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经典语录日文版(村上春树：日文版《麦田里的守望者》译后记)

（接前篇）

如今《麦田里的守望者》已成文学经典，但我们眼前的现象却有点儿奇妙（或许也谈不上奇妙）——关于《麦田》的评价是褒贬参半的。《纽约时报·书评》的詹姆士·斯坦因的评价带着几分戏谑，相当不留情面，他说：“塞林格本来就是短篇小说家。他非常了解怎么去写孩子的故事。但是这次写得太长了点儿，故事啰嗦。应该把吐槽那些垃圾人还有垃圾学校的段落删掉，不然看着真有点闹心了。”这段“打脸评论”后来非常出名，经常被各方引以为例。

而次日《纽约时报》正刊上登载的《麦田》评论文章，则像是要弥补昨日的言论，展示出了相当的善意。（《纽约时报》经常这么干）评论者说：“霍尔顿的故事，是霍尔顿用他独特的，绝妙的语言讲出来的。这是部出色的杰作。尤其是菲比这个人物的设计，非常完美。”

同一天发售的杂志《时报》上刊登的书评也是正面的：“继林·拉德纳之后的讽刺杰作，深藏痛苦的同时，幽默得云淡风轻。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就是让读者认识了J.D.塞林格这样一位作家。塞林格毫无故作姿态，他真真正正理解少年的心。”

《新共和》杂志的评价褒贬参半：“作品写得富于技巧，但塞林格这样有天分的作家，理应写出更深刻的东西来。说实话，令人失望。”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评价很严厉：“这本书从任何角度看都不应该给孩子看。无法相信一个爱护孩子的人会写出这样的小说来。”

《大西洋月刊》评说：“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写作技巧炉火纯青。”

美国《国家》杂志则说：“读罢此书，深感无聊。”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书评称（书评人为女性）：“拜近来发表的战争小说所赐，我们对污秽的言语和场面已经免疫。但是，现在这些言辞从需要被保护的未成年人口中说出，莫名使人忧心。的确，那一个个字眼，确实像是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会使用的词汇，但它们反复出现不断累积，听上去就十分离谱了。”

英国《旁观者》杂志的书评说：“知性、诙谐、透彻，引人共鸣。但如果要实现作者原本的写作意图，小说的构架则显得过于松散了。”

8月，《纽约客》刊载了一篇长书评，表示了褒扬之意。书评人S.N.巴曼对霍尔顿的妹妹菲比评价道：“纵观历史上的小说，没有哪一部能塑造出如此生动美好的儿童形象……在抒写少年心事的作品中，也没有哪部像《麦田》这样独树一帜，充满了速度感。这部作品完全击中了我的心。”

《芝加哥星期日论坛》报的书评：“这是一部以16岁少年为主人公的小说，敏感而不至于多愁善感，戏剧性而不至于狗血，坦率而不至于直白露骨。”

尽管文坛上对《麦田》的评价褒贬参半，但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到大众读者的判断。普通人对这本书兴致勃勃，愉快地接纳了它。出版当年1951年7月就加印了5次，8月加印3次，9月加印2次。《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停留了30周，最高达到第4名。假如知道了那之后令人吃惊的销量，这些都还只是个前奏。（《麦田》的爆火，其实要到1960年代），基本上没什么名气的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就能火爆到如此程度，着实是极罕见的案列。

当时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From Here to Eternity)、尼古拉斯·门萨拉德的《怒海》，哈曼·沃克的《凯恩号的叛乱》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有野心、有份量的作品相继问世，轰动一时，也曾是红遍全美的大畅销书。与这些作品相比，《麦田》既没有话题热度，也没有野心，居然也博得了一席之地。而且上述战争小说今何在？都业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那么文学的“份量”究竟因何而产生呢？这就让人不得不重新思索了。

塞林格当时决心离开都市。《麦田》成功带来的名望，让他无法再在纽约过自己的太平日子，这让他无比困扰。浮华的都会生活，让他品味到了某种幻灭的感觉，他追求能够独自安静投入工作的环境。多方寻觅之后，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涅狄格河流域找到了一处森林环绕的安静居所，用稿费买了下来。1953年元旦，他搬了过去。那屋子极其原始，不通水电。塞林格自己动手改造，使其宜居，他去附近的河里一担担挑水，劈柴烧火。当时家里也不通电话。

