个性的人。前苏联有一百多万名女兵，记者也很多，并不是记者和女兵的身份决定了她去写这些作品，而是由于她个人对于社会的敏感。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够这样，也不是所有的女兵都能够这样。因为她是一个女兵，也是一个社会的人，所以她在她自己的现实当中写出了这样的作品。

记者：她的作品是偏口语化的，主要内容都是访谈实录，在您看来这种访谈中的文学性如何体现？

吕宁思：她的手法就是当事者口述，很多细节，很惊心动魄，就好像她在用录音机放给你听。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以畅销书取胜，也不是以情节取胜，这种长篇小说势必要体现它自己深刻的意义。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有的时候会流于某种古板，但如果仔细回味，你会发现它充满了人生的苦涩。包括俄罗斯的电影，特别沉重，也可以看到民族性格的不一样。中国现在很多文人的思想随着国家的情境而改变，他们实际上没有俄罗斯作家那么深的痛苦和自我矛盾。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是有的，但总体来讲与俄罗斯作家的那种思考者是不一样的。

从创作手法上来说，她创作了一个非虚构式的、纪实文学的手法，她这几本书都有这样的特点；在意念和精神道德上，她追求深挖人性当中的精神痛苦和不完美当中的一种和谐；对于战争，她完全跳出正义、非正义的争论，纯粹写战争中的人性，写战争中人的软弱和痛苦，同情和善良，也写人的不屈不挠和求生的欲望。

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属于非虚构范畴，对于文学呈现和挖掘人性这一点，您认为非虚构作品与虚构的小说相比，是否更具有冲击力？

吕宁思：我想是这样的，实际上文学家和一般的人应该不一样，就好像一个神父应该和一个世人不一样，在写作的时候他应该超脱一些客观的现实。但是文学又是来自于现实的，所以我觉得创作文学，对作家本身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思考。

一本讲述真相、痛苦的书

记者：您在三十年前是如发现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作家的？

吕宁思：三十年前，我偶然翻阅当时苏联的《十月》文学杂志，读到《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立刻被这部作品的标题和内容所吸引。《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第一部作品，我认为这本书中蕴含着很大的潜力，于是匆匆翻译了刚刚出炉的此书第一版。

记者：您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

吕宁思：我早年当过兵，本科在复旦大学读历史，又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了俄罗斯文学研究生专业，毕业后在新闻界辗转数十载。读到同样是记者兼军事作家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不免感同身受，我的品味、思考模式、人生感受，甚至感动点，都与她的作品有一种契合。

这是一本痛苦的书，也是一本讲述真相的书。在阅读原文并译至中文的过程中，我屡屡被其中触目惊心的内容和人性细节所震撼、所感动，甚至为之而难抑泪水。我们小时候读过“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展示的是千千万万个卓雅，普普通通的卓雅，千姿百态的卓雅。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男女，默默无名的小人物，以巨大牺牲和惨痛付出，从纳粹的钢铁履带下拯救了苏联。

她写到了战争初期苏军的溃败，她认为这并不是这个民族的失败，而是领导者的失败；最终这个民族付出了很多很多的牺牲后取得胜利，她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胜利。在作品中，她既想把很深的民族性用一种很尊重、很爱戴的眼光去看待，同时也批判了社会现实。

记者：翻译的过程中您会本着什么样的原则？在语言、文化和表达上有没有些让您感觉不太好把握的地方？

吕宁思：尽管我算是熟读俄文，但翻译这本书的难度还是很大。一开始读到这本书很激动，但每每敲打中文，却有点不知道该从何着笔。就好比你听到了一句话，想转达给别人听，但用什么方式转达才能引起对方的兴趣？很困难。翻译这本书的那段时间，我做完直播节目《总编辑时间》后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给自己制定了工作计划，每晚的翻译时间从夜里12点到两点。

翻译完全尊重原著，而既保证尊重原文，又要出彩，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她这本书都是片段性的文字，没有一个贯穿整体的故事情节，翻译不好会让人觉得平实和古板。书里一个词的意涵，往往在中文词汇里没有直接的对应，却有十种近似的意境，这个时候不能创造，只能在十个解释中找一个最贴合原意的解释。面对翻译难度如此之大的文学作品，我已尽力了。

记者：2013年这本书的修订版问世，与第一版有哪些差别？

吕宁思：我发现其实修订版几乎可以说是作家的重新创作，增加了很多内容，比如战争的残酷，战争中的女兵感情和男女关系，更有很多篇幅是作者本人忏悔录式的思索。

新闻行业的一名“老兵”

记者和军人要有同样的献身精神

记者：在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您最初是想做记者，还是想做军人？

吕宁思：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当记者，可是偏偏17岁就当了兵，又学了俄语。到恢复高考时，本来是想考英语系，却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接下来又读了俄罗斯文学研究生。1996年我到香港做电视，后来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才让我找到了理想的平台。刚到凤凰卫视的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采编部，我的职位是采编部副总监，兼一个“新闻今日谈”的主持，我和阮次山先生搭档。

我的从军经历不过是一段当“和平兵”的历程，可是自当兵那天起，的确是准备打仗的，几十年下来，有一个基本的人生概念：时刻准备着。吃传媒饭的二十多年里，我始终以军人和记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自己，也常常这样告诫年轻的同事。我们要逼着记者冲上去，因为那是千钧一发，或者是百年不遇，冲不上去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可能就永远留下遗憾。

