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诗 文字里的竺可桢
治学的竺可桢有着宽阔的视野，勤勉的态度和求是的精神。生活里的他兴趣广泛，而且有一颗温暖的心。
都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透过竺可桢留下的诸多文字，人们又能看出怎样一个人呢？
一位有远见的大科学家
竺可桢的远见是为许多领域的学者称道的。
近几年雾霾天气多发，人们知道了PM2.5的存在，在竺可桢1936年的日记里虽没有这样精确的专用名词，却有关于空气中尘埃数增加造成污染的记录：“作近三年来南京之微尘数，知各月均有增加，1935年倍于1934年，而1934年又倍于1933年。但此项增加只限于空气最下一层。”
让学者王作跃佩服的是竺可桢的国际视野。他说，当时大部分科学家都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或者更注重国内的发展，竺可桢的眼光则非常开阔。“这也是为什么1952年周恩来总理刚开始考虑原子弹研制问题，就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另一个让王作跃印象深刻的是，“竺可桢一直强调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在中国20世纪强调应用科学的强大压力下是难能可贵的，这种表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里都很明显。”
许多人初识竺可桢的学术思想，是从初中课本的那篇《向沙漠进军》开始。“这篇东西就是着眼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他是大师，就是有这种视野、这种气派。”学者何亚平说，留美回国后，竺可桢就非常重视搞清楚中国的“家底”，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些什么资源，各地的气象气候条件如何，动植物在哪些地方适合种养……解放前这些资料基本上是空白的。“新中国成立后，竺老就倡导建立了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摸底普查。竺老实际上是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最早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这些为学者们频频竖起拇指的专业眼光，都源于竺可桢的一生勤学。何亚平说，看竺老的日记就能发现，只要有空闲，他多数时间都是在看书。“他读书读得非常细，会做摘录，甚至发议论，同意也好，值得商榷也罢，他会表达他的独立思考。还有一点，因为与他的专业兴趣有关，他无论到哪都会去找当地的地方志，积累了非常丰厚的知识蕴藏”。
竺可桢身上的这些特质让何亚平由衷佩服，“事实上，在抗战时期担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并没有多少时间做科研，但他硬是挤出时间完成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到了80多岁，他完成《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迄今为止，尽管计算机这么发达，运算速度这么高，把历史资料经过整编后概括出来的世界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大趋势还是竺老当时概括的那个方向。这让外国人都赞叹不已”。
即使“文革”中赋闲在家，竺可桢也从未停止对理论及前沿工作的思考。同事说，年迈的竺可桢经常独自一人乘公交车前往情报所，查阅国外文献。
一位有意思的老先生
学术里的竺可桢严谨勤勉，生活里的竺可桢却不是呆板无趣的。
他的生活丰富多彩，有着他自己的规律——每天起床后，观测天气，记录气温、风向、阴晴云雨，然后做早操或打太极拳。“他爱读书，喜欢看电影、戏剧及听音乐演唱会，又每每在日记中予以评论。他喜欢观赏体育比赛，对比赛情形及优胜者都记入日记。爱去公园，喜爱养花、摄影，也爱看相关的摄影展览。”
他也有他的诙谐幽默,日记里有一段写到竺可桢接掌浙大不久，出席一年级师生联欢大会的情况：“余致辞，节目上为训辞十分钟，实则在联欢大会上有训辞极不相称，故余谓昔王荆公作字说，水为波者，水之皮也。东坡讥之，谓如波为水之皮，则滑非水之骨乎。余今从荆公之臆说，作训字解，则训字从言从川，所谓信口开河是也，联欢之训辞，只能作如是解。”
一位温暖的老校长
竺可桢爱护学生是出了名的。“1948年2月16日，当时的省府主席已屡有表示，要求开除左派学生，竺可桢皆以‘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拒之。”
这一点，学者散木在研究中深有体会：“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摆在竺可桢面前的就是两桩事情：搞学问与对付学潮。通过他的日记，我们知道，他当时挣扎在夹缝中间，日记里充斥着苦闷与纠结。”
“他本质上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散木说，浙大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有教授离世，留下没有依靠的孩子，其他老师们要承担孩子的抚养责任，所以浙大人一直有这种基于“血缘”或“人文”的纽带和关系，这是竺可桢当校长时传下来的。
“仁爱性善、好人主义，竺可桢的为人就是如此。”散木近来正在研究“文革”期间竺可桢写过的外调材料，越研究越止不住发感慨：“他当时受到保护，许多人外调都要找他，他就一个个写外调材料，他实事求是，在政治高压下不说违心的话，尽可能给处于逆境的老浙大人以温暖，那时他几乎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求是”先生
“求是”是竺可桢为浙江大学订立的校训，源自他的母校哈佛大学的校训“求真”。而竺可桢的一生，几乎是把这两个字做到了极致。王作跃的老师许良英先生非常具有批判性思维，爱挑刺，很少对任何人有溢美之词。“但是他评价竺可桢‘很难得’。”王作跃说，“难得”是许先生评价他人的最高级别，上世纪80年代许先生曾与人合作写了一个竺可桢的小传，专门推崇竺可桢“求是”的精神。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就是他对‘求是’最精辟的一种解读。”何亚平说，竺可桢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情社会，是非是让位于利害的，甚至有些人只计利害，不管是非。“他坚持了他理解的‘求是’，这对塑造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品格很有参考价值。”
为了完成这种品格砥砺，竺可桢常常在日记里自省，因此他的日记给许多人的感觉都是没有傲气，只有谦卑，甚至看不到任何个人欲望，看不到与谁有矛盾，看不到有任何争权夺利之举。言辞一贯犀利的散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文汇报》11.11刘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