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贝之财与无贝之才——盛宣怀如何攀上仕途顶峰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6日），盛宣怀被清廷任命为邮传部尚书。过了农历除夕，宣统三年是为辛亥年。四月清廷改制，“皇族内阁”成立，盛宣怀留任邮传大臣，亦为国务大臣。立志要“做大官、办大事”的盛宣怀登上了他的仕途顶峰。
盛宣怀
走出十年低谷
由侍郎到尚书这一级台阶，从光绪廿八年（1902年）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算起，他整整爬了十个年头。
这十年，无论是就仕途来说，或是就事业来说，在他的人生中只能算是一个低谷。这十年对于他是一个接一个的噩梦。噩梦就是从他当上侍郎的光绪廿八年开始的。那一年的九月，他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制度，他必须辞去一切官职，回家守孝。此时，继李鸿章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却老实不客气地出手了。
光绪廿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袁世凯被派任电政大臣。廿九年正月，免去盛的轮船招商局督办，以袁的亲信杨士琦为总理。三月，原直隶布政使吴重熹为驻沪会办电政大臣，正式接办电政局。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盛守孝期满进京被召见，此时京汉铁路即将完工，盛称病求退，试探朝廷意向。慈禧说得很好：“国家正值多事，汝系旧臣，不当出此。”但也不过是依旧让他回到上海去和列强继续那了无期限的商约谈判。
年底，京汉铁路通车，在北京建立铁路总局，唐绍仪任督办，裁并盛设在上海的铁路总公司，盛宣怀督办铁路十年宣告结束。至此，盛创办的轮船、电报铁路相继易手，在他手里仅只剩下汉冶萍了。
在此期间，盛宣怀千方百计图谋东山再起。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奉旨召见，二十七日他的姻亲、外务部尚书吕海寰来电：“顷谒邸知，以公为理财老手，向用方殷，拟内用。”“并嘱弟传谕，公宜速来。”邸者，当是庆王奕劻。（盛宣怀《愚斋存稿》下，卷100，第673页）
三十四年二月初七，被授为邮传部右侍郎。刚过了两天，二月初九，谕令仍以商约大臣原差赴沪。《盛宣怀行述》说：“盖亦有尼之者也。”指的也是袁世凯。
为其驻京联络、打探信息、传递情报的陶湘，早在光绪卅二年三月致盛密信中说过：“总之，解不开者仍在卧雪轩。……至于卧雪宗旨，必使钧处能安然潜伏而后已，倘有动作，彼必按之，防意甚严，恐无论如何降首下心，亦不能接洽。此皆揣其意旨如此，并无实事，然甚实在也。领袖优柔不足道。此外，城北诸公均系随波逐流矣。”（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页）
《后汉书》有袁安卧雪，此处卧雪借指袁世凯。领袖指首席军机大臣庆王奕劻，城北诸公指徐世昌等军机大臣。盛宣怀遇上了袁世凯这样强悍有力的对头，存心和他过不去，军机处的大佬们又没人真心实意地替盛帮忙，盛还能玩出什么把戏？
陶湘对袁世凯意旨的揣度是准确的，后来为袁世凯亲口所证实，由袁的亲家、同时又是盛的亲家孙宝琦在私信中告诉盛。
在那十年里，盛的“生平知己”袁世凯无情地成了他的克星，在政治角斗中被袁一跤掀翻在地，死死地按在地上，直到慈禧、光绪去世，袁世凯被放逐，他也没能翻过身来。
获取洵贝勒的欢心
宣统二年七月，盛宣怀终于时来运转。六月廿九日命其来京陛见，到京后召见三次，七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盛宣怀着赴邮传部右侍郎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不到半年，同年十二月初六晋升尚书。
盛宣怀这次重新起用并快速晋升的奥秘何在？
