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事迹简短(冯玉祥：充满传奇和变数的“基督将军”)
特立独行的“基督将军”
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冯玉祥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三位中国人物，时在1928年7月2日。
他站起来足有6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皮肤、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19.5万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1928年7月2日，《时代》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以上面这段描述作为开场白。
封面选用了冯玉祥头部的一幅特写镜头。他显得很健壮，巨大的头颅微微仰视，帽檐正好遮盖住前额。
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这里用了“基督教战士”的称谓，而对更多的外国人来说，更喜欢称冯玉祥为“基督将军”，就像过去谈到吴佩孚时喜欢用“儒将”的称呼一样。
冯玉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谈到他，人们总是会津津乐道于他皈依基督教的起因，以及他命令整个部队的士兵都念圣经，唱圣歌，按照牧师们的训导祈祷。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些做法的确引人注目，也令人好奇。 “冯的优点”――以这个小标题，《时代》为我们描述呈现的便是一位在军阀群体中鹤立鸡群的人：
要一一列举出所有指责基督徒冯的污点的说法会显得可笑。这位最强者也会因他的诸多优点而令人难忘。
1880年（有误，应是1882年――引者注）他出生于安徽省，家境贫穷，因黄河这条“中国的忧患之河”年复一年发生水灾，他从小就频遭饥荒。
18岁时，冯在当时的清军中当兵，“拳乱”（1899―1902）之后，他很快升至军官。他患溃疡并受其折磨，两位中医告诉他是“不良生活所致”，想收他的医疗费。此事对他刺激和伤害甚大。这位年轻军官很清楚自己的品行，拒绝了中医的治疗，转而去北京教会医院求医并痊愈。为他治疗的基督教医生说的一番话，令他终生难忘：“你不必付钱。我只要你记住，是上帝爱你，派我来为你治病的。”
1913年，冯少校由一名卫理会牧师主持洗礼，此后，他又让自己的500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1915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加尔默罗山祈雨时做的祈祷。
冯将军信奉上帝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是在他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统治者后，数年之间他满怀热情反对鸦片、嫖娼、酗酒、吸烟。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还自己编写军歌，题为《士兵之精神》。有几个日本小偷被卫队抓住后，冯将军命令当地一名日本领事道歉，他对日本领事咆哮道：“我没见过一个好的日本人！难道你们都是坏人？日本人难道没有一点儿羞耻？”这位将军则以相当温柔亲切的感情这样写下他的敬佩：“伟大的林肯总统，解放了美国奴隶。”
中华民国此时变得越来越戏剧性。总统由诸如吴佩孚之类的军阀提名，不断更换。在此期间，这位基督将军则一直在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如今，这支军队的实力强大无比。它不靠抢劫生存，而这样做本是其他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冯元帅对之会处以死刑。军队不再是强盗，为何不能成为能工巧匠？基督将军的答案是，教会每一个士兵一些有用的技能。学纺织、木匠、鞋匠，且价格“合理”。结果，在中国连年内战的长时间里，冯玉祥的士兵一直最忙碌，也最受欢迎。整洁，军纪严明，乌合之众变成了纪律严明、整洁的军队。（《时代》，1928年7月2日）
吸引世人目光的正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基督将军”。
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曾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一起去采访过冯玉祥，他讲述过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自我介绍一番后，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6英尺、肩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这位记者听了这话后，吓得几天睡不着觉。（《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0页）
或真，或假，特立独行的“基督将军”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吸引着世人目光。
差点与蒋介石成为亲家
冯玉祥与蒋介石走到一起，是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局势演变中。
蒋介石和冯玉祥1928年2月互换兰谱，结拜兄弟。蒋送给冯的帖子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不烂，生死不渝。”冯送给蒋的帖子写道：“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传统形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只是其中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如今看来，历史似乎只是多了一些有趣的点缀。
有意思的是，当蒋介石1927年4月、冯玉祥1927年6月先后采取反共和反苏行动时，他们分别有一个儿子正在莫斯科留学，蒋介石的儿子是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是冯洪国。自孙中山1923年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前往莫斯科留学吸引了众多中国青年，苏联也相应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学生。在这样的高潮中，蒋经国和冯洪国也分别被他们的父亲送到了莫斯科，以表示他们支持革命、与苏联友好的态度。现在，他们的立场转变无疑把儿子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特别是蒋经国的反应，顿时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新闻焦点。
《时代》以《痛斥父亲》为题报道了蒋经国在莫斯科的反应：
在莫斯科一位正在念书的青年学生，是中国国民党独裁者蒋介石的儿子，年轻的蒋上周听到他的父亲如何开始在中国清洗共产主义后，给一家莫斯科报纸投书说：“蒋介石曾是我的父亲，革命的朋友。现在，他成了我的敌人。几天前，作为革命者的他已经死去，活下来的是一个反革命。他曾用美丽的语言描述革命，但又在最便利的时候背叛之。蒋介石不再会与张作霖作战。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时代》，1927年4月25日）
两个月后，冯玉祥在莫斯科的儿子冯洪国也遇到了和蒋经国同样的尴尬。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的消息传来，冯洪国立即采取同蒋经国一样的举动――与父亲决裂，痛斥父亲。冯洪国在莫斯科当即发表了一份声明，形式是致父亲的公开信。他谴责父亲叛变革命，其语言和语气与蒋经国也大致相似：
父亲：现在很明白，由于你逃离革命战线，你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头子。
