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事迹简短(冯玉祥:充满传奇和变数的“基督将军”)

2024-01-26 12:13   geyange.com

冯玉祥的事迹简短

特立独行的“基督将军”

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冯玉祥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三位中国人物,时在1928年7月2日。

他站起来足有6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皮肤、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19.5万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1928年7月2日,《时代》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以上面这段描述作为开场白。

封面选用了冯玉祥头部的一幅特写镜头。他显得很健壮,巨大的头颅微微仰视,帽檐正好遮盖住前额。

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这里用了“基督教战士”的称谓,而对更多的外国人来说,更喜欢称冯玉祥为“基督将军”,就像过去谈到吴佩孚时喜欢用“儒将”的称呼一样。

冯玉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谈到他,人们总是会津津乐道于他皈依基督教的起因,以及他命令整个部队的士兵都念圣经,唱圣歌,按照牧师们的训导祈祷。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些做法的确引人注目,也令人好奇。 “冯的优点”――以这个小标题,《时代》为我们描述呈现的便是一位在军阀群体中鹤立鸡群的人:

要一一列举出所有指责基督徒冯的污点的说法会显得可笑。这位最强者也会因他的诸多优点而令人难忘。

1880年(有误,应是1882年――引者注)他出生于安徽省,家境贫穷,因黄河这条“中国的忧患之河”年复一年发生水灾,他从小就频遭饥荒。

18岁时,冯在当时的清军中当兵,“拳乱”(1899―1902)之后,他很快升至军官。他患溃疡并受其折磨,两位中医告诉他是“不良生活所致”,想收他的医疗费。此事对他刺激和伤害甚大。这位年轻军官很清楚自己的品行,拒绝了中医的治疗,转而去北京教会医院求医并痊愈。为他治疗的基督教医生说的一番话,令他终生难忘:“你不必付钱。我只要你记住,是上帝爱你,派我来为你治病的。”

1913年,冯少校由一名卫理会牧师主持洗礼,此后,他又让自己的500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1915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加尔默罗山祈雨时做的祈祷。

冯将军信奉上帝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是在他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统治者后,数年之间他满怀热情反对鸦片、嫖娼、酗酒、吸烟。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还自己编写军歌,题为《士兵之精神》。有几个日本小偷被卫队抓住后,冯将军命令当地一名日本领事道歉,他对日本领事咆哮道:“我没见过一个好的日本人!难道你们都是坏人?日本人难道没有一点儿羞耻?”这位将军则以相当温柔亲切的感情这样写下他的敬佩:“伟大的林肯总统,解放了美国奴隶。”

中华民国此时变得越来越戏剧性。总统由诸如吴佩孚之类的军阀提名,不断更换。在此期间,这位基督将军则一直在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如今,这支军队的实力强大无比。它不靠抢劫生存,而这样做本是其他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冯元帅对之会处以死刑。军队不再是强盗,为何不能成为能工巧匠?基督将军的答案是,教会每一个士兵一些有用的技能。学纺织、木匠、鞋匠,且价格“合理”。结果,在中国连年内战的长时间里,冯玉祥的士兵一直最忙碌,也最受欢迎。整洁,军纪严明,乌合之众变成了纪律严明、整洁的军队。(《时代》,1928年7月2日)

吸引世人目光的正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基督将军”。

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曾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一起去采访过冯玉祥,他讲述过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自我介绍一番后,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6英尺、肩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这位记者听了这话后,吓得几天睡不着觉。(《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0页)

或真,或假,特立独行的“基督将军”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吸引着世人目光。

差点与蒋介石成为亲家

冯玉祥与蒋介石走到一起,是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局势演变中。

蒋介石和冯玉祥1928年2月互换兰谱,结拜兄弟。蒋送给冯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不烂,生死不渝。”冯送给蒋的帖子写道:“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传统形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只是其中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如今看来,历史似乎只是多了一些有趣的点缀。

有意思的是,当蒋介石1927年4月、冯玉祥1927年6月先后采取反共和反苏行动时,他们分别有一个儿子正在莫斯科留学,蒋介石的儿子是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是冯洪国。自孙中山1923年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前往莫斯科留学吸引了众多中国青年,苏联也相应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学生。在这样的高潮中,蒋经国和冯洪国也分别被他们的父亲送到了莫斯科,以表示他们支持革命、与苏联友好的态度。现在,他们的立场转变无疑把儿子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特别是蒋经国的反应,顿时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新闻焦点。

《时代》以《痛斥父亲》为题报道了蒋经国在莫斯科的反应:

在莫斯科一位正在念书的青年学生,是中国国民党独裁者蒋介石的儿子,年轻的蒋上周听到他的父亲如何开始在中国清洗共产主义后,给一家莫斯科报纸投书说:“蒋介石曾是我的父亲,革命的朋友。现在,他成了我的敌人。几天前,作为革命者的他已经死去,活下来的是一个反革命。他曾用美丽的语言描述革命,但又在最便利的时候背叛之。蒋介石不再会与张作霖作战。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时代》,1927年4月25日)

两个月后,冯玉祥在莫斯科的儿子冯洪国也遇到了和蒋经国同样的尴尬。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的消息传来,冯洪国立即采取同蒋经国一样的举动――与父亲决裂,痛斥父亲。冯洪国在莫斯科当即发表了一份声明,形式是致父亲的公开信。他谴责父亲叛变革命,其语言和语气与蒋经国也大致相似:

父亲:现在很明白,由于你逃离革命战线,你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头子。

你显然不想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而是只想利用他的旗帜,打着保卫工农利益的幌子,抢占更多的地盘而已。

