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科费米名言(恩里科·费米传：帕尼斯佩尔纳大道上的少年.)

在全球伟大的物理学家中，恩里科·费米毫无疑问是自伽利略以来最为著名的意大利科学家。同侪称他为“教皇”，认为他的直觉和研究都金口玉言,绝对可靠。他的发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既能造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能反过来变成救人水火的医疗设施。

这位谦谦君子所努力解决的问题，诸如核毁灭的威胁、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至今仍意义重大。从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中脱身的费米，成了美国最为绝密的项目——建造原子弹的领头人。费米是最后一位精通物理学科所有分支的物理学家，也是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的罕见完美结合。他的丰富遗产极为多样，包含了诸多领域的关键发展，从宇宙射线到核工业技术，再到早期计算机。在这部细致入微的著作中，吉诺·塞格雷与贝蒂娜·赫尔林令这位远见卓识的科学家跃然纸上，既触及费米的人生，又关涉20世纪科学变革中令人血脉贲张的历史。[1]

10. 帕尼斯佩尔纳大道上的少年.[1]

维米那勒山是举世闻名的古罗马七座山丘之一，它从广阔的平原缓缓上升，连接起古罗马广场和斗兽场。[1][1] 此处作者描述似有误。连接古罗马广场和斗兽场的是帕拉蒂尼山，位于七座山丘的中央位置。维米那勒山是七座山丘中最小的一座，在帕拉蒂尼山东北约1千米处。帕尼斯佩尔纳大道位于维米那勒山脚下.译者注） ，在山前蜿蜒的诸多道路中，有一条叫作帕尼斯佩尔纳大道，在1927年费米成为教授时也是罗马大学物理系的所在地。物理系在这条大道上的89A，这里也位居这个日新月异的首都的中心位置。1870年意大利统一时，罗马才20万人口，到现在儿乎已经翻了两番。罗马大学也相应扩大了，大多数学生都是本地人。

帕尼斯佩尔纳大道89A的别墅有三层，还带一个地下室，对物理系来说地方够大了。奥尔索·科尔比诺一家住在三楼。二楼是皮藏丰富的图书馆及研究实验室，供物理系三位教授及学生使用。教室和商店在一楼。这栋别墅的氛围安宁祥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绕建筑物的大花园里遍植棕榈，竹林掩映。道高墙掩起花园和别墅，隔开喧嚣尘霾的街道，更为这里平添几分绿洲般的宁静。埃米利奥·塞格雷就曾这样写道：“我相信在那儿工作过的每一个人，都会对那个老地方充满深情，对它有诗情画意般的眷恋。”

塞格雷不是多愁善感之辈，但也显然被这个房子和周遭环境深深打动了。22岁的他加入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壮志绝不小于建立起意大利物理学的未来。年仅26岁的费米和拉塞蒂，为这项事业铺平了道路：他们在建一个独一无二的研究中心，并将吸引学生中的佼佼者。塞格雷是罗马大学工程专业四年级学生，将第一个加入他们。

能将塞格雷招徕麾下并非偶然，这跟登山也有很大关系。塞格雷和拉塞蒂

都醉心于登山，他一听说拉塞蒂也来罗马了，就立即跟他取得了联系。拉塞蒂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更年轻的同好。拉塞蒂不只是一流的登山家，他还会讲好多种语言，阅读兴趣宽泛，对一切昆虫和植物都了如指掌，在一个新兴领域认认真真做着研究，据说还是令人高山仰止的恩里科·费米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听拉塞蒂谈天说地让物理学看起来比工程学要诱人得多。但塞格雷十分谨慎。意大利物理学真的有未来吗？

1927年夏天的一件事向他证明，这个可以有。一起登过一些山之后，拉塞蒂和塞格雷这年8月一起去登马特峰，意大利人管它叫切尔维诺峰。他们登上意大利这一侧的一道山脊，这是一条挺难走的路线，然后从瑞士一侧坡度稍为缓和的赫恩利山脊下山。在这次远征途中，拉塞蒂告诉塞格雷，他随后准备去附近的科莫湖开一个物理学会议。这个会议是为纪念亚历山德罗·伏特逝世一百周年而召开，有大量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出席，会成为一场喜庆的盛会。拉塞蒂还很年轻，没有被邀请参会，不过他也没预先为参会——起码是全体会议——的问题做准备。

能见到世界上所有物理学泰斗的想法让塞格雷激动万分，他想：“我跟着拉塞蒂，拉塞蒂跟着费米，我说不定就可以去听一些讲座，看看大家都在干吗。”对塞格雷来说，“看看大家都在干吗”成了他的转折点。他下定决心当物理学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了在费米和拉塞蒂门下学习的前景。

费米希望能吸引更多大有前途的研究人员来帕尼斯佩尔纳大道，但不太知道该怎么着手。孜孜不倦的奥尔索·科尔比诺又伸出了援手。上一年春天在给二年级工程学生和几个普通科学学生（其中有未来的费米夫人）讲课时，他曾停下来宣布，他会在几个月之内招来一位天资聪颖的年轻人当物理老师，这个人叫恩里科·费米。科尔比诺说，如果同学们谁有精力接受挑战，他邀请他们加入这个处于变革之中的领域。很多大事正在发生。