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说：“盛宣怀既失铁路之利，郁郁不伸者累年。已而袁世凯黜，载泽与粤党争权，窥其有隙可乘，遂贿载泽六十万金，起用为邮传部尚书。”（荣孟源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2页）盛确实曾与载泽有意接近，是否贿赂60万两银子，似无确证。但盛的擅长送礼却是无可置疑的，他为慈禧七十大寿送的寿礼，“上颇欣悦”；礼王世续评定在众多亲贵大僚中独占鳌头，“件件精致”，“故圣心深许”。奕劻过生日时，盛“谨备日金币二万元，……聊供备赏”，派了陶湘单独请见送到奕劻的手里，至今还留下了奕劻一封辞藻华美的复信。（《辛亥革命前后》，第15、42、44页）
苏同炳说：“自载沣监国后，北府声势骤隆。太福晋颇暗中干政。宣怀谋擢尚书，介府中管事人某通殷勤。”（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天津，百花出版社2000年，第854页）宣统元年五月廿七日，盛宣怀的侄儿盛文颐曾来函献策：“摄政貎似精明，实则权均操之于涛、洵，从中总机关尚在八姑奶奶（福晋），所以两介弟结好于八姑，而能使其乃兄之言听计从。”“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则既爱财，又爱马，欲念不甚大，而两介弟之总管更易交结，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辛亥革命前后》第74页）
从现有档案资料来看，确是盛氏本人与载洵曾经有过非同寻常的交往。
宣统元年五月，光绪六弟、郡王衔贝勒载洵被任命为筹办海军大臣。出国考察八月初回到上海，盛宣怀向载洵建议仿照日本自造兵舰，由汉阳铁厂提供钢材，并邀请载洵去铁厂视察，获得首肯。盛连日致电李维格等布置接待事宜，竭力获取载洵的欢心。八月初八先后两电，后电云：
接南京函：洵邸恐武昌来往江面，耽误时刻，故欲驻节厂内，便细看等语。看厂须备椅子轿，须用黄缰，各厂挂龙旗、彩绸、松柏，随员多备轿、马。铁厂既不吃饭，须备各小碗燕菜及杏酪汤、各碟点心。各厂均须备椅子，小坐片刻，不能立看。小坐之时，吃汤点最好。邸驾想必住宿，军门及随员如分住我厂，床铺可向官借，请一切与官局商办。宣。虞。（陈旭麓等主编《汉冶萍公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51-1153页）
细尾末节，一一指点，盛考虑得何等周到。
宣统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盛宣怀拟赴京请觐，先电告他的亲家、山东巡抚孙宝琦：“请觐折日内发，批准即航海行。去年洵贝勒面传监国谕令，病痊即进京，并谓实缺官毋庸候召。”六月二十八日，盛请军机处代电奏云：“本年奉旨盛宣怀著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正拟酌议办法，请旨遵行，旋准军咨处咨开，奏请详核红十字会未尽事宜，所列办法精审详明，造端宏大，亦当面请军咨处海陆军大臣亲授权宜，方能筹办。”显然，此次盛得以晋京请觐、任职，是以载洵及管理军咨处事务的载涛两兄弟为内援，并早以筹划就绪。（《愚斋存稿》下，卷100，第684页；《愚斋存稿》上，卷23，第588页）
六月廿四、七月十一日，盛先后致洵郡王电函，为其即将赴美献策，欲以借款联络美国：“殿下此次赴美，自宜设法与美廷妥议牵制日俄之策，匡时救国，在此一着。”“邦交之道非可尽托空言，须有实事相交，方有密切之关系。英之于日，法之于俄，皆以借债为联合，我亦何妨效法。……与彼议借巨款，以示相交之雅。彼必诘我何所用？则云现照商约整齐币制，中国地广物博，非预铸新币数万万不能敷用。”（夏东元编《盛宣怀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08、910页）
盛宣怀到京后召见三次，咨询时事要政，七月十三奉旨赴邮传部右侍郎本任。就在当天，载洵与盛宣怀有过一次“午间畅叙”，下午四点钟载洵就写了一纸密函要向盛借钱。原来上年载洵考察海军而遍游欧美，回来便造了一座西式楼，花了十余万，现在即将完工，还指望着在新楼里接待来访的德国王储。只是造价还欠四、五万两银子，“因思平夙引为知己者唯宫保阁下耳，拟请暂为假贷”。仅仅隔了一天，没有得到回复，十五晚载洵再次去信，只有一句话：“前日专呈一缄，得邀青睐否？只以未奉福函，用敢再申渎请，请希心照。”盛宣怀本拟以王爷的谋士自居，王爷却只将盛视为财神。（《辛亥革命前后》第75-76页）