离他屋子最近的城镇就是康涅狄格河边上的柯尼什镇，但镇上也没有银行，没有像样的商店，没有餐馆，没有医院。完全就是霍尔顿理想中的居所，但也是萨莉·海斯断然拒绝同往的——穷乡僻壤。从这一点我们看得出，在塞林格的意识中，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霍尔顿，与现实中的自己本人之间的分界线是模糊的。说白了，塞林格的理想，就是霍尔顿的理想；或者说，霍尔顿的理想，最终成了塞林格的理想。究竟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我们不得而知。尽管塞林格时而表示“作品和人物很难不是作家的投影”这样的观点，但在他这里，先后顺序颠倒的案例并不鲜见。总之就是先有文学创作，之后出现了作者模仿主人公行为的情形（或者是幻想代入），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里边当然蕴藏着人格主体的危机——事情变成了这样：本体投射出影子的同时，影子也反过来塑造了本体。

搬到柯尼什之后，塞林格性格的另一个侧面显现了出来——那就是对未成年人，或者说是对天真者的好感，或者说是情感上的认同和喜爱。定居柯尼什后不久，他就跟当地的高中生在镇上的咖啡店认识，很快走得很近。这群少年少女经常到他家里去玩，一起听音乐，谈天说地。这样的好景持续了一段时间。或许是他因为要把年轻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写进小说里去，所以需要与年轻人多多近距离接触。或许是他希望默默地做孩子们的守护者，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样，寻找着自己的站位。

但是这种美好的关系未能持久。这帮孩子当中有个16岁女孩，谎称要给校报写稿，要求塞林格接受了她的采访，但实际上是投稿给一家报道花边新闻的媒体。塞林格知道真相后十分生气，从那之后就断绝了和那群年轻人的一切往来。并在自己家四周建起了两米高的围墙，拒绝任何人入内。就这样，就连他心心念念追求的纯净田园也背叛了他，塞林格迅速陷入了一种孤绝的生活状态。对纯真的强烈憧憬，和被其背叛的深深绝望交织着，成为了塞林格人生的一个重要主题。

那之后塞林格的生活，便进入了传说、神话的领域。1955年他和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女学生克莱尔结婚，之后生养了一双儿女，克莱尔在孤独的生活中，精神状态逐渐失控，她在1967年提出了离婚。塞林格极少在公众领域露面，1965年之后再未公开发表作品。照片——除了狗仔队偷拍的照片——也一张都没有留下。他在自己宅子四百米远处，造了一间混凝土“要塞”，天天蜗身其中，不休地写着小说，但写下的作品一部也没有变成铅字。根据数位身边人的证言，他写作的日子，一旦进入状态就会连续干十五六个钟头。渐入佳境的话，甚至不回主屋来休息，就在小屋里窝着，一个人简单吃点东西。

《麦田》之后的五十年间，塞林格公开出版的作品只有《九故事》（1953）、《弗兰妮与祖伊》（1961）、《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1963）这三部。《哈普沃兹16，1924》（1965）曾经全文发表在《纽约客》上，后来没有单独成书。1965年之后的塞林格，究竟是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了，还是写了但不想出版呢？谁也不知道。塞林格对于自己的写作生活，也是从不发声。人们传播各种信息，但最终也不过是揣测或者道听途说。根据一种传言，塞林格的书房里堆积着数十部长篇小说的定稿。

