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史芒福德

“随着机器与电脑自动化的发展，人类是否会最终龟缩于‘自动化’的天堂里，而城市是否将缩小到一个地下控制中心的规模？”这是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里提出的一个深刻问题。倘若这一前景果真实现，那么渴望发展的丰富人性，是否会湮灭在由人发明的各种自动化力量之中，进而使人丧失情感、同情心、创造精神，直至最后丧失思想意识呢？

这些不仅是芒福德心里的天问；在其它地方，各种反乌托邦的文学作品里，赛博朋克的电影中，都能瞥见这些问题的影子。

赛博朋克电影鼻祖《银翼杀手》（1982年），展现了彻底人工化与自动化的城市景观。

那么，城市对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城市是否会消失？或者说，是否会成为人性的道德与美善得以充分发展的空间？

“有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建设一种没有内部矛盾、完全能以丰富、促进人类发展的新型城市，是否有可能？”这一连串彼此相关的大问题，背后透露出一个最基本的研究任务。在芒福德看来，就是要在城市演变历史里，发现其中蕴含的基本功能与意义，它们构成了城市的本质所在。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里讲到：“远在我们如今可以称之为城市的任何形式都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城市的某些功能可能就已经在发生和发挥了。”它们蕴含在城市产生之前的聚落。其中，两个最原始的功能，在城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分别是“磁体”和“容器”。那么，在芒福德看来，这两种功能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磁体的产生

芒福德认为，移动和定居是生物最基本的两种需求，它们都关乎安全性的获得，也是人类的基本特性。而在定居地繁衍生息，则是比安全本身更有意义的生命追求。由此，繁衍基地就成为人类最早的永久性聚落的雏形，即村落。随着防御需求增强，具有封闭性防御功能的城镇遂产生。比如，在汉字“镇”最早的篆文里，“真”部有“填”和“定位”之意，而“金”字旁则有防御之意。

尽管上述含义与鸟儿筑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芒福德认为，人类最原始的城市社区，与其他动物最先进的集体居住地之间，依然存在天壤之别。其核心区别在于：人类尤其关心死者的安葬，表现为对安葬形式的精心安排上，由此可见人类对死亡现象的虔诚观念和忧惧心理。

不得不说，城市的起源和人类的宗教性密不可分。宗教性促使人类的聚集地永久固定在某一处。首先获得永久固定居住地的是死去的人，如此，死者比活人获得了更高的特权。比如，一个墓穴、一座坟丘或集体安葬的古冢，都成为活着的人时常回来举行祭奠仪式的地标。因此，芒福德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人城市确实是每个活人城市的先驱和前身，几乎是活人城市形成的核心。”

这样的功能和意义，在后来世界级古文明的大型城市里得到充分体现和印证。比如，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指出，古埃及的城镇由易腐烂的材料建造而成，民居乃至宫殿都由软泥、木头修建，而唯独用于丧葬纪念意义的建筑，如金字塔、庙宇和陵墓由石头建造。前者——活人的住地意味着易朽，后者——死者的居所代表着永恒。这样一些仪式中心，同时兼具了后来的城市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宗教性。

旧石器时代还有另一个突出的仪式性地点，在城市产生之前，就具有了城市的社会性与宗教性，那就是岩洞。换言之，岩洞是另一个古人类定期探访的固定地点。比如，在中国，位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是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常年往返朝拜的一座岩洞。鲜卑人前后在大同、洛阳修建了伟大的都城，为后人留下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灿烂的文化遗产，而其重要的文化基石源于嘎仙洞承载的社会性与宗教性。

大兴安岭，嘎仙洞。

2016年冬，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正如芒福德指出，岩洞的功能并不在于提供居住地，而是充分承载艺术和礼俗活动。这些活动乃至最原始的形式，并未随着时代消亡，反而传入后世的城市。他举例说，阿里埃日的“三兄弟岩洞”壁画里的男巫祭祀，后来一直延续到英国公元7世纪的元月朔日的仪式里。因此，岩洞礼仪承载的社会性与宗教性形成了两股推力，彼此协同作用，最终使城市出现。也如段义孚所言，城市形成的核心社会要素——中央官僚的运作需要宗教来协调：“权力是通过对合法性符号的承认来运作的，祭司就是一种具有效力的符号。”

在这些仪式中心，人类逐渐形成更丰富的生活联系。比如，食物有所增加，产生了各种形象化的精神活动和艺术活动，也增加了享乐。这些都表达出人们对更有意义且美好的生活的向往。芒福德认为，这便是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篇》里描述的理想生活的成胚时期，也是乌托邦的第一次闪现。

旧石器时代的很多圣地，都是神圣含义和权力象征的结合，能把人群从遥远的地方吸引到它们所在的领地范围内。这些圣地可以是巨岩、树丛、圣井等。就像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讲到的雅典城附近的圣林。这些固定的地标把有共同的祭祀礼俗或宗教信仰的人们，定期聚在一起。不仅是雅典，还有麦加、罗马、耶路撒冷、北京、京都等古城，都仍然纪念着这些原始的目的。