八月二十九日，盛电寄日本佐世保洵贝勒：“贝勒爷钧鉴，已派新铭恭迓，并饬路局严加警备。姚道到津迎接，面禀一切。资政院请速成国会，明日御前会议。”（《愚斋存稿》下，卷100，第684页）短短一封电报，内容丰富，而最重要的是“严加警备”，确保安全。载洵曾在旧金山被人谋刺未遂，而此次回国，事先盛早有保卫部署，可谓想洵之所想，急洵之所急。
通过币制与泽公爷深结
起用盛宣怀的上谕中有一句话：“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顺着这根藤摸下去，执掌度支部大印的，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起，就是载泽。嘉庆之后，贝子衔镇国公，人称泽公爷；这倒不打紧，关键在于他是慈禧的姪女婿，隆裕皇后的妹夫。《盛宣怀行述》称：“近数年来朝廷锐意整顿币制，度支部尚书泽公夙知府君富于币制学识，虚已以听。”（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根据已刊的史料，盛宣怀至迟在光绪三十四年的二月之前就已经与载泽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二月二十九泽公来电：“钞件收到。南皮、项城近递说帖，迹近武断。慈意甚不谓然，故仍交议；倘得执事痛切一言，必可决议。望速递。”（《愚斋存稿》下，卷100，第674页）此次在慈禧召见盛宣怀时，曾问过盛对币制的意见，“谕令详析条陈”。载泽此电的大意是，在币制问题上，泽不同意张之洞、袁世凯的意见，慈禧也让进一步讨论，载泽希望盛出来说话，促使问题解决。看来盛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没有立即复奏，但接受了秘密为载泽调查、筹划币制方案的任务。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廿三，盛致泽公爷函：
公爷钧座：濒行肃上寸笺，度邀青鉴。廿日车中细阅各省复件，以赵、林为最切要。廿一绕汴梁，廿三抵鄂。拟将州县收纳钱粮，必使官民毫无阻碍，方免他人指摘，容俟多查数省，多觅实证，多资臂助，以期谈言微中，但求略缓定议耳。附缴钞件，乞詧收为祷。敬请崇安。名心叩。（邵循正编《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第93页）
“各省复件”当系报给度支部的关于币制的意见。林、赵是林绍年、赵尔巽。林时任河南巡抚，盛绕汴梁是去与林当面交换意见。赵时为湖广总督，将调四川，盛到武汉于廿八日与赵面谈后，廿九日又致赵函云：“南皮甚虑币制定价民有窒碍。鄙见中外交通、商民交易、官兵俸饷，皆无可虑；惟州县钱粮须待研究。”并要求介绍“此间熟谙钱谷、通达民瘼的人士”，以便他进一步访谈、调查研究。
四月初五，盛接到载泽两次来电，向载泽汇报了在河南、湖北两省的调查，认为“民间交纳钱粮，如币有定价，便可听其银铜并交，百姓无加减，州县无赔累”，“再调查数省便有把握”。强调“东西洋处此等改革大政，亦必经多番考核而后定，钧处似宜痛陈宫邸，宁缓勿躁”。又开了一份清单，要求载泽为他提供一批文件。（《盛宣怀未刊信稿》，第93、94-95页）
四月二十日载泽来电：“部不画诺，资不赞词，决难定议，专望大作，力挽狂澜，寄沪一函到否？电示。”（《愚斋存稿》下，卷100，第674页）“部”或指度支部，“资”应指资政院，因两处都不表态，载泽再次催促盛发表意见，是很看重盛的。盛却不为所动，直到当年十月盛去日本实地考察后，“携回书籍研究数月”，并参考了伊藤博文所说的“立宪必先清厘财政”，松方正义所说的“财政必先整齐币制”，以及日本开办银行的宗旨、“其要在银行与造币局联成一气等”情况，于宣统元年闰二月，上奏了《请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折》，并附三份清单：《币制各种办法成式》《画一币制统归银行办理条议》《各督抚臣币制奏议摘要彚录》。出色地交出了答卷，有方案，有资料，系统周详，充分展示了盛宣怀研究社会经济实际问题、制订方针政策的高超能力。闰二月十三，载泽从北京来电告知：“盛宫保折批度支部知道。特闻。”（《愚斋存稿》下，卷14，第360-383页；《愚斋存稿》下，卷100，第677页）
