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总值从一种发展哲学读后感

幸福的满足感是什么

幸福（古希腊语：εὐδαιμονία、拉丁语：felicitas、英语：happiness）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心灵的满足。[1]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追求幸福的途径有着浓厚的兴趣。《启蒙文》对幸福的定义：幸福是人的精神（意识）对自我进行觉知时的满意状态。

人在幸福时，会自然地展现出笑容

释义

旧解释：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现有生活的满足感，并希望保持现有状态的稳定心情。

新释：幸福存在于差异化中。差异化的存在，不仅是合理合情的，而且是一门大学问，从人类认知学角度看，它就是产生幸福感的源泉。（古朴）

幸：吉而免凶也。——东汉·许慎《说文》。非分而得谓之幸。——《小尔雅》

《新唐书·李蔚等传赞》：“至宪宗世，遂迎佛骨於凤翔，内之宫中。韩愈指言其弊，帝怒，窜愈濒死，宪亦弗获天年。幸福而祸，无亦左乎！”

清魏源《默觚下·治篇》：“不幸福，斯无祸；不患得，斯无失。”

各方观点

哲学、思想、宗教的观点

苏格拉底认为，人类比起“活着”，更应该重视和正确认识“好好活着”这一概念。

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幸福是所有人所追求的目标；其特征便是幸福本身即为人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幸福不会成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换句话说，追求幸福的行为本身即是至善，是一种自足并且永远的状态。而相反，通过实际生活中具体生活活动所产生的快乐则是缺乏安定性和永久性的。这即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主义。

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对幸福的定义分为了两大学派，即为斯多葛主义派和伊比鸠鲁学派。

斯多葛学派认为幸福的理想须与贯穿宇宙全体的逻各斯融为一体、遵从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动摇的状态，即以无欲为幸福。也有人认为斯多葛主义派将遵从理性陶冶美德的行为作为幸福，属于主知主义的立场的一种。

伊比鸠鲁学派认同“幸福即是获得快乐的行为”等快乐主义。而伊比鸠鲁自己也曾说过，现代人随心所欲的单纯地追求享乐地行为它是快乐主义的一种。伊比鸠鲁将“感官的快乐”和“精神的快乐”分开考量。前者只是生物皆有的共通的反应、而人类或者贤者追求的幸福应当基于精神的快乐，即宁静。宁静，即为平静之心，不受任何苦痛和困惑影响的精神安定的状态。

法华经第二章“方便品”曰：“多所饶益安乐众生”，被解为“为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幸福与安乐而讲说法华经”。换句话说，法华经认为众生的成佛和度化即是佛出现在这世间的终极目的。同时于法华经第十五章中讲到释迦牟尼在说法时大地开裂，从裂缝中涌出无数的菩萨（即地涌菩萨）的场景。尽管这些菩萨据说是在释迦摩尼涅槃之后于末法之世护卫佛法，传播佛说之用，亦有人认为而这个场景只是利用了类似歌剧一样的描写手法，而这些地涌菩萨即是普通人转变，从大众中脱颖而出，也给其他人带来幸福。

宫泽贤治通过研习法华经，得出了“在全世界都变得幸福之前，个人的幸福无法实现”的结论。[2]

基督教认为，个人在人间的努力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福分由神所赐予的恩典而来。

布莱兹·帕斯卡的《思想录》中也提到了幸福：所有人都想变得幸福，无一例外.....这即是各色人等的各色行为的动机，连想要上吊的人也包括在内。

亚当·斯密于其《道德感情论》中阐述“幸福，即是平静与享乐。然而，在没有平静的情况下，享乐是不可能的；在完全平静的时候，则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够与其为乐”。

进入近代，随着不属于基督教的世俗价值观的出现，在英国，“感性的愉悦所带来的满足感就是幸福”的观念开始萌芽，这种观念后来形成了功利主义。

把人类的“欲求”作为研究重点的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解释为：人的欲望的一个阶段一旦被达成，他/她就会把更高层次的欲望作为下一步实现的标准，所以“绝对的幸福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也有以幸福为主题的故事或格言

在中国古代，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淮南子·人间训》上记录着“人间万事塞翁失马”的社会训言，（元朝僧人晦机元熙所写的汉诗“人间万事塞翁马推枕轩中听雨眠……”的由来）也被称为“塞翁失马”。

《晋书·刘毅传》（7世纪）中有句格言“丈夫盖棺事方定”是指：在某个时刻幸福与某个时刻的不幸都只是暂时的，不确定的。只有当落下人生帷幕之后才能判断其是否幸福。

与法律

幸福亦是法律的议题之一。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便包括了“追求幸福的权利”，即指在法律上，所有人都平等地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只要一个人未有侵害他人的基本人权，国家权力不得妨害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3]

国民幸福总值（GNH）

国民幸福总值（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是最早推进不丹民主化进程的前国王提出的，以国民的幸福作为政治目标，为了使政策判断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把幸福的量设定成的具体数字、指标。[4]

GNH出现的背景是，一些国家视作衡量发展水平标杆的GDP非但没有促进人们的幸福，反而促使一些政府为了追求GDP而设立种种给民众带来不便、痛苦的政策。

国民幸福总值这个概念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反响，在日本的政党和政府内也出现了相关的主张，认为应采用能够反映国民幸福感的指标来衡量、评价国家推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