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世界大战的历史你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在近代四百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比法国政治家塔列朗亲王和奥地利前首相梅特涅亲王更能理解人世的沧桑变幻。
作为君主神权、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三大时代的核心亲身经历者，塔列朗和梅特涅不仅仅亲眼目睹了三种自诩正义的道德原则在二十六年内（1789-1815）的先后崩溃，也亲身见识了无数的达官贵人和大众庶民为了富贵或苟活不断在这三种原则之间近乎寡廉鲜耻地反复摇摆：
星期一坚定无比的神权政治保卫者，星期三可能变幻为自由平等的信仰者，到了周末他就可能发表拥抱拿破仑民族主义的演说。
三者道义原则分别是：旧君主时代的君权神授道义原则、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自由平等道义原则和拿破仑皇帝时代的民族主义道义原则。
因此，当经历了三十年近乎无耻的危险博弈之后，两位大政治家实际上已对人性的轻浮和历史的厚重了然于心。这使得他们不禁产生了两种自相矛盾的认知，在他们后半生留存的著作或书信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的痕迹：
第一，无论是塔列朗，还是梅特涅，至少在他们的后半生，都对所谓的信仰和道义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三十年来为了各种反复无常、名目繁多之道义残酷杀戮的生涯，带给这些核心参与者的，与其说是更坚定的信念，不如说是万物皆虚的幻灭。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塔列朗肯定早就是一个真正的幻灭者，或者说他从来都是什么都不信，但梅特涅也不遑多让，他将自己的大陆同盟称为“神圣同盟”，让他的政治盟友亚历山大沙皇加号“神圣王”，但他自己却对“神圣”不屑一顾。很难想象这群毫无信念的人，是如何组织所谓的神圣同盟，并自诩坚定且为信念而战的。
塔列朗在给情妇卡特琳夫人信中这样调侃法国政治，他说，“二十年多来，法国总是被各种人以各种理由拯救，我早已经习惯了”。
梅特涅曾多次嘲讽自己的神圣同盟中的神圣两个字，说，“所谓神圣，大概即是虚无吧。”
第二，令人吊轨的是，恰恰正是因为亲身经历了残酷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和毁灭整个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塔列朗和梅特涅都深深地意识到，革命与战争的本质在于缺乏共同的道义原则，没有共同原则，让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或一个大陆的不同国家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只能如同丛林野兽般以彼此靠杀戮裁决，这使得席卷欧陆的毁灭性革命与战争整整肆虐了二十六年。
就像塔列朗亲王在1792年国王倒台前夕所忧虑的那样，他说“旧的君主信仰崩溃了，但新的自由理念却未被广泛接受，我看到法国将会陷入一片血海之中，那是一个没有公正，只有暴力的野兽时代”；梅特涅也有同样的见解，“革命的毁灭性不在于革命本身，而在于革命摧毁了旧的正义，却很难给世界留下新的正义，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丛林世界下的文明自杀”。
“野蛮离文明只有两步之遥，只要一放松，它就会重新回来。”这是塔列朗亲王的名言，他正是亲身经历于此。1792年9月，在目睹残酷无情的九月屠杀之后，塔列朗意识到一场场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之血腥剧目将不可避免，他毅然辞去在革命政府中的高官显爵，离开了法国，先后逃亡英美避难，他走之后，他的政治盟友们如丹东、德穆兰等，政敌如维尼奥、圣鞠斯特、库东等都先后遭到全家灭杀，本片段就是描述的九月屠杀
更为重要的是，塔列朗和梅特涅都深深意识到，拿破仑战争对世界的毁灭性，也同样来自于大陆各国缺乏共识，没有共同的原则来处理彼此的分歧。拿破仑是一个对任何道德都毫无信仰的狂人，除了他自己的天才，这位军人帝王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这不仅仅让他的贪婪不可遏制，也让其他国家无法与之建立任何互信，因为任何信任的本质基础都离不开共同的原则，但拿破仑没有原则，也不相信原则。
拿破仑轻视道义和均势，傲然以实力对待敌人、盟国及欧洲各国，将世界视为他作为一个强者任意驰骋的丛林，这让塔列朗意识到其必败的终局，并下决心抛弃巅峰时代的法国皇帝
“奥斯特里茨战役，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为敌是危险的；耶拿战役，让世人知道对拿破仑中立意味着灾难；西班牙的毁灭，则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友好是致命的。他的每一场胜利都在制造着更多的恐惧和敌人，因为事实将迫使世界明白，拿破仑只信仰实力，毫无原则可言，他不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君主，而是一个择人而噬的魔鬼，这不可能长久。”
——梅特涅从大政治家的历史视野很早就意识到拿破仑必然失败
这种认识深深影响了他们后来处置政治与外交的方式，即无论是塔列朗，还是梅特涅，他们尽管或许不相信任何原则，却极为重视原则的事实政治价值——那是稳定秩序的根基。
