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余光中的名句(如何理解余光中的文化乡愁)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教授于台湾去世。他那首著名的《乡愁》也再次刷屏网络。人们以反复诵读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华语文学“最后的守夜人”。 乡愁犹在，诗人已逝。在余光中的作品中，西方诗学与中国古典之美自然融合，不仅呈现了传统智慧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价值，也为乡土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事实上，乡愁与诗歌仅仅代表着余光中人生的某一个面向。除开这些标签，他还是一位散文家、评论家和译者。《金陵子弟江湖客》一书便收录了先生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我们由此得以感知先生在文学道路上的孜孜不倦，他守望着从童年便萦绕心中的故乡，怀揣思念故土的愁绪，在小岛和异国他乡奔波流离。然而却终究难找到心灵归属。他所向往的，富有古典主义美感的乡村和自然，也在信息奔涌的后工业时代逐渐成为被人追忆的逝去风景。

人们被短诗《乡愁》所感动，或许并非仅仅因为作品本身的力量，更多的是从“邮票”、“坟墓”和“海峡”这样的象征中，牵引出在乡土中国底部涌动的脉流，以及蕴含于传统文学之中的独特意境和共通情愫。

守望故土：生活在别处

在许多关于回忆的散文中，余光中坚持称自己为“江南人”，这源于他的母亲来自江南，而他本人也是从南京出生、成长，之后跟随亲人，在战争中坎坷漂泊，定居台湾。随后又在国外任教多年，这形成了他的文学风格从古典启蒙、追随西方，又回归传统的发展脉络。在情感层面上，却又形成了寻找归宿和思念故乡的风格。

阅读《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等篇章，便能很直接地感受到先生对故乡的思念，他想念蜀地、金陵，牵挂儿时的校舍、街坊和菜市场，尽管相隔多年，忆起仍然有一份“甜津津的乡情”。即便客居异国，他也强调自己“汉魂已深，唐命已牢”。

“故乡”一词与“爱情”、“复仇”等等主题相似，早已是文学作品中的“老生常谈”，尤其在中国文化中，更是难以解开的愁绪和心结。《诗经》中早有“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等句子，而无论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还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唐诗宋词更是把这份面对故乡的思念、歉疚和惆怅表达得深沉婉转。

鲁迅先生的《故乡》等小说，则将这份愁绪承继至现代文学中。乌蓬船、咸亨酒店和月光下的瓜田，我们熟识的闰土和祥林嫂正在观赏社戏或倾诉往事；酒楼上听来的悲惨故事中，命运坎坷的女子依然哭声未歇。在这之后，台静农等作家将“乡土”继续推进。作家采取的回忆视角和浅淡笔触，仿佛是模糊滤镜，让一切故乡的人事物都透出柔和光晕，同时又携带着几分感伤。

汪曾祺和沈从文两位大家无疑是乡土文学简约的极致，《受戒》中，小和尚和女孩在破寺和藕田生发的情愫；《边城》里，少女翠翠和爷爷的相守和等待。总是让人遥望着安宁偏远的边陲村镇，又对这些质朴的人儿心生感动。

往深里探究，中国文学的这份情怀却也并非偶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书中，早就阐明了其内在的文化渊源。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与泥土打交道，“农耕文化”早已扎根于此。与西方民族习惯于迁徙和扩张不同，阔达富足、温煦和暖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华文化平和内敛、尊重传统的气质。家族传承和代际礼治也因此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则。由此，经过长时间文化熏染和氛围约束，国人更习惯安守故土，一旦离乡去往别处，自然会引发更多更丰沛的感慨和忧愁来。

对于常年客居异国，难归故乡的余光中来说，这份情感更显浓郁。他的文字中本有着古典儒雅的传承，散漫文段中常有“日月之所出，星斗之所生”等词句，就是身在美国晚点的火车或是瑞士的雪乡中，他也会自然引用“地崩山摧壮士死，天梯石栈相钩连”，拉出李白等古代先贤。

在《乡愁》诗中，他以“母亲”、“新娘”、“大陆”三个意象，层层推进内心的感伤情绪。虽未出现“故乡”二字，但其中的思念、牵挂和失落，却已昭然于纸面之上。

追忆往事：到底意难平

少年时，身陷生养地域，向往着仗剑江湖、天涯海角；长大后，客居他乡、颠沛流离，却又对远方的故乡遥寄思念，这似乎是人生永恒的“悖论”。如同海明威虽然引用约翰·邓恩的诗句“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但他笔下硬朗的角色却如此孤独又决绝，而其本人终究也难逃虚无的圈套。

究其根本，还是可归因于记忆的“美化作用”。不分时间还是空间，距离总能产生美。台湾曾经发生过“乡土文学”的激烈争执，余光中也被卷入其中。从此，他与文坛的守望和疏离，则诠释出“流离江湖客”的身份。

《金陵子弟江湖客》书中，也有关于友人的篇章，先生用平和浅淡的笔触，写下了他与痖弦、吴鲁芹、胡金铨等人的交往故事。其中有文学上的探讨交流，更多的却是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细节。一樽黄酒、几根髭须，成为静泊生活的快乐趣事。对这些友谊，先生怀着赤诚，却也毫无执着做作之态。著有《台湾文学史》的陈芳明曾是他忠实的追随者，之后却又交恶以致决裂。但即便谈起这些，先生也保持了克制隐忍，有着传统中国文人的儒雅风度。其中诸多争执冲突，也随着时光逐渐变淡直至消散。