作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关系。从今天起,我把你当成蒋介石、张作霖一伙反革命分子当中的人。

现在你我属于敌对阵营。你在反革命阵营。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工农为敌的父亲进行斗争。这是我对反革命父亲的诀别之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44页)

蒋、冯两家还有另外一层特殊关系,在1926年,蒋经国与冯洪国的妹妹冯弗能一见钟情,如果不是政治局势发生变化,蒋介石和冯玉祥或许会成为亲家。美国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陶涵(Jay Taylor )在《蒋经国传》中写道: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1926年),蒋经国处于早熟的16岁青春期,也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15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冯弗能和哥哥冯洪国在5月间抵达莫斯科)。

蒋经国和冯弗能旋即决定成婚。当时在莫斯科,结婚是很简单的程序,甚至根本不必办理婚姻登记,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同居一起,就算成婚。当年(1926年)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册上指出,妮芝达诺娃(冯弗能的苏联名字)是“伊利札洛夫”(蒋经国)之妻。我们猜想他们也分配到专供夫妻用的新宿舍。

蒋经国和冯弗能小两口经常前往莫斯科的中国工人俱乐部,那里有全市收藏最齐备的中文报纸。(《蒋经国传》,第41―42页)

蒋经国与冯弗能的婚姻,很快就被历史风暴吹得粉碎。《蒋经国传》写道:

“四一二”上海清共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训令莫斯科所有国民党籍学生离开中山大学,许多人不知何去何从。苏联档案里有一份蒋经国在7月间写下的自白书,宣称他要和冯弗能终止夫妇关系。他指控说,国民党利用她来监视经国,影响他的政治思想。(《蒋经国传》,第50页)

1928年冯洪国、冯弗能兄妹启程回国,和父亲冯玉祥和好。蒋经国却留在了苏联,未能离开。显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深信,在未来与蒋介石打交道的过程中,蒋经国还有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价值是他人无法取代的。

发生在莫斯科的儿子与父亲的决裂,两个年轻人的爱情纠葛,或许只是历史小插曲,在轰轰烈烈、潮起潮落的大革命中,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演变中,可以略而不计。但是,这些细节在我看来却有着特殊的意味,有了它们,历史因此显得更为生动而有趣。

突变中的“叛徒”

作为中国当年举足轻重的一个军阀,冯玉祥时有转瞬之间的突变,出人意料,令人诧异。

最有名的第一次突变,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身为直系主将之一的冯玉祥,反戈一击,转而与奉系联手,出奇兵攻占北京。先把曹锟软禁,复从背后进攻直系主帅吴佩孚,这被看作是冯玉祥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突变。

于是,《时代》在讲述冯玉祥的“优点”的同时,还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小标题,用更多的笔墨报道冯玉祥“叛变”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种种议论:

尽管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记者、历史记载都把冯描述为“叛徒”,但直到上周,基督元帅的朋友一直对这一说法感到气愤。传教士们有充分理由得出与记者们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山东齐鲁大学迈纳(Miner)小姐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她上周写道:“人们指责冯元帅‘抛弃’或‘背叛’高官、盟友等与之相关的事件,我对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冯因他的‘背叛’不得人心,但与那些没有远见和勇气这样做的人相比,他并不丢脸。”

如此富有逻辑和奥妙哲理的看法无人能反驳。具有眼光背叛上司并将之打败,令其脸面尽失,这样的人不会获得普遍敬重,冯玉祥自然难逃此命运。(《时代》,1928年7月2日)

冯玉祥与苏联时而密切、时而疏远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话题,《时代》报道认为他并不是真正依靠苏联的人:

指责冯玉祥是“赤色分子”或者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很可笑。私人财产、上帝和三位一体的神圣性是他的牢固基石,他如一个古铜色的大人物挺立之上。不过,苏联政府发现,资助冯玉祥是有必要的。他在1926年访问莫斯科。1927年,在得到驻华使团的允许下,苏联驻北京的使馆受到冲击,发现了一批文件,证明他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了27350545发子弹、27970支步枪、10000颗手榴弹、11436发炮弹、640颗化学弹、3架飞机――冯的朋友说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国民党政府也曾得到过苏维埃俄国的财政援助,但该政权目前的现任领导人已与莫斯科决裂;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及这位最强者,一起开始与列强建立一种似乎很纯粹的友好关系――因为在中国,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时代》,1928年7月2日)

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故事。新的历史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主政东北之时掀开了。人们自然对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有了新的观察和新的期待。只是,期待的同时,仍有人根据他以往的举动而怀疑他的真诚,甚至认为他还会改变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下面这段话,的确耐人寻味:

“但是,”冯的敌人特别强调地说――他的敌人有很多,白人、黄种人都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冯过去早就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占领过这些城市……冯是个叛徒,一个犹大!不错,传教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中国军阀。但是,还是注意盯住他吧!他从莫斯科得到军火,有2700万发子弹。他也会抛弃国民党,把北京变成自己的。”

上周,这位最强者似乎高兴地去掉了自己身上背着的“叛徒”这一烙印。有报道称,他完全与新政权融为一体了。并称,他和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有可能短期访问北京,在那里参加庆典活动,庆祝整个中国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得到了统一。(《时代》,1928年7月2日)

某些人的质疑和担忧,不到一年即成了现实。1929年5月冯玉祥再度宣布反蒋,“叛变”了与之曾有“金兰之交”的蒋介石;10月10日蒋、冯战争爆发; 1930年4月,冯玉祥在失败后又与阎锡山联手,中原大战由此开始。

过去的传言,成了现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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