有一个学生觉得自己准备好接受挑战了，他叫爱德华多·阿马尔迪(Edoardo Amaldi)，这年18岁。阿马尔迪的父亲是罗马大学一位备受尊敬的数学家，两年前也曾带着家人前往多洛米蒂度过夏天。在那里他们加入了卡斯泰尔诺沃的大学数学家圈子，圈子里还有卡蓬一家和费米。那个夏天年轻的阿马尔迪和费米一起徒步过好几次，甚至还一起长途骑行过一回。这位新晋物理学教授无穷的精力和充满乐趣的生活，深深吸引了阿马尔迪。如今长了几岁的阿马尔迪受科尔比诺鼓舞，非常想从工程学转到物理学。从拉塞蒂遇到费米后开启的“转到物理系”模式重现江湖。

费米、拉塞蒂、塞格雷和阿马尔迪四人，形成了一个核心团体，后来叫“帕尼斯佩尔纳大道上的少年”。少年们坚持同样的意大利基本作息时间：一周工作五天，每天从清早工作到中午一点，休息两小时在家吃午饭，下午三点回来，再一直工作到晚上七八点。

工作日有一项节目是雷打不动的。这节目会在下午晚些时候开始，少年们聚在一起，听费米就某个他选定的主题或是正困扰大家的问题进行非正式演讲。费米会有条不紊、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不用参考教材文本，就能得出可资应用的所有公式，解决问题，并进一步发散考虑。费米挺喜欢这种非正式的教学方式，终其一生都乐此不疲。他授课如此行云流水，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学生往往意识不到，这样的讨论实际上有多即兴发挥。

周六早上用来制订下周活动的计划。周日空出来游玩，有时候到罗马郊野远足，有时候在附近的山丘上长时间徒步，天气转暖就会到奥斯蒂亚海滩漫步。费米的周日外出通常是团体活动，但团体成员时常变动，取决于谁在罗马并且有空玩耍一天。早些时候，在他当上教授之前，团体中会有他姐姐玛丽亚、恩里科·佩尔西科，以及一些共同的朋友。后来，劳拉、一两个或好几个少年，一些新朋友，都会加进来。安排总是很灵活。

随缘聚散的团体留下的很多照片都有相同的景观：男人都面带微笑，穿着休闲服，年轻女人也同样微笑着，穿着短裙，戴着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钟形女帽，穿着徒步鞋而不是雅致的女鞋。外出时的闲聊通常活泼逗趣，因为他们常常互相评头论足，看到底谁更傻兮兮。有时候话题也会转向物理，不过从不跟少年们正在进行的研究直接相关：那是要留给一周里另外六天的。

游玩并不只限于星期天的一日游。暑假时少年们会和朋友们一起去多洛米蒂山中徒步，冬天则会在阿尔卑斯或是多洛米蒂滑雪，尽管缺少滑雪的拖牵和缆车。费米热爱所有这些活动，是平易近人又广受欢迎的小伙伴。他棕色眼睛里深邃的目光闪现着智慧，而他随和的笑容又召唤着亲密的友谊。

帕尼斯佩尔纳大道充满了愉悦身心的气氛和亲密无间的友谊。这种氛围的体现之一是互赠绰号。他们中有几个得到的是基督教会的名字，这很罗马。费米被认为金口玉言永不出错，因而得名“教皇”；拉塞蒂被冠名为“红衣主教”，这是对他居于费米左膀右臂这一地位的认可。塞格雷动辄评头论足的性情让他得到了“蛇怪巴西利斯克”的称号，这是一种传说中的爬行动物，用眼神就能杀人。阿马尔迪最为年轻，胖乎乎的脸庞红润发光，就被叫作“小男孩”。还有科尔比诺，他有能力让奇迹上演，主要是筹集资金和为他的青年门生创造半工半读的研究助理岗位，这为他赢得了“全能神”的头衔。

帕尼斯佩尔纳大道上的少年，起初只是四个成员的小团队，不过很快就有了第五个不同寻常的成员，这就是埃托雷·马约拉纳(Ettore Majorana)。马约拉纳在罗马大学攻读工程学学位，他的聪慧让他在同学中间鹤立鸡群。塞格雷和这个害羞而自卑的年轻人成了朋友，鼓励他转系学物理。跟费米简单会面之后，马约拉纳就不再犹疑了。马约拉纳在少年中间相对孤僻，得到的绰号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这是因为他的简洁生硬，以及批判性的态度。这种性格让其他人的研究也很受用，但首先是严于律己。

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与教皇在计算速度上难分轩轻。有一天应费米要求，马约拉纳仔细研究了一个复杂方程，好算出来要将原子离子化，也就是把它的电子都去掉需要多少能量。费米试着用数值近似做了估算。马约拉纳闭门长考数日，回到帕尼斯佩尔纳大道，拿他的答案和费米的做了比较。让少年们大跌眼镜的是，马约拉纳用解析方法解出了方程，他的答案和费米的数值结论是一致的。在那之前他们都以为，没有人能跟恩里科相提并论。

费米就这一主题所写的文章将统计力学应用于原子物理，得到了相当多的赞同。然而，它得到的称誉不如费米期待的那么高。他很快了解到，这是因为早在一年前就有一位叫作卢埃林•托马斯(Llewellyn Thomas)的英国人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果。托马斯的文章发表在《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这份刊物在意大利看不到，因此费米从没见过。这样一来，就像他之前曾抢先于狄拉克一样，现在费米是被别人抢先了。

在通信不畅的年代独立发现的现象很普遍，因此这一发现归功于他们两人，这就有了“托马斯-费米方程”的命名。费米的国际声誉日渐增长，在这件事情上被抢先相对而言对费米并没有太大影响。他在罗马大学的职业生涯已经扬帆起航，很快会有更多理由，让教皇君临万邦。

参考

^ab恩里科·费米传：原子时代的诞生/(美)吉诺·赛格雷 (美)贝蒂娜·赫尔林著；舍其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7.书文原名：The Pope of Phy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