《麦田里的守望者》如今依然能在全世界的年轻读者中引起共鸣，令人们捧读不倦，但出版当时，它却遭到了全美保守教育界、右翼势力、教会相关组织的，说是“歇斯底里”也不为过的疯狂抵制和打压。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人反对它的理由不外乎是“脏话太多”。的确，《麦田》全书里出现了237个他妈的/该死的（goddamn），58处王八蛋/狗娘养的（bastard）和31个老天爷（chrissake），这些词在当时被视为是渎神的，让它们在小说里反复出现，常识上来看相当挑衅。但时过境迁，越战之后，f**k，shit，cunt这种更粗鲁的词汇也频繁出现在文学和电影中。结果，塞林格《麦田》里的那些词儿，已然显得古色古香、人畜无害了。尽管从任何角度看，都已不可能有渎神的危险性，可如今却仍有不少地方致力于把《麦田》逐出学校图书馆，把它从英语课外书单上抹去，斥它为“有害读物”。孩子们把英语课外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回家捧读，引得家长震怒并投诉到学校的事例仍未绝迹。这恰恰证实了《麦田》这部小说中蕴含的“反叛精神”，并非仅仅停留在“脏话太多”这样的皮毛层面。太平盛世之所以要不断地找《麦田》的茬儿，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主人公霍尔顿的语言不够文明。其根本原因是：少年霍尔顿，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对于学校和社会的既成系统清清楚楚地、毫不畏惧地，从灵魂深处喊出了一声：NO！他的反抗姿态，无论在任何时代对年轻人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事实如此。霍尔顿痛切的呐喊，穿透了读者的皮肤，渗入了人们的骨髓。

有时这种力量发挥得过了头，在一些精神并不健全的人那里，便会发酵成极端的、甚至是一些反社会的行为。尽管遗憾，但那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故事这种东西真正的力量（说是一种魔力也不为过）释放了出来，从原理上讲，引起那种事也并不奇怪。但那不是塞林格的责任，也不是文学作品《麦田》的责任。但为了公正客观，这里也不得不提一笔《麦田》间接引发的两起重大社会事件。

1980年12月，马克·查普曼口袋里揣着一本《麦田》，在纽约的一处公寓前，枪击了刚刚从车上下来准备回家的约翰·列侬。直到警察赶来，查普曼都坐在马路牙子上读着《麦田》。他认为自己就是霍尔顿，不久之前还正式申请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霍尔顿·考菲尔德。在宣判的那天，查普曼没有申辩，而是朗读了《麦田》中的一段作为替代。查普曼说，自己枪杀列侬的理由是因为对方变得像《麦田》里的那些伪君子似的，假模假式，装腔作势，趾高气昂。杀掉他，是为了保护他的纯粹。查普曼显然精神不大正常，拜他所赐，《麦田》再次名噪一时。

事态很快恶化了。列侬枪杀案过后还不满四个月，1981年的3月，一个名叫约翰·欣克力的25岁精神失常的小伙子，在华盛顿区的希尔顿酒店门前，枪击了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他开了6枪，其中一枪击中了总统的新闻报道官詹姆士·布雷迪的头部，导致他半身不遂。另外一发击中了保镖的头部，还有一发击中了另一名警卫的胸部。最后一发击中了里根的身体左侧，打到了心脏附近。他刺杀里根的理由，是为了吸引当时童星出身的人气女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欣克力随身携带的物品里，除了作为狂热粉丝写给朱迪·福斯特的信之外，还有一本翻得破破烂烂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文艺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凯金这么评说塞林格小说的读者：

“我能肯定，塞林格庞大的读者群，并不全是由那些从他小说中发现了自身情绪问题，从他高超简练的语言中读出了自己受挫的反抗经历的年轻人组成的。实际上，塞林格的读者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我们社会撇下的，但又自以为无限敏锐、精神孤独，怀才不遇的那种人，莫如说塞林格的读者主要就是他们。他们的痛苦源自他们只向内关注自我，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因而对它失去了兴趣。他们让自己对这个伟大世界的希望、信赖、好奇之心干涸，这才是他们的痛苦之源。”

单论凯金对《麦田》这部作品本身的分析，是相当片面、牵强，过于武断的（不过其他很多评论者也和他一样，把对塞林格的部分读者的批判，与对塞林格作品本身的批判混为一谈了）。不过，塞林格作品内在的某种不安定因子，确实刺激了查普曼和欣克力这样的人，从这种层面说，凯金说的也不无道理。

塞林格的女儿玛格丽特·塞林格最近出版了自传，书中详细介绍了塞林格在柯尼什清苦的隐遁生活，以及他那种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让妻儿们受了多么严重的精神伤害。霍尔顿在小说中描绘的理想生活：在森林边上建一间小屋，安静生活，远离任何虚伪的事儿。似乎在现实中未能顺利维持下去，书中赤裸裸地揭露了生活的真相。但是玛格丽特也坦言，儿时的亲子关系非常融洽。

