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 名言(金斯伯格的“异见人生”)

2024-03-02 01:23   geyange.com

金斯伯格 名言

2020年9月18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去世,享年87岁,白宫下半旗志哀。金斯伯格是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法官、第一位犹太裔女性法官,哥伦比亚法学院历史上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去世前几日,金斯伯格曾对孙女Clara Spera表示,她最热切的愿望是“自己不会在新总统上任前被取代”。目前美国最高法院由5名保守派大法官和4名自由派大法官组成,特朗普很可能会指派一名保守派法官取代自由派大法官之一的金斯伯格的空缺,美国最高法院的平衡将进一步被打破,这将对未来美国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仁慈的歧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社会各界本能地抗拒任何女性发展超越男性的可能性。金斯伯格也不例外,女大学生、孕妇和母亲的身份先后对她的职业发展造成阻隔,这也是她终身致力于女性权利的争取、维护与保障的原因所在。

1971年的“里德诉里德案”轰动一时,金斯伯格让不易察觉的、将女性视为男性附庸的法律图谋彻底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

萨利与塞西尔·里德是已婚的分居伴侣,对于他们已故的儿子的财产要划定在谁的名下而发生冲突,因为爱达荷州法典中指明对于指定财产的管理人“男性必须比女性优先考虑”。

金斯伯格指出,“联邦法律建立在性别刻板印象上,即在婚姻关系中,男性是独立的个体,而女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男性的附庸,而且她们无需承担养家责任”。她将“里德案”诉到最高法院,而这存在巨大的风险。如果最高法院还没有做好推翻把女性作为二等公民判例的准备,“里德案”可能会使最高法院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因为最高法院对待性别议题的态度从1948年开始就没有进步过:女性不允许做酒吧调酒师,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道德缺失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在佛罗里达州,男性公民必须履行陪审员义务,而女性则需要主动选择成为陪审员。因为法院认为,女性是否参与社会公民活动无关紧要。

作为原告辩护律师的金斯伯格在辩护中说:

立法者可以基于个体需求或个人能力对某些个人进行区别对待,但一般不允许仅基于个人无法改变或控制的生理特征而区别对待这些特定群体,一个人不应因为自己的生理特征而在法律中处于不利地位;

男女的生理差异与处理遗产能力的高低毫无关联;

爱达荷州为了行政上方便的考虑而在遗产处理者的竞争中把女性排除在外。但处理遗产的权利是人格权利的一部分,而州政府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来解释州法中这种对女性的歧视和对权利的剥夺;

那些阻止女性充分参与政治、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绘为“保护女性”或是为女性着想。女性看似被捧在高台上细心呵护,但细看之下却是被关在了伪装成高台的牢笼之中。

……

最终,金斯伯格因为抛弃了法律中对于性别问题隔靴搔痒式的模糊态度而声名远扬。

男人怎么办

在金斯伯格的所有客户中,她最喜欢的是斯蒂芬·维森菲尔德。维森菲尔德是“家庭主夫”,他的妻子宝拉是位老师并一直支付着社会保障保险,她因难产不幸去世。但是法律规定,只有寡妇有权得到“母亲的补偿”。

金斯伯格在代表维森菲尔德递交给最高法律的辩护状中写道:“该法院反映了美国历史中长久以来都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不但让为家庭做出贡献的女性受到了侮辱,她去世后,其配偶作为父亲的角色同样不被认可。仅因为原告是父亲而非母亲,他就被剥夺了应得的福利,这些福利本可以让他留在家中照顾还在襁褓中但已经失去了母亲的儿子。维森菲尔德的儿子是该法律框架下的又一个受害者,因为该法律只保护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却不保护失去了母亲的孩子。”

对金斯伯格来说,女性得以平等地进入男性的世界并不是目的和归宿,两性都能获得更加自由的天空才是预设的终极。1993年,比尔·克林顿领着金斯伯格进入白宫玫瑰园,宣布她成为下一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说:“你无法给鲁思·巴德·金斯伯格贴上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标签,她已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并不受这些粗暴标签的限制,她亲身经历的歧视,使得她在个人职业生涯的二十年间不断对抗歧视,努力让美国成为一个对我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们更好的国度。”

如果当时可以发言,金斯伯格一定还会补充道:“以及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和儿子们。”

保持审慎

当性别问题不仅对女性群体进行绑架,对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类幸福,都形成了钳制力量的时候,金斯伯格知道,作为大法官,自己必须寻求合作。在撰写意见书和讨论案情的过程中,案件的最终判决经常会发生改变,毕竟,判决需要至少五位大法官同意这一观点。

金斯伯格给其他大法官传阅自己写好的意见之后,有时会看到收到的便签上写着:“亲爱的鲁思,如果你愿意改变你意见书中这个或者那个内容,我可能会站到同意你意见的这一边”。她一般都会同意做出做种让步,即便最后成稿的意见书可能和她最理想的状态有出入。她清楚地知道,以激烈的言辞来对抗性别歧视只是杯水车薪。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总会有更多性别歧视的法律出现,女权主义活动者应有大局观。

也许这是金斯伯格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对事件保持审慎的态度,避免受控于非理性的激情,比起抓人眼球,更要让思辨发挥持久的力量。

(《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 [美]伊琳·卡蒙/著 骆伟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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