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体的形式 语录体的社会功用
《学缘与书缘》
欧阳哲生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3年3月
■欧阳哲生
语录体裁的著作古已有之，形式或口语对话体，或书写箴言体。它富有哲理，便于记诵，故为人们所喜读。流传之便、之长、之广，非其他文体所能比。
我国的语录体著作，可追溯至先秦。早期儒家经典《论语》，即是孔子与他的弟子们的对话言论集。《尚书》《孟子》中也有不少的篇章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两汉以后，佛门僧徒参禅时授徒教义，也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本子，如著名的《六祖坛经》《神会和尚禅话录》《古尊宿语录》等。宋明以后，理学大师讲学风气兴盛，于是《朱子语类》《传习录》一类书籍不胫而走。
我国古代这些语录体著作的出现，均源于教育的需要，或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之需要。大概因为教学方式的关系，所记内容往往以口授的面目出现。这种文体的最初采用，可能与古代书写材料的限制有关。加上年深日久的流传或失传、筛选，遂只有这类经过淘炼、提炼、锤炼的语录本子遗留人世了。孔子讲学几十年，绝不可能只有这薄薄的一册《论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的《论语》，大概也只是孔子一生教书授人的语萃精选了。
西方亦有类似的语录体著作。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作为对话录流传于世的《理想国》等书了。古罗马的《西塞罗三论》中的二论《论老年》 《论友谊》也是对话的形式。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产生了一批思想箴言体著作，它们以富有哲理、言简意赅著称，如伊拉斯谟的《名言录》、亨利·埃蒂安纳的《希腊人和拉丁人的道德格言》等。
从上述中外传世的语录体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明显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道德的训诫意味浓厚，具有强烈的教育功用。二是言简意赅，妙语连珠，意趣横生。所以，这些语录体的著作在民间较易流传，也是不足奇怪的事了。
现代生活日新月异，节奏迅捷。人们一方面忙于各自的职业生活，另一方面在闲暇时又渴望调节精神生活。阅读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获取精神食粮的主要手段。在现今这个书业大发展的时代，有选择性的阅读成为一种必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要阅读他们的全部著作，则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事了。需要阅读的作品太多，生命的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就性之所近，学之所需，有选择地阅读。这样一来，文粹、隽语的结集就成为一种急需的文化消费品。
鲁迅先生当年曾经批评“摘句”似的做法容易误导读者，其实对职业学者来说，自然应该这么要求。但对于普通读者，不妨把这种办法，视为理解作家思想的便捷之途。如果读者有心进一步了解，可以顺藤摸瓜，继续延伸、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