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诗选诗人必须说真话原文

2016年5月5日是艾青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几乎都记得小学课本中他那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们还忘不了他喊“大堰河/你的儿子/我敬你/爱你”，忘不了他吟“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忘不了他说“诗人必须说真话”。他以“最伟大的歌手”要求自己，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岁月，还是在解放后的起起落落，写作已然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学画，留学，归国，入狱，写诗，挨斗，流放，归来……艾青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忠于艺术，忠于人民，成为中国新诗史上风格独特、影响力巨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离去二十年，现在缅怀，仍旧格外亲切。最近翻阅高瑛《我和艾青》和《艾青年谱长编》，辑录几段艾青往事，以小见大，感受一下艾青其人。

狱中转型

1932年7月，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冲入画室逮捕了13名青年画家，后将艾青、江丰等“政治犯”引渡给国民党当局。8月16日，因为春地美术研究所被认定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之团体”，艾青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虽然备受折磨，但艾青精神依然坚挺，始终在顽强抵抗，凭着有限的纸笔条件，他开始大量创作诗歌，写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铁窗里》、《透明的夜》等杰出作品。

23岁，画家蒋海澄变成了诗人艾青。在《母鸡为什么下鸭蛋》（1980）中艾青揭示了画家“意外”成为诗人的奥秘：监狱生活是关键。

1935年10月艾青出狱，为了生存辗转多地，最后跑到重庆，皖南事变后又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去了延安。

雨巷与大堰河

“大堰河是艾青的大堰河，雨巷是戴望舒的雨巷。”艾、戴二人既为浙江同乡，又是诗坛同好，虽风格不同，但意气相投，为中国现代诗坛留下一段佳话。

艾青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写于1933年1月上海狱中，而诗集《大堰河》出版的时间，恰好是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的次月。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结果扑了空，他留下名片，怏怏而返。艾青一见到名片就回访了戴望舒，两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艾青会将新作交给戴望舒，戴望舒也尽量帮其发表。只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7月艾青匆匆离沪落脚广西，而戴望舒几经波折，流落香港，两人在战火中开始了书信来往，论诗歌、评时局、谈现状，无话不说，惺惺相惜。

1949年3月，两人在华北大学再聚首，成为同事，但1950年2月戴望舒早逝，年仅45岁，诗坛挚友阴阳两隔，戴望舒成为了艾青余生始终怀念的人。他称赞戴望舒是说真话的诗人，叹息天妒英才。195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诗选》，很少给人作序的艾青，这回写了逾3000字的序——对友人的追思悼文。

诗集《大堰河》，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

匆别聂鲁达

1956年6月下旬，智利诗人聂鲁达携夫人来中国访问，那时他和艾青已是老朋友了。他们一同游览滇池，船过三峡时适逢聂鲁达生日，船长送来了大蛋糕，在中国朋友的陪伴下，聂鲁达度过了最愉快的中国之旅。

可是一回北京，艾青就深陷“反右”泥潭，深知自身难保的他提前去北京饭店和聂鲁达道别。聂鲁达不知晓“反右”运动的险恶，一再询问，艾青就指指地，做了一个刮风的手势。这时周扬来了，为了避难，艾青眼含热泪匆匆告别聂鲁达。事后艾青解释自己的动作：我的法语快忘光了，我的意思是反右就像是地震和台风一样的灾难。那次告别成为了两位大诗人的永别。1957年，赵沨去智利，谈到艾青，聂鲁达便站在大海边上呼唤：“艾青……艾青……艾青……”

护丁玲引火烧身

1957年夏天，“丁陈反党集团”再次被批斗，丁玲打电话给艾青，希望他能在开会时说几句公道话。会上丁玲被斥为投降分子、搞个人崇拜、和党闹分裂。艾青听不下去了，发言说：“文艺界总是一伙人专门整人，另一伙人专门被整。不要搞宗派！不要一棒子打死人！”为其后十余年的不幸埋下祸种。9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就开始批艾青是“丁玲的伙伴”，“长期奔走在几个反党集团之间”。墙倒众人推，艾青昔日的好友群起而攻之，让他精神濒临崩溃。12月，中国作协党组决议，开除艾青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一生正直却蒙受不白之冤，艾青气得用头撞墙，半夜起来指着墙壁质问：“你说我反党吗？”

从北大荒到石河子

1957年艾青被划为“右派”后，辗转在北大荒和新疆劳动改造，历经自然蛮荒和人世沧桑。“文革”开始后，艾青的工资被降到45元，一家五口人艰难度日。据他夫人回忆，艾青做梦都想吃顿红烧肉，右眼白内障严重看不清东西，小肚子上还常鼓出个硬块，夜里大腿抽筋，冒虚汗。因为吃不饱，听说连里小猪冻死了，也拿回来开膛破肚，煮了吃，孩子们都捂着鼻子躲开，艾青却说“饥了甜如蜜”，竟一口一口把死猪肉咽了下去。在连队，艾青劳动量很大，快60岁的他要一人打扫全连13个露天厕所，夏天下雨，得用一瓢一瓢掏出茅坑的水，冬天屎尿成冰，得用几斤重的钢钎冲开，甩到坑的边上去……这活艾青干了四年，还因此累出了疝气。

1980年，艾青与儿子在北京东城区暂时借住的房子中谈美术

巴黎情缘

1928年夏，艾青考进杭州国立艺术学院绘画系，院长林风眠看了他的画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到国外去吧！”在巴黎，绘画开拓了他的审美疆界，深化了他对艺术形式的理解，虽然后来没有做画家，但他对绘画的兴趣终生不渝。1931年9月，日本侵华，在巴黎留学的艾青待不住了，有一次在郊外写生，一个法国人大声对艾青说：“你们的国家都快亡了，你还在这里画画！”艾青听了大受刺激。国难当头，匹夫有责，1932年1月他毅然回国，经江丰接受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

1980年6月，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国际讨论会召开，阔别48年后，艾青得以重访巴黎。有作家在会上做了《艾青的诗学》的报告，强调了艾青《诗论》应得到更高的评价，反响强烈。

“诗人必须说真话”

早在1939年的《诗与时代》中他就宣告：“不要忘记诗在历史里，诗人为了忠实于自己的世界观而遭受放逐、监禁、绑赴断头台的英勇的记载啊！没有一种权力能命令诗人为他去歌颂的。”1950年代末的风气中，诗人是个危险的角色，艾青认为唱赞歌不如暂时沉默好，他没有转行，依然崇敬真理的勇士，绝不拿良心做交易。艾青对真话的捍卫与对谎言的仇视是等量齐观的，他说：“说假话而想取得人信任，是梦想……并不是所有诗人说的都是真话。并不是水就是眼泪、红的都是血。虚假的东西总是不持久的。”（《和诗歌爱好者谈诗》）又说：“‘幸福之门’是向说谎者敞开的，诬陷人的人走的是鲜花开放的道路；说真话的人走的是烂泥路。”（《新诗应该受到检验》）他晚年的两部长诗《在浪尖上》、《历史的尊严》体现出了对现实苦难的关注与反思，渗透着对历史潮流的哲学思考。艾青描写“文革”从不装腔作势，对人民的苦难绝不轻描淡写，他没有掉入详述细节和过度感伤的窠臼，在伤痕文学风靡的时期，艾青并未去描写艰难岁月的伤痕，而是从道德的层面去反思民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