记者：您是媒体人，同时也是军人出身，一文一武，当初这两个身份转换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吗？

吕宁思：我是记者，也是当过兵的记者。在我看来，记者和军人之间本身就有着天然的相通性和联系――不论是战争、灾难，还是其他热点地区，总是记者和战士勇往直前，前赴后继；他们一样都要进入陌生地区、艰苦地区和局势不明的地区，需要立即进入状态、取得成果；他们也都常常会打败仗，但必须屡败屡战，孤军作战；他们总是在突发事件出现之后，打起背包立即出发，没有时间准备，随时到位。记者和军人要有同样的献身精神。

记者：您也可以说是新闻界的一位“老兵”了，在您看来“老兵”有哪些特质？

吕宁思：我老板刘长乐向别人介绍我时，一般只说五个字：“宁思，我军的！”我觉得，这不仅是说我是军人出身，当过兵，而且我在凤凰卫视的职业状态，也是这两个字：老兵。我特别喜欢“老兵”这词，在人类文明世界的所有语言中，从拉丁文、斯堪的那维亚文到斯拉夫文，“老兵”这个词的含义和书写，甚至发音都是完全相同的，它的意思是老兵、老手、老练者、老辣深谋，善于理解上司意图，精于独立作战而又服从指挥，忠于职守。

记者：您说过，有多少人想当记者，就有多少种当记者的方式。那么现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记者如何才能体现出专业性？

吕宁思：职业记者最重要的还是对新闻的“发烧”热情――你要做新闻，首先要看新闻，追踪新闻，应该是“新闻发烧友”，对八卦传言、小道消息一律热情洋溢紧追不舍，要有好奇心，打破砂锅问到底。拿我个人来讲，我在2000年加入凤凰卫视，后来我几乎做遍了凤凰卫视所有时事节目的主持人或评论员。2005年，我主持的《总编辑时间》开播，梳理、剖析每天的要闻重点，让观众能迅速把握住这一天的关键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从内容准备到主持节目，都是我一个人。我们的节目是由传统媒体制作的、智能型的新闻评论类节目，但是，我们在新媒体领域也同样赢得了共鸣。无论是网络关注度、微博提及量，还是网上的视频点击量，《总编辑时间》均名列我们信息台节目榜前茅，我想这也体现了一种专业精神。

吕宁思说  

阿列克谢耶维奇与《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生于苏联斯坦尼斯拉夫(现为乌克兰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父母二人都是乡村教师，后来举家迁往白俄罗斯。她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

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了以《乌托邦的声音》命名的编年史式纪实文学系列，包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在内的五部作品。她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政治音律的长篇忏悔录，小人物在其中亲身讲述自己的命运，从小历史中构建出大历史。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被译成多达35种语言，《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俄语版销量超过两百万册。她的作品还成为全球数百部电影、戏剧和广播节目的素材。她获得过多项国际奖项，包括瑞典笔会为表扬她的勇气与尊严而颁发的特别奖、德国莱比锡图书奖、法国国家电台“世界见证人”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她是当代世界文坛最有实力的女作家，2013年、2014年连续进入诺奖最终决选提名，是近年来诺奖获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

她获奖我并不感到很意外。就在当天，我给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了一封贺信：亲爱的斯维特兰娜，我很高兴看到您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我等待这一刻很长一段时间了。祝贺您！作为一个中国译者，能翻译您的作品，是我很大的荣耀！中国的读者会阅读您更多的作品，对您作品中体现的深刻的人性洞察，有更多的了解！

关于这本书的俄语书名，不论从文学色彩还是实际概念，我都想把它翻译为“战争中没有女性”，这虽然是简单的短句，但含义深邃而深远。当年的中译本书名《战争中没有女性》曾引发过热心人的讨论，有人认为应该按照原题直译为“战争中没有女人面孔”，也有人认为应该按照内容译为“战争中的女人”，还有中国作家据此创造出“战争让女人走开”等富有情感诗意的作品题目。但是我本人还是认为“战争中没有女性”是最合适的原意传达。此书固然写的是战争中的女性，但通过本书立意、主人公故事到现实气氛，却是告诉人们：当女性陷入战争烽火后，不但她们的穿着发型、行为举止，就连性格脾气乃至于从外表到生理特征都发生了变化，这正是战争对于女性最残酷的影响。所以，这本描写战争中的女人的作品，恰恰独一无二地使用了“战争中没有女性”这样的强烈反差的题目，这应该是作者有意而为之。三十年过去了，这个独特的句式已经家喻户晓，而且扬名国际。女性在战争中的特殊作用特别是特殊感觉，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上网点击这个句式，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战场上的女兵形象便蜂拥而出。

这些女兵眼里的战争与男人们的描述截然不同。今天再读《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可以称之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最具代表性、最感人、最催泪的重磅作品。在那场灾难性的战争过去70周年之际，我来到红场，亲眼看到本书所写过的那些情景：佩戴勋章的老兵(或者他们的后代)，打出原来部队的番号标牌，极力维系在血与火中建立的感情纽带。可惜，由于岁月之河的无情流淌与冲刷，聚集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