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竺可桢的天道与人文
他用了13年，将中国一所地方性二流大学变成世界一流学府，媲美哈佛、剑桥！
文/庸恒
1944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造访中国。临行前，别人告诉他：“中国是个只有劳动民族和动人诗歌的地方，但没有科学，你不要去。”
几个月后，李约瑟回到中国，很快，他将自己的发现写成文章，发表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科学杂志《自然》上。
在那篇标题叫做《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的文章中，他动情的描述：
在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
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
有世界一流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
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他们是中国科学的希望。
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再度让西方震惊。
浙江大学也因此声名鹊起，被誉为“东方剑桥”。
而那年，是浙大西迁湄潭的第四年，是竺可桢做浙大校长的第八年。
而八年前，浙大在中国不过是个二流大学的地方性，在国际上更是寂寂无闻。
世界有你没你，依然如故。但浙大有了你，毕竟不同了。
01
1890年，竺可桢出生在浙江上虞的小商人家庭，陆游、王阳明、蔡元培等人都是他的老乡。
竺可桢自幼聪慧，二十岁的他便顺利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公费生，到美国开始了留学生涯。
因为“中国以农业立国”，竺可桢来到美国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农学。
但美国的农业科学并不发达，农业的体制也与中国不太一样，没办法，竺可桢毕业后便转到哈佛大学地理系，选择与农业关系最紧密的学科——气象学。
1918年，竺可桢获取气象学博士学位，当年秋，竺可桢回到了阔别了8年的祖国。
回国后的竺可桢不受高官厚禄，坚持学术育人，从事教育与气象研究工作，大力发展中国的气象事业。
1918年的中国，仍处于未开化的混乱状态。当时，美国已有测候所200多座，而中国只有香港和上海两座，还都由外国人控制。
其中日本人更是在深入并细致地研究着中国的气象和地理，这对爱国青年竺可桢而言，更让他毛骨悚然和酸楚痛心。
天气预报在今天极为普通，但1930年的中国，天气预报却只能由外国人发布。
竺可桢深知气象学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与农业生产生活的开展息息相关，甚至与战争战备也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他意识到——中国人必须要开展自己的气象学了。
1928年，竺可桢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南京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并任所长，在竺可桢的主持下，中国人的气象科学就此起步。
此后8年里，竺可桢踏遍中国，主持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气象观测站 。
1930年元旦，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并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从那一天起，中国的气象事业终于由中国人来主导了。
中国人都知道的天气温度单位是摄氏度，却不知道这个单位是从竺可桢开始的，他统一了中国气象的度量衡。
世界气象界有你没你，依然如故。但中国气象界有了你，却不同了。
02
1936年2月的一天，蒋介石突然约见竺可桢，要46岁的他去浙江大学任校长。
这可是又得名又得利的好差事，很多人都垂涎三尺，大家本以为竺可桢会一口答应，可谁知，竺可桢当着蒋介石的面竟回绝了。
拒绝的原因很简单，竺可桢认为自己很难、更不愿意应付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和千头万绪的行政工作，他非國民党员，在國民党内部既无根基，也无威望，他更愿意倾心于气象研究事业。
所以，他拒绝了这样一个诱人的职位。
奉化人蒋介石在这个老乡面前大失面子，幸有陈布雷弟弟陈训慈来信劝告，蒋介石才未追究。
很快，竺可桢的亲朋闻风来劝竺可桢：
这些年浙江文化退化的厉害，需要一个大学来做台柱。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你当仁不让啊！
竺可桢一听，好像有些道理，他心软了。
思前想后了许久，他决定答应蒋介石的请求。但他也很快向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钱不能断；
第二，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干涉；
第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半年之后，马上卸任。
他深知若无财权与用人之权，任自己有通天本领也是无济于事。
蒋介石听他的条件又火了：这个老乡不光不识抬举，简直不识好歹！
幸而有國民党元老陈布雷的劝说下，蒋介石才勉强答应这三个条件。
1936年的4月7日，浙江大学迎来了竺可桢。
为了这一天，浙江等了整整四十年。
03
当时的浙大在中国尚属二流，竺可桢对他本没报太多期望。两个月后，竺可桢到浙大赴任，一到浙大，竺可桢傻眼了。
知道浙大很烂，竟不知这么烂！中国最烂！简直烂到家了！
浙江大学之烂不是没因由的，当时它号称全中国最破的大学，因为他的教学楼和图书馆都是危房，号称天上下雨，地上既漏，连普通的民房都不如；
