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显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1982年初，任中敏先生曾对自著《词曲通义》做过详细的批注和校订，本文就此介绍事情的缘起和经过。

1981年5月笔者奉高教部指示，从山东大学中文系调至扬州师范学院任中敏先生建立的词曲研究室工作，中文系领导通知笔者担任词曲研究室的“业务负责人”（1984年任命为副主任）。笔者为了向学界宣传“词曲研究室”的存在并扩大影响，同时，学界也急需发表研究成果和交流学术资讯的平台，经领导批准，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词曲研究室”的名义，筹办中国戏曲曲艺史不定期论丛《曲苑》，同时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内部资料“词曲研究资料”（也有外稿）。前者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公开出版，后者由中文系资料室向全国各高校有关科系和研究机构交流。

“词曲研究资料”第1—3种，选定任中敏《词曲通义》（徐沁君校点）、卢冀野《明清戏曲史》（陈企孟校点）和《论曲绝句》（季国平校点）。1981年12月各位完成校点稿，交学院印刷厂排印。经校点者三校定稿，1982年初便分别陆续排印出来。中文系资料室邮发出去后，反响很大，一些研究者个人也来信求购（“资料”为非卖品）。因这些文献难得，多年后仍见有研究者引用。

三种“词曲研究资料”印出后，即呈任中敏先生，得到任先生的认可。十多天后，任先生将仔细批注、校订的《词曲通义》送回来。笔者在转给校点者徐沁君先生前，将任先生的批校文字过录到另一本上，作为研究室的档案保存，封面题：“据作者自校原本校正，并附批注。1982年2月5日。”

《词曲通义》是任中敏先生早年的著作，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本书“大旨”：“将词与曲作合并之研究，但求两方面之通解，而不涉及专论，且意要取而辞取约，俾学者于最短之时间，得最精之通义，是此篇之大旨也。”全书约二万六千言，分八节：一大意、二源流、三体制、四牌调、五音谱、六意境、七性质、八派别、九余意、十选例。“选例”节收晚唐温庭筠以下，南唐五代、南北宋名家词15首，元名家散曲令曲、套数14首和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第三本第二折《省简》套曲；在上述词、曲后，以按语的形式，按照本书论述对它们作了简要的评论和比较。

王小盾、陈文和主编《任中敏文集》之一、金溪辑校《散曲研究》中收入《词曲通义》，注明用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作底本；徐沁君先生的校点本有“跋”，未注明所据底本（据校对，底本也是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任先生对“资料”本《词曲通义》的批校包括对原书某些观点的批评、文字校订和标点符号校改，现分别介绍如下。

对原著的批评

任中敏先生的批注共8条，其中4条在“二源流”，3条在“七性质”，1条时指出引用他人著作。批注多写在小纸条上，标明在“资料”本的位置。下面按顺序摘录，为便于检阅，分别说明在《词曲通义》（下文简称“通义”）第几节，“资料”本和“文集”本第几页、第几行；分别用不同字体标示“通义”原文（个别有删节）和任先生的批评文字。

1.“通义”二“源流”之首，“资料”本第3页第2—8行、“文集”本第88页5—10行：词源于诗，而流为曲；曲源于词，而流为小曲，……非七言绝诗之文字所能附，于是歌者咏者，均按新谱，多填实字，以传泛声，而长短句兴矣。

此段文字后批云：“此是旧说，已加修正。齐言所合之乐与杂言所合之乐不同，但同时并行，故各有其辞体，亦复同时并行——此说较是。十分之二三如此情况；十分之七八是诗乐、词乐各别，同时并举。”

2.同上，“资料”本第3页第10—13行、“文集”本第88页13—15行：曲乐既成于北人，自然又不谐于南人之口；南人之词乐虽已久衰，而未沦废；调和与宋词元曲之间，而别成一格，于是乎有南曲。

此段文字后批注：“此说不大差。”

3.同上，“资料”本第4页第7—8行、“文集”本第88页末行至89页第1行：至于明人，南曲滥觞，盛行“南词”，盖隐隐以南宋之词，为曲之源本，在词已属不可通、不可进者，而曲乃拾其余慧，曲于是大弊矣。（“矣”字“资料”本，误排为“关”，任先生改。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之《词曲通义》）

此段文字后批注：“此论仍然成立，南曲之弊确如此。”

4.同上，“资料”本第4页15—17行、 “文集”本第89页7—8行：夫诗乐不能通于民间，而词乐与词乃兴；词乐无所合于民间，而曲乐与曲乃兴；

此段后批注：“此说不对。”

5.“通义” 七“性质”， “资料”本第21页16行以下、 “文集”本第100页第6行以下：更详言二者内容之一深一广也，则有四点——

按，“通义”本文以下分四点论述“词”、“曲”性质之差异。任先生于此批注云：“唐时无词曲之分，敦煌曲可以为证。本书立论，乃未接触敦煌曲以前的见识，不尽正确。”

6.同上，“资料”本第21页、 “文集”本第100页第7行： 第一，词仅宜抒情写景，而不宜记事……

此句后批注：“唐民间歌辞不然。”