晚清的币制问题很复杂，当时银两、银元、铜元、铜钱同时流通，外来银元与各地自铸者成色不一，折扣不同。如何统一币制，是个大难题，专业性很强。从上述史料，我们看到盛是极度重视而又审慎的，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既要广泛认真听取各地“熟谙钱谷、通达民瘼”人士的意见，又要亲身赴日本考察、学习成功的经验，“宁缓勿躁”。其中，尤以是否便于百姓交纳钱粮为重点，务必做到确有把握，更是难得。盛宣怀不在其位、而代载泽谋其政，以此深相交结，但不可忽视其有为国为民的道义因素。
宣统元年十二月廿日，盛致函亲家、山东巡抚孙宝琦：
大疏结语财政必须先齐币制，正是当头棒喝。泽公有识有力，惜无好帮手。去年在京，过从甚密，归后常通亲笔信函，似尚知菲材于财政稍有阅历，将来实行新币必须有一人综其要略……或称币制大臣，归度支部节制，方能有条不紊，……开春拟进京请开去差缺，如蒙简派币制差使，往来京外，或可胜任。（《盛宣怀未刊信稿》第208-209页）
孙心领神会，积极向载泽推荐盛宣怀，仍然是以财政币制为题。宣统二年二月十三日孙致盛函谓：“海内明达财政币制者惟公，是以专函向泽公言之。又恐不谐，先后分致琴相、蔚若、瑶圃反复叮咛，冀得一当。”琴相，指那桐，字琴轩，时为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蔚若，即吴郁生，吏部左侍郎，时在军机处学习入值；瑶圃即度支部侍郎陈邦瑞。函内附孙《拟上度支部尚书载泽书》云：“窃见邮传部盛侍郎，才长心细，体大思精，前曾游历日本，与该国当轴诸君研求币政，且于中国财政商务阅历至深，确有见地。倘蒙特召入都，得以趋承崇斋，藉备询问，于币政必能尽抒所见，上资裁择，亦可备特设专管之选。”所谓“趋承崇斋”云云，是给载泽作幕僚，出主意、作笔杆子；所谓“特设专管之选”，后来孙在致陈、盛函中都有说明，是举盛专司造币银行之责，并不是要让盛在度支部堂官中占一席之地，没有和陈邦瑞、绍英争夺地位的意思。后来陈、吴二人都有回音，自然是极力赞同。孙都转给了盛。（王尔敏等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电稿》下，第1444-1448页）
淮军的第二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刘体智云：“泽公用武进盛尚书，有贝之财与无贝之才兼收而并蓄。武进谙于财政，为是时第一流人物，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钧衡重任，当之无愧。然泽公拥有汉冶萍股票，其暗号曰‘如春’，谓帝泽如春也。虽不敢遽定为贿，抑无人能断其非贿矣。”（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0页）言简意赅，总结得很妙。
看来这次盛宣怀重新起用，至少有两条线，一条是载洵，一条是载泽。后面这条线，主要是盛自己积极而出色的自我表现，又有孙宝琦为他牵线搭桥、疏通关系。洵、泽两位都是皇族新贵，是在摄政王载沣面前能说话、且说话能起作用的人。这就清晰地显示了盛宣怀在宣统时期新的政治路线图；因此，也打造了他后来进入“皇族内阁”的晋身之階。
我们还看到，载泽有些替摄政载沣出主意的节略也是盛起草的，如《辛亥革命前后》所载，武昌起义后，八月二十九盛就一口气为载泽写了三份面奏节略，据说载泽要求起用袁世凯的建议也是盛代拟的。刘体智称“武进为泽公谋主”，看来是公开的秘密。如果说载泽在充当载沣的诸葛亮，盛宣怀就是在扮演诸葛亮的诸葛亮。固然是盛把自己的主意变成了载泽的主意；同时也说明，有些话还必须要借载泽之口来说才有效。
（本文摘自张实著《悲怆的绝唱：盛宣怀与汉冶萍》，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