而整个学校图书馆藏书更是稀少，只有六万余册，而彼时的清华大学藏书室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馆藏图书超36万册；
更让人堪忧的是浙大的教师队伍，当时整个学校的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没有教授任课，还不断有教授辞职。
没有教授的大学，能叫大学吗？
竺可桢顿感肩上责任之大！
于是，他到浙大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老师。竺可桢说：我不止要找老师，还要把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好的老师都给浙大。
往日浙江育我，余生我育浙江！
04
竺可桢开始四处搜罗教授来浙大讲课。
胡刚复哈佛大学毕业，是当时中国寥寥可数的几个物理学博士之一，对X光谱的研究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步。
竺可桢和他同为“庚款生”，知道他的“厉害”，就把他列为第一目标。
竺可桢首先赶赴上海，找到上海交大科学院院长，张嘴就要借胡刚复。当时的院长裘维裕把胡刚复当做交大物理系的宝贝，镇系之宝，连连摇头不肯借。
竺可桢见对方不吐口，干脆呆在对方办公室，赖着不走。裘没办法，只得答应“借人”，期限是2个月。
竺可桢连连作揖，出了门，拉起胡刚复就往车站跑。当天二人就美滋滋的到了浙江。
裘维裕没料到，竺可桢这一借，就是13年。
在胡刚复的带领下，浙江大学物理系成为当时中国物理研究的前沿阵地。
在这里，先后有王淦昌、束星北、吴健雄、胡济民、卢鹤钹、程开甲、李政道、吕敏、贺贤土等物理界大师在此工作和学习，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历史上的辉煌。
走了一个胡刚复，也许于交通大学无恙；但对浙大来说，意义却不同了。
05
不久，竺可桢又打上了马一浮的主意。
马是著名国学大师，通晓七国文字，研究哲学和国学三十年，和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
为邀请马一浮来浙大，竺可桢可谓用心良苦。传马一浮脾气古怪，且清高自傲，当年蔡元培请他去北京大学教书，他回了一句：古只有来学，未有往教。
意思是说古来学知识只有学生到老师这里来学，没有老师跑过去教学生的道理。这句话弄的蔡元培很尴尬。
面对这样一个不好相与的大师，竺可桢却高兴非常。马上登门拜访马一浮，因同是绍兴老乡，马一浮还是比较客气的。他提出去浙大教书的五个条件。
竺可桢连连点头：先生请说。
第一，我所教授的课程不在科目系统之内；
第二，学生需上门请业；
第三，每周只有一次；
第四，时间不超过2小时；
第五，不做公开演讲；
竺可桢二话没说，马上照办！
可马一浮还是不动。于是，竺可桢又写了一封诚恳的邀请信，马一浮依旧不动。后来，一心为浙大找大师的竺可桢连续多次光顾“马府”，一心要请马一浮出山。无奈马一浮倔强的很，始终不肯答应。
别人都觉得马一浮不近人情，可竺可桢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浙大的大门，永远向马先生敞开。
一年后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马一浮亦遭灾厄，逃亡途中，他给同与浙大流亡的竺可桢写了一封信，委婉的表达了要和浙大亲近的意思。
别人都说马一浮落难时想到浙大，想到了竺可桢，可却忘了往日对竺校长刁难，竺可桢听了笑着摇头，却不说话。
很快，竺可桢亲自拍电报邀请马一浮来浙大讲学，并亲自派人开车去四五百里外去接，还给马一浮单独设立了一个“国学讲座”的职位。
浙大终于请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国学大师。
竺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
竺可桢是科学界的教育家，教育界的君子。
06
竺可桢到任后，还坚持留用了浙大原有的一大批优秀教授。
他们有陈建功、苏步青、贝时璋、钱宝琮、郑晓沧、李寿恒、周厚复等。竺可桢还把因反对前任校长而离开的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一一请了回来，何增禄还带来了王淦昌，苏步青又推荐了章用。
1936年下学期开学时，被浙大新聘任的教授、讲师有30多人。
王淦昌刚到浙大时只有29岁，竺可桢亲自陪他参观校园，还设家宴款待他。在浙大教学期间，王淦昌先后培养了程开甲、谢学锦、许良英等一批著名学生，为我国物理学以及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竺可桢还积极扩大浙江大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积极的接触国外学术界与学人，汲取一切先进的思想和经验。
1937年，竺可桢通过私人关系邀请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波尔访问中国，并到浙江大学作学术报告。
报告当天，浙大万人空巷。连浙江省电台也全程直播了演讲盛况，一时浙江学风大盛，浙大成了浙江学术的中心与学子心中的圣地。
风雨飘摇中的浙大，迎来了一个新的校长，也迎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新时代。
如今看来，竺可桢执掌浙大，是浙大之幸，浙江之幸，亦是国家之幸。
07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的飞机飞临中国上空，对中国大学和文化机关进行狂轰乱炸。
其意非在屠我国民，更是要亡我精神，灭我文脉。
11月5日，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距杭州仅百公里。竺可桢见浙江大学危在旦夕，为了保存浙江教育的火种，保存中国学术的未来，毅然响应号召，举校西迁。
1938年1月，竺可桢率全校师生分三批离开杭州，一迁浙西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历时两年半，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余公里。