她写道：“这么说您可能会吃惊，我小时候一直觉得父亲是完美的同行者。不管是在家附近散步，还是出远门，他都是。我们去纽约时，父亲让我在酒店的台阶上自由玩耍，爬上爬下，在商场的电梯上去下来，往复五遍。可以尽情放声大笑。我们去中央公园的动物园，只看海狮就回家也无妨。不过我也不想只看海狮，我们还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直奔恐龙那儿。父亲从不‘教育’我。我所见识到的纽约，就是霍尔顿的纽约。博物馆，中央公园动物园、旋转木马，还有湖里的鸭子。门童、高级酒店大堂……”

塞林格对于纯真的小玛格丽特，就如同霍尔顿对菲比一样，给予了无条件的溺爱。随着她的长大，开始成熟，他便失去了对她的关心。塞林格对玛格丽特失望，而青春期的玛格丽特也因此受伤。塞林格认为，失去纯真，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与此人关系的核心纽带消解。他在现实世界中追求一种完美，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斩断和现实的关系，退守自己的小世界。

玛格丽特写到：“西摩是父亲最中意的人物。父亲之在西摩已死的前提下说他的故事……获准生存的人物则全都不再成长。他们被永远幽禁在塞林格的‘无何有之乡’，仿佛是腹部用大头针固定的蝴蝶标本。”

塞林格恐怕是怀着很深的精神创伤的人、作家。他与广阔的外部社会无法达成和解，同时，自己也采取了一种必将与外界社会无法和解的姿态。简言之，就是将“纯粹”等同于“正确”。假如现实出现了某些偏差和龃龉，那么出错的责任便不在自身，而是在于社会体制根深蒂固的愚劣、矛盾和伪善。换言之，塞林格写小说，通过作品或者通过写作行为与读者和社会发生连接，在某个时间点，他停止了这种活动，坚决地选择了在自己内心孤独且——恐怕对他来说是极其自然而高贵的——静止的精神世界里独自安静地生活。从这种层面看，妻儿迟早离他而去，或许也是一种必然。

但是与作者并不光明的私生活无关，《麦田里的守望者》始终保持着亮眼的销售成绩。问世大半个世纪，其畅销势头丝毫不减。总销量仅在美国就高达一千五百万册，全球超过了六千万册，并且以每年数十万册的速度增长着。我们恐怕必须要好好感谢塞林格这位怀抱着深刻苦恼的天才作家，在他人生中创造出了霍尔顿这样一个鲜活的魅力十足的人物，写出了以霍尔顿为主人公的充满力量的长篇小说。

《麦田》这部小说，假如从“知性”的角度，或者从现象的角度来评说，绝不是什么难事。那样的评论在小说发表当年就已经有人做过了，如今也依然有人在做。像文艺评论家那样指出《麦田》“结构不严谨”之处，揪住它的一些基本性的瑕疵，或者毫无防备的弱点，其实是很容易的。或者把这部作品置于社会常识的拼图上，对其批判评议也很简单。但尽管如此，《麦田》依然比其他“结构严谨”的小说更具备“物语”的魔力，深深地摇撼着读者的心灵。这种一以贯之的轻妙文体，读来确实沁入心脾。这一事实任谁也无法否认。

或者，不如这么说：这部小说正因为结构不严谨，正因为某些地方拒绝了结构性，带着一种奋不顾身的不设防，才深深地进入了读者心。《麦田》并非成长小说，霍尔顿永远16岁，永远留在那里，他是读者心灵的一个寄托。发挥这样的作用，就是这部小说的宿命。因此如果把小说的缺点和不设防，这些原本属于小说整体不可分割的特征单独拎出来，做解剖学式的讨论——那么作为文艺批评，本译者认为是有失公正的。小说（物语）最为关键的，是阅读之前和之后，读者物理上发生了多少改变。而《麦田》的确让读者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是任谁也无法抹去的事实。我们必须首先正视事实。塞林格的魔法确实刻印在了我们的心间，一切评论都应该从这里开始。

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在这几十年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感到“我不是孤单一人”。这还不是一种伟大的成就吗？

（村上春树，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