他们都认为，无论是稳定的国家秩序，还是牢固的世界秩序，都不可能仅仅扎根于物质实力，更需要以共同的精神和原则作为基础，否则必然完全陷于实力相争的兽性时代。
在这种情势下，后半生执政中，两者尤其是梅特涅恰恰都在努力追寻普遍的信仰，以建构稳定的统治。说来令人讽刺，作为两个完全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却试图在旧时代的老人与新时代的年轻人中寻求共通的伦理，试图在穷人与富人中寻求共存的观念，试图在欧洲大陆各国之间寻求共同的精神，并以这些不种的共性原则作为协调不种矛盾的基础。
这就是真正的保守主义。一种存在于“新观念尚未真正形成，旧观念尚未完全落幕”大变局时代，使消极与积极并存的非绝对性世界观。
消极，是因为这些信仰者，无论是塔列朗，还是梅特涅，他们都从不自认为绝对正确，也不相信世间存在绝对正确，他们只相信基于现实的现在，这使得他们看起来甚为消极，甚至被鄙为反动。
“我对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不感兴趣，我只尊重并接受既定的事务，并在此基础上思考”
——1813年梅特涅亲王致信沙皇亚历山大
积极，则是指无论是塔列朗，还是梅特涅，他们的目标始终在于更好地努力驾驭时代的浪涛，避免在一个代际、阶级、国家观念差异极大且急速变化的时代，催生出无法弥合的矛盾，从而消弭毁灭性、全面性的革命和战争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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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来，我一直扮演着堤坝的角色，阻挡波涛巨浪的翻滚……直到最后波浪淹没了堤坝。但波浪并不会从此平静下来，因为使其躁动不安的并非堤坝，而是他们内心的不安。”——1848年梅特涅被迫辞职时的演讲
正是基于此，整整三十三年，欧洲大陆再未出现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样惨烈恐怖的革命杀戮，也再未从出现过拿破仑战争那样肆虐大陆的酷烈战乱。那是一个总体而言较为和平、发展和稳定的时代，也是保守主义政治家们的不朽荣光。
1830年，法王查理十世试图恢复完全基于旧观念的王朝，在革命危机到来的时刻，塔列朗果断支持菲利普亲王，让一个能够承受新旧过渡的君主登上了法国王位；
1820-1848年期间，梅特涅先后十七次协调欧洲大陆君主国的矛盾，让彼此的纷争在共同的保守主义原则下和平解决，使得欧洲大陆在38年内再未出现过大国之间的战争，这在欧洲历史上是难以想象的和平时代。
然而，即便是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无论是塔列朗，还是梅特涅，都知道这仅仅只是抗拒历史和人性的本能，努力拖延必然到来之灾难的到来。
因为，人类的自私本能必然无法躲避激进的诱惑，他们倾向将他人的无心之失当做不可饶恕的罪行，把自己的应取挫折视为世界不公的恶果，并常常为激情、仇恨、夸大的观点所迷惑感染，进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怨愤和偏见。正基于此，代际仇恨、阶级仇恨、民族仇恨皆应运而生，由此催生了新时代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和激进民族主义的恶果，此两者皆以人群不同划分敌我，由此蛊惑众心，倾覆世界。
对此，伟大的梅特涅亲王也不禁产生深深地无力感，他曾经感叹道，“假如我早生二十年，那么我会是一个真正的旧君主主义者，安宁地过完自己的人生；假如我晚生二十年，那么我会是一个坚定的新思潮秉持者，发誓创造一个新的时代；遗憾的是，我生于一个新旧交错的现在，那么我只能站在这里，握紧世界的铁轮，使欧洲大陆不至于陷入脱轨的灾难，并必然作为一个走向失败的反动派为后世历史所嘲弄。”
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必然和英雄的悲剧。作为激进浪潮的开端，毁灭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皇帝在战场上失败了，但他们所代表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却最终蛊惑了历史，相比而言，塔列朗和梅特涅以保守捍卫大陆的安宁，让人民获得稳定富足，但他们却不能抵挡代际的浪潮，最终走向了必败的结局。
而保守主义的失败，实际上意味着欧洲各国再也不愿意追寻解决分歧的共同原则，更趋于以激进主张转移矛盾，这寓意着欧洲文明的失败，也代表了欧陆必然会重演比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更惨烈、更致命的灾难：
梅特涅死后，再无对手的激进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发展到极致，在绝对观念的主宰之下，各国、各阶层都自视为绝对正确，彼此间再也无法以共同的原则裁决分歧，所有的矛盾最终只能用武力解决，这种野蛮的规则最终催生了毁灭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大革命。
最终，当伟大的欧洲变成孱弱的邦国，历史与文明透支得只剩下近乎白左的虚无，盎格鲁撒克逊人以绝对强者的姿态统治欧洲。只有这个时刻，那些真正理解文明可贵的明智之欧洲人，才能透析保守主义先贤的伟大智慧：
大陆的共识至关重要，欧洲的联合不可替代。
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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