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名言(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

中世纪的结束和文艺复兴的开始

在中世纪时期，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服务神学。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哲学家延续亚里士多德的思考，试图将人的日常事务与神相联系。但是中世纪神学与哲学的融合并不牢靠，一方面，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非一神论与基督教人格化的上帝不相兼容；另一方面，是因为经由穆斯林思想家传播的亚里士多德思想难以让基督徒们理解和接纳。对此，阿奎纳试图重新解释并基督化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克服这些不相容性。然而此后的哲学被引向了歧路，开始为那些否认理性，否认科学，或主张理性必须臣服于信仰的启示性宗教提供理智的和形而上学的根据。

到了中世纪末期，宗教与哲学之间的联姻变得紧张。直至15和16世纪，一场源于意大利的古希腊学术复兴运动将二者彻底分裂。有三个关键因素促进了这场学术复兴运动：起初，兴盛的地中海贸易促使大量希腊文原稿从雅典被带到了意大利北部。这些古希腊和罗马的文献结合本国语言的运用，形成了更容普通人理解的新式行文风格。最后，欧洲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过去遥不可及的知识越来越成为普通民众的财产。这股学术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和经院哲学的支配地位，让人们的思考从宗教价值解放并重新回到人性本身。

这就是人文主义哲学。它肯定个人的价值、生活的意义以及世俗文化，主张：人（而非神）是自己的创造者，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人文主义哲学家并不拒绝宗教，而是断言，要通过并非直接得自宗教的方法和假设，对人的本性进行研究。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名言

谈到文艺复兴时期最富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代表性人物，或许是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 ~ 1494）。其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在1486年撰写的一篇简短演讲《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其所讨论的主题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且奠基整个中世纪哲学的经典理论 “存在巨链”。中世纪的哲学家们相信在世界中有一个如同链条般的自然等级系统，在这个存在之链的最底端是岩石以及别的无生命物质，在此之上是植物，然后是如昆虫这样的简单动物，再向上是小型动物，大型动物，然后是人，人之上是天使，在最顶端是上帝。这一等级系统的背后所反映的是中世纪的一种设想：所有事物在自然界中都被固定在特定级别的位置上，上级的事物对下级的事物有着绝对支配的权力。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设想，所有自然事物存在的目的都是根据其在这个等级系统中的位置来定义的，比如土地的存在是为了孕育植物；而植物作为资源为动物所消费；人对动物、植物和土地有着支配性的权力；如果众神（亚里士多德是多神论）存在，整个链条都由神祇所管辖。所有事物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不能越界。

皮科的《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以这样一个提问开场：是什么使得人性如此特殊呢？一个依据“存在巨链”理论的典型回答会是：上帝将我们置于存在之链独一无二的位置，动物之上，天使之下，在这个位置，我们既能经验周遭的物质世界，又同时能探视永恒天国的精神真理。但是显然，皮科并不会接纳这种冠冕堂皇的答案。他从上帝创世的意图出发，认为上帝在创造人类时，给予了人类在伟大的存在之链上自由选择自己位置的权力。

“上帝告诉亚当说：‘你可以堕落到低等动物的形式之中，或者通过你灵魂的理性攀升到更神圣的本性上去。‘“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人性如此特殊呢？皮科的答案是：我们具有独一无二的选择自己命运的能力，而且不同于动物甚至天使，我们没有被限制在任何界限之内。如此真知灼见之处，不仅在于皮科将个人命运从神权归还给了人权，而且在于他认识到人性之中既包含有兽性又具有神性。我们时常能在各种犯罪行为中，看到那些不顾其理性和教化而沦为野兽的人；而在另一面，又不乏道德高尚，无私忘我之人；亦或，在科学领域将文明推向极限之人。

马基雅维利：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

从学术的角度上看，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能否被看待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或许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但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他所提倡的世俗的政治方法以及他对人性的看法都是直接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直接影响，这也使得他的思想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如此独树一帜。

在马基雅维利20岁时，素有美名的传教士萨伏那洛拉靠着懿行美政在弗洛伦萨建立起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民主政府，然而因为与政教官员的不和致使他最终被处死。如此悲剧让年轻时的马基雅维利初次认识到了社会中善恶力量的对比。此后，当他去到政府和外交部门工作时，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思考政治行为的规范或原则。他的这些思想体现在其两部作品中，《论李维的前十书》和《君主论》。两部作品都写作于1513年，但是让人感到冲突的是，在《论李维的前十书》中马基雅维利高度赞扬罗马共和制度，并表达了他对自治和自由的热情，然而在《君主论》中，他却强调，国家需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

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一个重要线索在于：搞明白是什么理由导致了他在这两本书中显著不一致的态度。可以这么说，虽然马基雅维利表达了他对君主专制的偏向，但其实，他并不想否认自治政府是值得追求的。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是彼时意大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不允许有像共和制那样民众的政府存在。他的从政生涯让他在政治和宗教当局的每个层面都看到了人的恶性，这让他笃信，一个从根子上都腐败了的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君主专制，或者说一个人的集权，是当时最可取的政府形式，因为共和制鲜有维护起良好秩序的例子。

使得《君主论》千古留名的还有其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设想了一种双重的行为标准：对于统治者，建议其掌握欺诈之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所必需，哪怕是背弃道德，也可以无所不为；而对于民众，则需要让其遵循基督教伦理，保持谦恭和谦卑，来保持社会稳定。马基雅维利以对他同时代人的实际行为的切实考察为基础，断言：把政治行为当成道德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暴露在聪明的敌手所制造的全部危险之下。考虑到人是不道德的和自私自利的，如果统治者想要成功的话，道德就必须让位于纯粹的权力。只有当道德能实现统治者的最大利益时，他才应该讲道德。

总的来说，马基雅维利厌恶一切要求统治者进行道德教化的思想。他认识到，并没有像阿奎纳所宣扬的那种更高的法律，而是应该极力主张一种完全世俗的探讨政治学的方法。他的观点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其中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一术语一直延续至当代，其指代这样的一种观点：最有用的行动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正当的行动路线。为了得到政治权力，领导人可以无可非议的运用无论多么不道德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