文学的本质便是“旁观”与“眺望”，这也正是故乡和往事成为永恒主题的重要原因。站在大海对面想象大陆的一切，事过之后回味曾经的悲欢离合。无论当初多么激烈奔涌，经过反刍与书写，也将显现得生动而富有美感。

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余华曾经在文体、结构和叙事风格方面实现过各种突破和尝试，但他最令人惊叹的《活着》，却仍然离不开这份古典的乡愁。他借用一位耄耋老人的叙述，回溯了从民国以来的个人命运、家族兴衰，以及在故事背后隐现的壮阔汹涌的历史波涛。当时间的车轮碾过如蝼蚁般的个体生命，当身边的亲人朋友都像过客般消逝。这位垂暮老人所拥有的唯一信念，便是依赖生命本身。

身处江湖之中，自然快意恩仇、欢喜悲歌，而一旦事过境迁，缓慢咀嚼，却总是能寻找到回忆之中的诸多美好。何况记忆本就是生命不多的证明物。在信息奔涌、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余光中作品中的悠扬韵律和传统风味，更显现出独特的趣致。

近代作家中，刘亮程则是将“乡土文学”传承和演绎得最好的一位了。他的《一个人的村庄》显得如此闲适轻盈，乡村里呛人的尘土、繁重的农事，以及邻人的粗鄙和闭塞，都被他疏远成灰色，而草木风云、墙檐树株却成为可以对话的生灵之物。他独自与这些人类之外的生灵交流，那份情怀的深沉和舒缓，准确击中了每天飞驰的现代读者。

无论是余光中先生的江湖、余华的回归还是刘亮程同物件的神交，其实都代表着我们对过往时代的慨叹。淡然并非淡忘，更不是刻意煽情，那更是对生命本身的尊崇和见证，以及对农耕时代的一曲挽歌。

寻找归宿：与自己和解

台湾诗人罗青在悼念余光中时总结道，“先生的乡愁，不只是对某事某地某人的怀念，更多是对文化历史的牵挂与传承。”他的逝去，仿佛也带走了此时代最后一份关于故乡和怀旧的情怀。

这不难理解，“故乡”本就是仅存在于心理层面，并仅属于农耕时代的概念，如同独生子女对姊妹概念的无感，身处自由迁徙、快捷生活的现代生活中，新一代城市原住民也即将失去对“故乡”的理解和感知。面对感怀乡愁的前辈，他们或许不会像后现代艺术那样做出无厘头解构，但也已经无法感同身受。

置身于此，没有人可以忽略互联网时代的情怀缺失，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故乡的模糊和消失，余光中也在《九张床》、《沙田山居》等文章中透露过对现代文明的遗憾，“这些工业时代的元老级交通工具，仍有旧世界迷人的情调，非协和的超音速飞机所能比拟”，淡泊如他，也不免生出类似感慨。

而对于更年轻的我们，时代飞速交迭引发的不安和焦虑更加强烈。影片《小武》、《归途列车》无不渗透着对乡村、县城中新旧对立、仓皇交接的荒谬和不适感。来自美国的作家彼得·海斯勒更是以《江城》、《奇石》、《寻路中国》等几本书记录下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故乡、记忆的消散。

故乡的消逝将直接引发个体内心中对归宿的渴求。回顾余光中的一生，漂泊的心境从未消除，他在诗中说自己度过了“蒲公英的岁月”。默默承担诗人的寂寞和文人的孤独。即便有表妹成为相伴身边的贤妻，这份孤独却终其一生环绕在先生身旁。

除了心灵的居无定所，孤独更来自于他对生死、自然和古典的用心，在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单人床》、《与永恒拔河》、《水草拔河》等诗歌中，他早已呈现了个体在面对生死和宿命时的纠结和思索。理想主义和现实纠葛的不断抗争。

在晚期作品中，他也终于实现了与自己的和解，保持了淡泊之中的乐观，并作出“诗兴不绝则青春不逝，并使人有不朽的幻觉”的感悟。这份纠结与坚守，知命与不甘，仍然在这个时代有着崭新的意义。

对个体而言，故乡也许是村庄或小镇，它的消逝仅仅引发内心的几丝忧愁。但对整个人类而言，地球才是我们的故乡。刘慈欣的《三体》其实同样一直围绕着“保护故乡”的主题。面对外来生物的威胁和攻击，三位执剑人做出了各自的选择。他们提醒着人类，即便有了浪荡星际的技术和实力，我们又该怎么面对生养地域被占领、被摧毁？怎么面对心灵皈依和灵魂的诉求。而《三体》的副标题“地球往事三部曲”似乎正是作家在暗合着相同的情感。

因此，纵然诗人离世，作为他的读者，我们还将继续面对着日渐汹涌的信息浪潮和全力前行的城市化进程，无论是个体还是全体，惟有珍藏这份古典乡愁，方能在与自己的和解之中，寻找到让心灵平和与安宁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