可即使到了广西，也难逃日本人战机的骚扰，没办法，只得再度西迁。
直到1940年，浙大才最终将校址定在了贵州省遵义与湄潭，并坚持在此办学7年。因浙大西迁路径与红军长征路径前半段基本吻合，这一壮举，被誉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史称“文军西迁”。
十年四迁，浙大师生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条件如何艰苦，从不敢耽搁，第一时间开堂授课，竺可桢知道：为一校之长，不止要对学生负责，更要对国之教育负责。
十年间，浙大师生在竺可桢的带领下，用脚步丈量山河，用热血谱写华章，凭借着顽强的斗志，把读书、求知的种子播撒到祖国各处。
至今，浙大西迁所历之处，皆以浙大办学为美谈，皆以读书上进为根旨，可见浙大精神余脉未绝。
竺可桢和浙大用了十年时间，共同创造了中国教育的奇迹，铸就了中国教育的脊梁。
折不弯，打不断，夺不了！这是浙大精神，是浙江精神，更是中國精神！
08
在湄潭，浙大的教室大都借用庙宇、祠堂，房屋多较简陋。学校无教师宿舍，教职员皆租民房分散居住，有的还自己开荒种菜，饲养鸡鸭。
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浙江大学完成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腾飞。
抗战期间在浙大任教的教授70多人，其中有部聘教授18人。占据全国部聘教授的四分之一。
文学院长梅光迪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专攻西方文学。
中文系主任郭秉，外国文学系主任余坤珊都是著名教授。
张其昀原为中央大学教授，1943年被聘为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被称为台湾的“文化之父”、“教育之父”和“博士之父”。
理学院院长胡复刚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系主任何增禄、化学系主任卢嘉锡、生物系主任贝时璋等都是著名科学家。
先后担任数学系主任的陈建功、苏步青是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为中国函数论的奠基人，苏步青为微分几何奠基人，他们后来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物理学教授王淦昌后来成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科学家。
工学院院长王国松，化学工程系主任李寿桓，土木工程系主任吴钟伟，航空工程系主任范绪箕、电机实验室主任俞国顺等，均是工程技术专家。
卢守耕任农学院院长，萧辅任农艺系主任，吴耕民任园艺系主任，罗登义任农业化学系主任，雷男任农业经济系主任，祝汝佐任蚕桑系主任。
师范学院院长王琎，教育学系主任郑宗海，国文系主任郑奠，史地系主任李挚非，理化系主任朱正元等都是学有专长的名师。
这里无一不是大师，无一不为国为家做出过重大贡献。
此时的湄潭好似江湖中的“聚义厅”，但有竺可桢振臂一呼，江湖英雄便不远万里、星夜来投。
在湄潭，竺可桢每周都组织师生演讲，并积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科学家与大师来湄潭，李约瑟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浙大，并发出“东方剑桥”之感叹的。
据不完全统计，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
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
当年在浙大任教的教师和就读浙大的学生，新中国建立后，有71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其中，教师27人，学生47人，后来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51人
1937年，浙大准备西迁时，全校还只有633人，到抗战结束时，全校学生达2243人。
浙江大学这所原本是地方性的大学在几年之间一跃而为国际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并与当时的“西南联大”齐名。
浙大需谢谢老校长，中国需感谢竺可桢！
09
抗战初期，竺可桢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迁校工作中。1938年7月23日，在桂林考察的竺可桢接到夫人张侠魂病重，催他速回的电报。
竺可桢匆忙暂停手头工作，返回泰和。下了车后，竺可桢在为当地人民修建的浙大长堤上见到等候在那里的大女儿竺梅，竺可桢上前拉住女儿的手，女儿说了一句："衡(幼子)没了。"
竺可桢一听，眼泪马上就落了下来。
此时张侠魂因患痢疾病卧在床，已是病危，由于医疗条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张侠魂不幸逝世。
竺可桢接连丧妻失子，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其中有依陆游《沈园》诗原韵吟成的悼亡诗：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不久，竺可桢离开泰和，重返校园，继续为浙大奔波，为中国教育奔波。
可每年的8月3日，竺可桢总要设家祭纪念张侠魂，多年后依然如此。
张魂侠是竺可桢的妻子，浙大是竺可桢的爱人。
09
竺可桢在1936年的浙大开学典礼上，就给学生就讲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们为什么来浙大？
第二个问题，你们在浙大毕业以后准备干什么？
他说：
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
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80余年后的今天，这著名的“两问”，已成了全体浙大师生的座右铭，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启发着一代又一代的浙大人。
