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雅各布斯名言(简·雅各布斯《城市经济》读后感)

提到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城市研究专业的伙伴都会想起她的大作《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这本书就像高考那会听过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是一样效果。遗憾的是，在间歇两次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每次都是草草而过，印象不是很深。不是说这本书不好看，而可能是因为论文读惯了，见不得这种记叙类的文字。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认真读完它。

而《The Economy of Cities》这本书，同样沿用了《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风格，作者从微观视角窥探城市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其学理依据主要是较为客观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读完这本书，让我看到，一个拿客观史料论述城市经济的作品，简直要完败各类结构模型和简约模型估计出的paper了。相信读完这本书后，在理解周边生活和变化时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章基本是围绕着一个观点（理论）展开论述，多数内容均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资料和例证。阅读的时候，如果能够直观理解的话，建议还是读读其中的例证，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接下来，少废话，直接上干货，我将从每一章中摘取出令我印象深刻的内容。当然，在这个上干货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加入自己的一些看法，均是个人之见，如有不对的地方，你来咬我啊（见谅），当然以下可以选择不看，直接看书即可。

第一章 城市和农村，孰先孰后？

传统城市经济学在解释城市出现的原因时，都会从农业生产过剩说起，包括最经典的Arthur O'Sullivan（奥沙利文）版本也是这样解释的，即城市是建立在农村基础之上的[2]，而Jacobs却不这么认为，她从一个叫新石曜城的假说开始推理，新石曜城因黑石曜贸易而兴起，进而产生了周边一些专业化的小城市，从而带动农村的兴起与发展。说白了，其核心观点在于农村可以看成是城市的溢出，比如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是城市技术转移后的结果，没有了这一点，农村仍将是最初狩猎时代的原态。

对这一点，我简直不知如何辩驳？因为太洗脑了。有一点质疑的是，这种太类似一种循环累积因果（相互反哺）的过程，我们在论述因果关系的时候，分为单向因果和双向因果，但对于农村和城市的出现而言，孰先孰后还真不好说。

第二章 新工作的开始

Adam Smith在论述劳动力分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时，仅仅谈到了劳动力分工的优势，即发挥每个人的比较优势，而Jacobs认为他没能认识到新工作是在旧工作的基础上产生，因为劳动力分工对于效率提升的作用有限，而所有效率提升还得依赖于新增的活动（工作），而恰恰这个创造工作的过程被Adam Smith忽略了。简单来说就是，Smith仅仅将劳动力分工看做有效组织的方式，没有认识到劳动力分工是新工作的来源，而后者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一些。

第三章 城市中必要的无效率与不实用

与城镇相比，大城市确实既无效率又不实用，而往往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城市最没有效率，但这些缺陷与经济发展相伴相随，而作者在此论述却不是尽管城市无效率不实用，却具有经济上的价值，而要说的是，正是因为城市无效率不实用，才使其具备经济上的价值。

在这一部分，作者给出了有效率的曼彻斯特和无效率的伯明翰两个城市间对比，曼彻斯特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其城市基础强大，越来越强势的规模经济作用，提高了其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但其仅仅是一个“量产”的过程。而伯明翰之所以表面上无效率的原因是，它在做一个D+A→nD（D是原有工作，A是新加的工作）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反复的试验和试错，其是许多研发实验室的集合体。而结果是，曼彻斯特在维持一段高效率的时间后落后了。

效率用于开发工作时不再适用，因为开发新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效率本身所强调的背道而驰。于是作者提出了一个极度好的概念：经济发展率。这个概念强调，仅仅考察一年或者几年的产出是不够的，需要衡量一段时间内的新工作所增加的产出，并衡量新工作与原有工作的效率。在比较城市发展率时，可以用不同时期各城市的新增商品和服务占比来衡量。另外，作者在论述效率与发展的矛盾时认为，高效率与开发新商品和服务的高经济发展率不可并存，因为促进发展的条件与促进高效率生产的条件不仅不同，很多时候相反。

看完这章让我想起了中国诸多城市发展的现状，视GDP增长率为圭臬的城市发展方针，五年一个变化的城市发展规划，短平快的基建与城市新区，死气沉沉的国企，甚至遍布全城的毫无用处的彩色街灯，一切徜徉在一种浮躁与不安之中。我们更多城市尚处于“量产”的过程之中，我们缺乏一种“慢”的发展思维。以天津为例，前几年高速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好看的经济增长数字，着实让其绽放光彩。然而当经济趋缓时，原形毕露，彻底找不到方向，更可怕的是，西部多数城市仍在走天津的老路。因而，一些城市真的需要扎根于无效率的开发工作中，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技术转移，复制发展。

第四章 城市的起步

在谈到城市何以起步时，作者将城市类比为动物，从胚胎学历史上的“预成论”和“渐成论”出发进行论述，“预成论”认为胚胎的发展是某种已成形的东西逐渐增大的过程，而“渐成论”认为胚胎的发展是最初无差异的实体逐渐分化出不同组织的过程。具体到城市起步的框架中，“预成论”者认为城市的起步和发展源于城镇的不断变大，而作者赞同的是“渐成论”，即城市源于最初的简单而定出口工作及其服务于此的供应商，之后城市经济才逐渐出现差异化和多样化，带来城市的发展。作为初学者，我也赞同后者，这个思路与经典城市经济中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理论相吻合，二者的区别在于MA（马歇尔）R效应、Jacobs（雅各布斯）效应，但其根本还是集聚经济的三种机制（学习、匹配、共享）。