所以，远在城市的复杂形式出现之前，城市的功能和意义已然存在于这些原始的结构之中。它们首先像“磁体”一样，把人们定期聚集起来，成为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之后才逐渐产生出了“容器”的功能。

城市的起源乃从“磁体”到“容器”。这一洞察，无疑给予我们最直接的启发，即，“磁体”是较“容器”而言更原初且更本质的功能。因而，从芒福德的人文主义视角中，可以看出，磁体功能的产生与营造，似乎与城市的物质建筑不存在直接关系（尽管彼此促进），反而与城市居民的精神信仰与文化生活密切关联。那么，相对物质层面的建设，一座城市的维续与发展，是否更应注重精神文化的营造？

2022年4月，黑泽明画展在重庆悦来美术馆举办。高端精神文化的营造是现代城市磁体功能得以生成的重要源泉。

容器的形成

如果说，旧石器时代圣地的“磁体”功能是形成后来城市的最原初功能，那么新石器时代则出现了城市的“容器”功能，它体现在人类的村庄里。

新石器时代的突出贡献在于，人类对自然生长物不再是简单取样和试验，而是进行有鉴别的拣选和培育，其达到的水平连后世种植的重要作物、养殖的重要家畜，都没有超出新石器时代社区的水平。为了饲养和繁育，女性的地位变得崇高起来，由此开启了一次以女性地位为中心的性别革命。芒福德说：“从新出现的村庄聚落中心，到房舍的地基，以至于墓穴中，到处都留下了‘母亲家园’的印记。……就形式而言，村庄也是女人的创造，因为不论村庄有什么其它的功能，它首先是养育幼儿的一个集体性巢穴。”

由于以女性为中心的养育劳动，才使得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农业和畜牧业才得以发展。这两个因素正是后来出现城市生活的先决条件。芒福德说：“庇护、容受、包含、养育，这些都是女人特有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在原始村庄的每个部分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构造形式：房舍、炉灶、畜棚、箱匣、水槽、地窖、谷仓等；这些东西后来延传给城市，形成了城墙、壕堑，以及从前庭到修道院的各种内部空间形式。房舍、村庄甚至最后到城镇本身，乃是女人的放大。”

芒福德认为，从精神分析角度看，圆形的建筑与城市往往体现出母性特点，“就像希腊神话中所讲的那只最原始的饭碗一样，是依照阿芙罗戴特的乳房取型塑成的。”圆形的城市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如最早的罗马城、埃克巴坦那城、亚特兰蒂斯城、老巴格达城、中世纪的城市设计、文艺复兴的城市设计“斯福钦达”，等等。它们都如同母亲的意象，将人口怀抱在自身范围内，给予保护和养育。

修建于1593年，位于意大利边境的圆形城市帕尔马诺瓦，是文艺复兴圆形城市设计的实践典范。

所以，新石器时代村庄的“容器”功能最终化入城市，母亲般的意象也赋予了城市。即便今天，这种护卫和养育的温暖意蕴，已在现代城市里基本消亡，但至少，人们仍期待在家里或社区里体会到其中些许残存。

由此，芒福德道出了发人深省的观点：“当这种亲切、明显的社区不再是一个……有共同忧虑的团体时，‘我们’这一概念就将变为无数个‘我’构成的乌合之众。……但城市正是吸收了这些村庄习俗，它才形成了自身强大的活力和爱抚养育功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的进一步发展才成为可能。……而失去自己社区的认同和母爱，年轻人会变得没有道德，甚至他们身上那种能以使之充分人性化的能力都会消失。”

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被西方社会抛弃。

结语

“磁体”和“容器”这两种功能缺一不可，它们作为城市出现前的两条功能线索，分别蕴含在圣地和村庄里，最终汇入城市之中。“磁体”功能让人体验到城市的神圣与超验性，是人类精神升华的核心场所之所在；而“容器”功能则让人体验到城市的温暖与保育，是人类满足基本安全与人情温暖之需求的所在。

芒福德始终立足于人的需求、情感、理想与信仰，去阐发城市的基本功能与意义，给当今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者诸多启发。但作为规划师和居民，我们亲身经历了各种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田园城市、光明城市、广亩城市、有机城市，雅各布斯的多样性，以及泛滥全球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运动，等等——还是否依然能回到原点，去看见最基本的一个现实：城市始终是人自己的，人才是城市的核心，城市承载着人的思想、精神、情感和信仰？当我们纵观城市历史时，一个问题又赫然出现于眼前，那就是，城市究竟属于少数精英或英雄人士，还是属于大多数平民百姓？谁才是城市的主导者？谁才能给予人们精神的升华，且提供基本的安全与养育？

（作者刘苏系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