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
在竺可桢的心目中，“求是”的精神应包括：
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
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今天看来，“求是”精神，不应只是浙大精神，不应只是做学问的精神。而应是所有国人处事之精神，是所有人为人之精神。
11
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附设的藏书馆，规模之大，设施之新。藏书之丰，珍本之多，管理之善，影响之广，时为国内之最。有"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亚洲第一图书馆"之美誉。
1932年，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指挥战机对上海轰炸，他把目光投向了闸北的商务印书馆，他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积贫积弱的民族闻言只能默默落泪，无力阻止！
商务印书馆注定在劫难逃。
不几日，日军战机开始对图书馆进行重点“关照”。尔后，日本浪人开始四处纵火，罪恶的火焰，开始燃烧了。
时载：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
短短的几天，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悉数被焚。
时年65岁的张元济事后这样回忆道：“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
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国人闻之，无不觉泣血椎心。
抗战爆发后。日本逼近杭州，藏在杭州的《四库全书》亦面临兵燹之祸。深知日本人恶行的竺可桢坐不住了。
《永乐大典》不存，东方图书馆不存，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万不能毁！
竺可桢找到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二人商议，决定将库书迁往建德。
计议已定，竺可桢毫不耽搁，指挥浙大师生，大家出钱出人出力，齐心保护《四库全书》。
当时库书超过150箱，运力不保，书运不走，敌人近在眼前，急得陈训慈团团转。竺可桢知道后，连夜调来数量卡车帮忙运输，才将库书安全转运，确保不被损毁。
杭州沦陷后，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第一时间派人寻找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但由于该书已转移而扑空。
他们的目光马转移到藏匿图书的建德，建德也不安全了！竺可桢得知消息后，马上致电陈立夫：《四库全书》放在建德也不安全，建议运往内地！
时民国教育部没钱，没办法，竺可桢只能号召流亡中的浙大再度节衣缩食，用以支付库书运资。
于是，这批珍贵古籍在竺可桢的关注和护送下开启漫漫征程：一迁富阳，再迁建德，三迁龙泉，四迁贵阳张家祠堂，五迁贵阳地母洞，六迁重庆青木关。
9年时间，辗转浙、闽、赣、湘、黔、川6省，竺可桢与浙大又一次参与并创造了这一文化奇迹。
抗战胜利后，《四库全书》从重庆运回杭州文澜阁，结束了9年的艰辛苦旅。著名学者毛春翔含泪说出了两句话：“八载深锢边陲，卒复完璧归杭。”
竺可桢得知消息，激动地泪如雨下。
日军轰炸后的商务印书馆
12
浙大工学院学生刘奎斗两度投笔从戎，参战抗日。
每次走的时候，竺可桢都为他送他；每次回来，竺可桢也都为他接风。
数十年后，刘奎斗捐款在浙大建造了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一直到去世，刘奎斗的书房中都挂着竺可桢的画像，与祖上的画像挂在一起。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他总不忘拜一下。
因为他始终记得：
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13
解放后，竺可桢选择留在大陆，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继续从事科学教育事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竺可桢受周恩来保护，幸未受太大冲击。
晚年竺可桢不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更少参与管理工作，他深居简出，每日在家观测气象数据，通过日记进行记录并分析整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一生扬科学，兴教育，护文脉。但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终于卸下了所有的包袱，成了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校长远去，再无校长。
回望竺可桢的一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地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子：
他们读书，他们传道，他们在悍不畏死、他们引颈就戳，他们在砥砺前行、他们奋勇争先。中国读书人，不只是在道统上，更是在人格与精神上继承了华夏正朔的一脉传承。
在中国的每个时代，挥洒热血是他，继往开来是他，向死而生也是他。
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在我看来，这句话，曾文正当得，竺可桢亦当得！中国历史上所有不曾欺心的读书人，都可当得！
浙大感谢老校长，中国感谢竺可桢。
浙江大学，摄于2017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