你显然不想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而是只想利用他的旗帜，打着保卫工农利益的幌子，抢占更多的地盘而已。
作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关系。从今天起，我把你当成蒋介石、张作霖一伙反革命分子当中的人。
现在你我属于敌对阵营。你在反革命阵营。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工农为敌的父亲进行斗争。这是我对反革命父亲的诀别之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44页）
蒋、冯两家还有另外一层特殊关系，在1926年，蒋经国与冯洪国的妹妹冯弗能一见钟情，如果不是政治局势发生变化，蒋介石和冯玉祥或许会成为亲家。美国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陶涵（Jay Taylor ）在《蒋经国传》中写道：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1926年），蒋经国处于早熟的16岁青春期，也有了一段罗曼史。他和冯玉祥的15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冯弗能和哥哥冯洪国在5月间抵达莫斯科）。
蒋经国和冯弗能旋即决定成婚。当时在莫斯科，结婚是很简单的程序，甚至根本不必办理婚姻登记，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同居一起，就算成婚。当年（1926年）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册上指出，妮芝达诺娃（冯弗能的苏联名字）是“伊利札洛夫”（蒋经国）之妻。我们猜想他们也分配到专供夫妻用的新宿舍。
蒋经国和冯弗能小两口经常前往莫斯科的中国工人俱乐部，那里有全市收藏最齐备的中文报纸。（《蒋经国传》，第41―42页）
蒋经国与冯弗能的婚姻，很快就被历史风暴吹得粉碎。《蒋经国传》写道：
“四一二”上海清共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训令莫斯科所有国民党籍学生离开中山大学，许多人不知何去何从。苏联档案里有一份蒋经国在7月间写下的自白书，宣称他要和冯弗能终止夫妇关系。他指控说，国民党利用她来监视经国，影响他的政治思想。（《蒋经国传》，第50页）
1928年冯洪国、冯弗能兄妹启程回国，和父亲冯玉祥和好。蒋经国却留在了苏联，未能离开。显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深信，在未来与蒋介石打交道的过程中，蒋经国还有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价值是他人无法取代的。
发生在莫斯科的儿子与父亲的决裂，两个年轻人的爱情纠葛，或许只是历史小插曲，在轰轰烈烈、潮起潮落的大革命中，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演变中，可以略而不计。但是，这些细节在我看来却有着特殊的意味，有了它们，历史因此显得更为生动而有趣。
突变中的“叛徒”
作为中国当年举足轻重的一个军阀，冯玉祥时有转瞬之间的突变，出人意料，令人诧异。
最有名的第一次突变，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身为直系主将之一的冯玉祥，反戈一击，转而与奉系联手，出奇兵攻占北京。先把曹锟软禁，复从背后进攻直系主帅吴佩孚，这被看作是冯玉祥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突变。
于是，《时代》在讲述冯玉祥的“优点”的同时，还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小标题，用更多的笔墨报道冯玉祥“叛变”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种种议论：
尽管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记者、历史记载都把冯描述为“叛徒”，但直到上周，基督元帅的朋友一直对这一说法感到气愤。传教士们有充分理由得出与记者们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山东齐鲁大学迈纳（Miner）小姐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她上周写道：“人们指责冯元帅‘抛弃’或‘背叛’高官、盟友等与之相关的事件，我对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冯因他的‘背叛’不得人心，但与那些没有远见和勇气这样做的人相比，他并不丢脸。”
如此富有逻辑和奥妙哲理的看法无人能反驳。具有眼光背叛上司并将之打败，令其脸面尽失，这样的人不会获得普遍敬重，冯玉祥自然难逃此命运。（《时代》，1928年7月2日）
冯玉祥与苏联时而密切、时而疏远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话题，《时代》报道认为他并不是真正依靠苏联的人：
指责冯玉祥是“赤色分子”或者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很可笑。私人财产、上帝和三位一体的神圣性是他的牢固基石，他如一个古铜色的大人物挺立之上。不过，苏联政府发现，资助冯玉祥是有必要的。他在1926年访问莫斯科。1927年，在得到驻华使团的允许下，苏联驻北京的使馆受到冲击，发现了一批文件，证明他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了27350545发子弹、27970支步枪、10000颗手榴弹、11436发炮弹、640颗化学弹、3架飞机――冯的朋友说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国民党政府也曾得到过苏维埃俄国的财政援助，但该政权目前的现任领导人已与莫斯科决裂；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及这位最强者，一起开始与列强建立一种似乎很纯粹的友好关系――因为在中国，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时代》，1928年7月2日）
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故事。新的历史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主政东北之时掀开了。人们自然对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有了新的观察和新的期待。只是，期待的同时，仍有人根据他以往的举动而怀疑他的真诚，甚至认为他还会改变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下面这段话，的确耐人寻味：
“但是，”冯的敌人特别强调地说――他的敌人有很多，白人、黄种人都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冯过去早就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占领过这些城市……冯是个叛徒，一个犹大！不错，传教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中国军阀。但是，还是注意盯住他吧！他从莫斯科得到军火，有2700万发子弹。他也会抛弃国民党，把北京变成自己的。”
上周，这位最强者似乎高兴地去掉了自己身上背着的“叛徒”这一烙印。有报道称，他完全与新政权融为一体了。并称，他和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有可能短期访问北京，在那里参加庆典活动，庆祝整个中国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得到了统一。（《时代》，1928年7月2日）
某些人的质疑和担忧，不到一年即成了现实。1929年5月冯玉祥再度宣布反蒋，“叛变”了与之曾有“金兰之交”的蒋介石；10月10日蒋、冯战争爆发； 1930年4月，冯玉祥在失败后又与阎锡山联手，中原大战由此开始。
过去的传言，成了现实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