7.同上，“资料”本第23页19行、“文集”本第101页第18行：北曲自然者如老僧物价……

此句后批注：“此一比喻不甚切当。”按，这一比喻是引用魏伯子（际瑞）的话。

8.“通义”八“派别”，“资料”本第24页、“文集”本第102页第2—3行：唐五代词，虽不在此范围内，要其声音之始，自胡乐变来；胡人北居，其文字之进于北派，已不能掩耳。

此句后批注：“此引魏伯子的话。”按，魏伯子，名际瑞，生于明泰昌元年（1620），逝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江西柠都人，著有《魏伯子文集》十卷、《五杂俎》五卷、《四此堂稿》十卷。笔者手边无书，不能检索此段引文出处。“通义”七“性质”末，亦引魏伯子的一段论述。

文字的增、改、删

任中敏先生对“资料”本的校点文字，做了多处增、删、改，其中主要是对原排印本的改动，它们增加论述的精确性（第1—7例）；少量是“资料”本校点之误（第8—11例）。现摘其要者介绍如下。其中增、改的字句，下加“=”号，删除字上加删除线。

1.“资料”本第4页第4—5行、“文集”本第88页第24—25行 ：“以至于不可通，不能前进之境”。

2.“资料”本第4页13—14行、“文集”本第89页第6—7行：“而许多无名氏之篇章，尤占有重要地位，俱亦 亦俱足以表见屈指创造精神也”。

3.“资料”本第4页18—19行、“文集”本第89页第10—11行：“时代所以与文学之源流有关系，即以民间为主之故也”。

4.“资料”本第16页第20—22行、“文集”本第97页第9—10行：宋唐 之燕乐，又独选夹钟为律本，四音各得七调，共二十八调而已——此唐宋词宫调之本也。

5.“资料”本第25页第6行：而两宋之分，端在南北：一都汴梁，一都建康金陵 ，……（此处“文集”本校正出校：“临安”原作“建康”，今据文意改。）

6.“资料”本第26页第8行、“文集”本第103页第11行：惜皆琐陈词，无都无条理。

7.“资料”本第36页第7行、“文集”本第111页第8行：此示序子一体，为流传之词调中之最长者，……

8.“资料”本第4页第9行：一说元 洗明之粗犷琐陋，

标点符号的校订

任中敏先生对“资料”本标点符号的校订（改订、增加）多达数十处，校改的标点符号多种，说明他对使用标点符号表情达意、规范文字表述的要求之精密。以下仅举两处：

1.“资料”本第23页16行、“文集”本第101页第15行后面一段引用魏伯子的文字，加了冒号和引号：

魏伯子论南北曲性质之异，略谓：“南曲如抽丝，北曲如轮枪；……南曲如珠落玉盘，北曲如金戈铁马。 ”

2.“资料”本第18页第8—9行、“文集”本第97页倒数第1—2行，对“风、比、兴、雅、颂、三百篇等”加双引号和书名号：诗中六义，词与其“风”与“比、兴”者多，而曲得其“赋”与“雅、颂”者多。《三百篇》之所以为吾国韵文之极轨者，……

任中敏先生的及门弟子王小盾先生在《任中敏文集序》中，一再强调任先生治学“重视实证、富于批判精神的个性”，这种批判精神使他“总是能够敏锐地认识对象的本质，找到最具前途的学术课题”。20世纪30年代初任先生以散曲为主，整理出版了大量词曲研究资料（《散曲丛刊》《新曲苑》），“通义”便是在此基础上将词、曲结合研究的里程碑式的理论著作，是任先生第一个学术高峰的代表作。20世纪50年代后，任先生从敦煌曲（歌辞）入手，开始了对唐代广泛流行于民间的音乐文艺的系统研究，先后编著出版《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对唐代的曲子、诗歌、戏剧，进而对“词”产生、“词”与“曲”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突破。其中，如王小盾先生所说，“面对词学研究中的正变尊卑观念和因之固定下来的‘诗变而为词’的成见，他提出‘唐代无词’的主张和‘曲—词—曲’的文体演进线索”（《任中敏文集序》）。

任先生对“资料”本“通义”的批注、校订，也体现了他“重视实证、富于批判精神的个性”。他不反对我们将他五十年前的旧作校点再印，提供学界参考，而是做了详细的批注，一方面指出该书有一些观点仍可以成立，重点则是指出某些观点“不对”，或是已修改的“旧说”。在批评“通义”对“词”、“曲”性质之差异的论述时，更明确提出：“唐时无词曲之分，敦煌曲可以为证。本书立论，乃未接触敦煌曲以前的见识，不尽正确。”

《任中敏文集》每集前附王小盾先生的《任中敏文集序》，是至今对任先生的学术进程、成就、方法，特别是其学术精神和个性最精辟的论述，可以作为对任先生著作的导读。但其中对任先生学术思想转变的介绍，稍嫌简略，没有落实到具体著作中。时下有些依傍权威，懒于思考，而又急于出“成果”的研究者，将所依傍的学者本人已经否定的观点，仍拿来作“权威”结论，甚至辗转抄袭，当作学界的“共识”，令人不齿。笔者觉得，这也是张扬任先生对其旧作“通义”批注的意义。“文集”本《散曲研究》的编校者金溪先生在校点“通义”时依据文献实证，出校记十余处，指出原著的讹误疏漏，任先生如果在世，相信他会给予肯定。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