当谈到城市发展的原因时，我们无疑会想到区域经济发展的三次本性（要素资源禀赋、集聚与交通、人力资本与信息网络），即城市的地理位置及其禀赋是城市发展的根本。而作者表示其作用有限，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原因都在自身之内，在于内部的各种发展进程和发展系统。而且，作者直言：城市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处在了有利于贸易的地理位置上，这种说法相当荒谬。同时，作者举出了一系列反例。这些客观证据的确刷新了我的认知，城市的发展的确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作为首都、大型活动举办等。客观而言，如果北京不是首都，从经济地理理论看，其没有什么区位优势。

第五章 城市的爆炸式增长

在这一章，作者提出了一种城市发展的新机制：进口置换。即一个城市在进口贸易中，在模仿进口产品工艺与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本地创新与生产，进而不断调整新的进口组合的过程（自己的总结，不一定对）。作者认为，当一座城市为自身市场快速生产许多曾依靠进口的产品（即模仿创新过程），并快速改变急需进口的产品组合时，其出口量基本维持不变或者有多扩张。这时通过生产过去的进口所增加的产量是绝对的增量，即经济的绝对扩张。这一点很好理解。

但是作者又说，有时候，当城市其他工作因进口置换而增长时，出口工作反而下降了。作者给出的因素是，城市将从其他地区购买，因为进口城市在不断的置换中，使得出口城市逐渐丧失了出口，他们无法开发出新出口以弥补损失，从而被淘汰出局。

接下来，作者在论述进口置换的乘数效应时，谈到了城市出口经济与地方经济之间的比率的测量问题，其难点在于很难区分地方性的商品和服务。当前城市经济学界的测量方式是区分“非基础”活动（为本地人口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和“非基础”活动（提供给出口商的出口品和生产类商品和服务），作者认为这一区分极具有误导性，她认为“基础”活动这一概念与提供给地方消费品生产商的生产类商品和服务之间存在极大混淆。我个人比较赞同这一点，在计算时，的确需要区分出口商的出口品和提供给出口商的地方性生产类商品和服务，因为很可能地方性生产类商品和服务也会计入“非基础”活动中。

当谈到城市间贸易时，也就是前面谈到的进口出口行为时，必然存在着城市间经济上的联系，对此作者认为，新城市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其均有直接的经济上的先祖，可能是一座或多座更古老的城市，这也解释了城市贸易中通过进口置换的乘数效应所衍生出新城市的过程。

第六章 大城市如何产生出口

大城市如何产生出口？作者从微观出口组织角度出发给出了答案，认为一个组织成为出口商有以下三个途径：（1）在其他人的地方性工作上增添新工作；（2）在自己的地方性工作上添加不同的出口工作；（3）出口自己的地方性工作。一个城市也同样以上述三种方式产生新的出口组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量的新出口和出口组织对城市非常必要，但其是衍生和次要的。居于首位的仍是富有创造性和发展潜力的城市经济。

第七章 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本

经济发展的资本从何而来，它的来源与产生方式与其他的生产类商品一样，有开发资本就意味着有分配资本的工作，而这项工作源于地方经济。在这一章中，有一节叫“作为生产类商品的资本”。作者认为城市的开发资本是一种生产类商品，提供该项资本的组织只可能在其他生产商也出现的地方开办起来，二者是共生的关系。这个视角真的很棒，资本的有效使用可以带来许多新商品和服务的创新和生产，而不是简单的增值。

然而，作者认为大多数政府机构（特别是“全民福利”机构）在使用资本时，并没有将其作为生产类商品来使用，仅仅认为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于是作者引用了一位名为霍宁（翻译名）博士的名言：离开了创造力，钱能买到的“进步”微乎其微。此外，也有一些非政府金融机构将金钱的增值作为目的。反观国内大多数城市政府，为了财政收入与GDP，也倾向于将资本用于毫无生机的多余基建中，而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又遇到严重的融资约束，何以产生新产品？

接下来，作者谈到了“什么是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基础’资本？”，作者认为基础资本不是经济学教科书里所谈的土地及其涌入这块土地的劳动力，而是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的基础财富是它的生产能力，在旧工作上加入新工作的实践机会创造了这种能力，基础资本是一个相对理想化的概念，这当然也是一个刷新本人认知的观点。基于此，不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如果不能持续创造出为新的城市工作提供资本的组织，都将会陷入经济停滞中。

最后，关于“过剩资本”的论述中，作者认为一个曾经强大的经济体忽略了开发工作，就会有大量资本几乎是不得不用在没有收效的目的上，人们很难想出别的办法使用过剩的资本。这让我想起赵燕菁老师的城市化两阶段理论[3]，如下图所示：

图 城市化的两个阶段

城市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资本型增长，增长主要通过固定投资来实现。其特征是高速度。第二阶段为运营型发展，发展的质量主要体现为现金流的及其净收益增长。发达的资本市场决定了第一阶段能否启动，启动后能以多快的速度完成。而现金流收入能否覆盖现金流支出，决定了第二阶段能否维持高水平的运营。

按照赵燕菁老师的理论，中国已经有部分一线城市进入了“过剩资本”时代，因而更加需要尝试着开发新的商品和服务，未来城市的竞争便归结到其如何更好的运营上，这也就是赵燕菁老师所指出的城市资本的运营支出阶段。

第八章 未来发展的一些模式

这一章基本讲述了城市发展从规模化走向差异化（多样化）的过程，可以用下面两条逻辑表示：生产方式上（过去：手工生产→现在：大规模生产→未来：差异化生产）；生产组织上（过去：由商人组织→现在：由制造商组织→未来：由服务供应商组织）。

参考文献：

[1] Jane Jacobs 著，项婷婷译.The Economy of Cities[M].中信出版社, 2018.

[2] Arthur O’Sullivan, Urban Economics, 8thedition[M].McGraw-Hill/Irwin, 2011.

[3]赵燕菁, 以住房改革助力上海转向质量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