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口号(大明为何叫丰臣秀吉为平秀吉)

你可以选择相信明代的中国人和明廷自大傲慢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姓什么，觉得他们分不清日本的那套系统，虽然姓氏有区区别明明是中国的东西，但是研习古文的古代中国人不知道。

比如秦始皇，嬴姓赵氏。

一个认为明人自大的证据，明人认为日本侵朝是为了求贡为藩属，这其实不是明朝人的自大，而是日本人自己的说辞。这话是小西行长在平壤战败之前跟沈惟敬交涉时自己的提法。

壬辰援朝战争之前，明廷的情报系统就开始运转，仅仅兵部就有徐一贯、夏时、黄迎阳等多人前往朝鲜进行侦探，沈惟敬也是其中一员。

平秀吉这个名字是明人早就知道的共识，看朝鲜人自己的《宣宗实录》，沈惟敬在六月二十九日到达鸭绿江南义州的朝鲜国王行在，他当时同朝鲜大臣吴亿岭交流时自称认识对马岛的平义智（宗义智）、平秀吉。可见平秀吉这个名字是明人早就知道的，而且朝鲜跟日本通过对马岛交流的情况，明人也是知情的，不然如何点名要见宗义智？[1]

所以丰臣秀吉为平秀吉，本来就是壬辰战前明人的通识，至于这个通识是如何构建的，则无法脱离后面的一个团体，我们后面再说。

我们视野重新回到沈惟敬。

沈惟敬带着家丁六人于八月十八日继续上路。在八月二十九日面见小西行长，双方在平壤城北的降福山下对谈[2]。其中小西行长曾经投书给沈惟敬，书中自称因为求贡于南不成，而只能取道朝鲜，中间又为朝鲜所杀，所以为求贡而征朝鲜。

这本来就是小西行长的说辞，他主导外交之下，官面上自然以他的说辞为准，明人固然不信，但这也是最官方的解释。

而沈惟敬在对日交涉之时，也曾经找日本人刺探军情。诸位以为日本人那套姓氏苗字官职之类的东西，他们自己人能鼓捣明白吗？

沈惟敬曾经在斧山询问过倭兵，询问过辽军第一次进入平壤败退以及平壤城之中的守将，而倭兵自己都不知道大头目们的名字，只知道职务名称，即高山、大村、五岛、平户松浦、小西德寺，小西即为大将。[3]

对，可能有朋友问，这些不都是苗字吗，怎么成了职务名称了？

这份记录的来源是朝鲜王朝的官文往来，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

沈惟敬与小西行长，乃至明人与日本人，朝鲜人与日本人交流时是怎么交流的。

也是我想引入的主题。

小西行长为豪商之子，并不精通汉学，至于其他日本参战大名，他们往往十二三岁便元服，而后经历战火，接受的教育相当有限，所以依赖的主要是日本的一个特殊群体。

和尚，特别是禅宗和尚。

侵朝日军之中的外交往来，行文公务，甚至厘定税率等等工作，都主要通过和尚来完成。这个历史事实在后来的影视作品乃至你看到的种种记录中其实都被有意无意的漠视了。

如日本临济宗的景辙玄苏，玄苏就参与到了对马宗氏，小西行长的对明、对朝交涉。明琳跟随锅岛直茂、鼎虎跟随毛利辉元、日莲宗的日真负责加藤清正等等。

因为日本佛教的根基在中国，所以这些僧人往往有儒学、历史、文学知识，明琳就是九州龙造寺家兴起的泰长院一脉，泰长院也是龙造寺家的菩提寺。

太原雪斋在今川家的角色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日本战国之中普遍性的。

然后转回来，为什么明朝记载之中日本人动不动就是“平XX”“丰臣XX”呢？

因为当时的日本人就是这么自称的。

如明琳为毛利吉成所撰写的榜文“日本差来使臣丰臣吉成报”的榜文，末尾署名就是“丰臣吉成”。

毛利吉成就是在大阪冬之阵活跃的毛利胜永之父，此时的毛利吉成就自称“丰臣吉成”。

同样，在和谈时期，明琳为日方书写了大量的往来文书，主要联系朝鲜方面，其中日方的自称都跟我们的认知不同。

如锅岛直茂在文书之中的落款就是“丰臣直茂”，成富茂安（龙造寺隆信小姓，锅岛家臣）在文书中的落款居然有两个，一个是”丰茂守““丰臣茂守”，柳川调信（对马宗家家臣，曾经作为副使前往朝鲜，德川幕府时期还闹过另外一件事，就是对马宗氏擅自改称谓的问题，这里就不写了）的落款也是丰臣调信。

这里面不庄重到了什么程度呢？

成富茂安的那个“丰臣茂守”是他的自称，但是朝鲜官员跟他文字往来的时候略写为“丰茂守”，明琳跟成富茂安就这么认下来了，然后自己的落款也就改为丰茂守了。

而且在日方的来往行文之中，是个人都姓丰臣，甚至小西行长交给明朝的册封榜单之中，著名的越后上杉家上杉景胜也是丰臣景胜。

所以这是谁的问题？

猴子的问题，因为丰臣秀吉活着的时候有过大规模赐姓活动，上杉景胜赐姓丰臣不说，爱的战士直江兼续也是丰臣兼续。

有人说中国人妄自尊大，明人傲慢无知，殊不知是自己知道的太少。

所以明朝那么多平XX，平秀吉很奇怪吗？既然平秀吉就是丰臣秀吉，那剩下的自然也就是平XX了。

锅岛直茂自称丰臣直茂的时候，非要说情报工作不到位，肯定是有失偏颇的。

如果看到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之后，顺手册封的一大堆日本大名，从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到小西行长他们雨露均沾，可加藤清正啥也没捞到。

你是觉得这事是小西行长和石田三成他们恶心人呢？还是觉得明朝工作疏忽，连加藤清正是谁都不知道？

十六世纪末的日本不是今日的日本，不要拿今日的中日关系，中韩关系去映射十六世纪末的明国，就好比如今的那座耳冢，本来就是丰臣秀吉自己丧心病狂，在文书“高丽国之军中御壁书之事”中对日本大名的直接要求，让他们将“斩断的尸首，老少男女僧俗不限，所有尸首带回日本”这种莫名其妙的命令。

这就是对朝鲜百姓的疯狂屠杀，根据日将家书推算，耳冢内的耳鼻大概有十万上下[4]，在中文互联网上非要以讹传讹变成明军战败的铁证。

试想其中哪怕有三成来自明军，加藤清正还至于守在釜山附近东望日本海吗？

妄自尊大是有病，拿着今天自己的不是非要证明前人的不行同样是一种病。

明天再挑时间写下这些日本僧侣的汉学水平到底是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