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概括自己一生的一句话 日为王安石诞辰一千年，如何评价王安石的一生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这是王安石对于自己的看法。
这首诗，和刘琨的那首“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一起，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我，也在提醒着大家，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空想主义者，绝大部分时候，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到最后他会后悔自己做过的一切，他会怀疑自己的一生是不是都在对着风车冲锋。他不会有很多朋友，王安石的属下，刘琨的侄儿都不理解他。他往往在孤独中看着自己一生的心血被白费。早早死去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种解脱，想一想如果苏斯洛夫如果活到了91年，他如何面对自己的战友呢？如果捷尔任斯基看到斯大林后的样子，不管他能否反抗，他会如何去思考自己过去为之奋斗的集体呢？
这些人的道德往往非常高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理念，苏斯洛夫，捷尔任斯基，王安石都是道德楷模。但就我自己而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理想主义是宝贵的，但只有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理想主义一种无奈的妥协，也是理想主义者一种高尚的牺牲。
回到王安石身上，他的改革是我看过的被研究最深入的改革之一....所以你可以找到无数种观点去解读。
这里我想用我的世界观去看这个问题。
我的世界观里面，大部分事情，都有起因，过程，和结果三个部分。就像你去银行贷款，它要先给你一个兴趣函（LOI），这是起因，然后你给银行一个bankable的可行性研究，这是申请贷款的过程。最后他给你一个贷款合同，这是结果。
经济里面也有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一样的道理，经济发展的起因，要素的投入；经济发展的过程，要素的利润；经济发展的结果；要素的价格。
起因往往决定了过程，而过程往往决定了结果。很多人会说以终为始，比方说联储用一个滞后指标来制订先行指标。但实际上没那么好预测的，联储永远猜不准通胀，你在申请贷款兴趣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银行给你的利率是Libor+多少个bp。
王安石的变法，也有起因，过程，和结果。他知道自己的起因，他知道自己想要的结果，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以终为始，但过程最后一团糟。我们应该以此为戒。研究或者发起一个改革，一定要重视过程。
当然比较复杂的是，起因和结果各有两个，所以这个回答从我的角度，分析5个事情
王安石变法的精神起因
王安石变法的现实起因
王安石变法的过程（理想主义者的悲歌和无奈，想做的事情太大，时间总是不够，最后做不到事缓则圆）
王安石变法的第一层结果 - 激起反对
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层结果 - 意料之外的故事
这里我知道题目是想问如何评价王安石这个人，但我觉得如果Jeff（王安石字介甫）真的地下有灵，也肯定更希望后人能去评价他一生的事业，而不是他自己。
王安石变法的精神起因
之前有个回答里面我曾经提到过，儒家思想有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在于，它很崇古，导致的结果就是每一代儒家大师都必须从过去给自己找道德支撑。然后这样做下来，儒家思想天生就有压制改革的倾向。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法家，法家觉得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民道弊而所重异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守株待兔这个故事，就是韩非用来嘲笑儒家的，昨天有个兔子撞死在这个树上，你今天还要去在这个树下等（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法家认为世界是变化的同时，也承认了世界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兔子装上去是偶发事件。这很有趣，因为法家想做的事情是尽可能消灭不确定性，但在消灭之前，他首先承认了它的存在）
韩非的观点很简单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你想用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
如果说韩非的那个年代，儒家还没有获得一家独尊的地位，在王安石的年代，儒家已经获得了非常主流的领导地位。所以王安石不管用什么方法想改革，他必须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面去完成。
而他所处的年代恰好就是儒家思想比较繁杂的一个年代，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王安石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儒家信徒，他用“周礼”去对抗“春秋”，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打着黑旗反黑旗的做法。实际上他的很多观点，和韩非基本没有区别。
“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则其为天下之害莫大矣”如果你做的事情和古人一样但却没有学到精髓，那么危害就大了 - 这是王安石的观点。
那么王安石到底是儒家还是法家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没那么重要，虽然宋朝的儒家权威们似乎对此进行过辩论，认为王安石还是尝试建立一个周礼里面的管理系统，并且重视这个管理系统里面官和吏的道德品质，不纯粹是依靠法律去治理国家。司马光似乎也不认为王安石是个法家。
但在我的评价体系里面，如果你认为应该抛弃过去的办法，寻找符合当下的解决方案，不刻舟求剑，不守株待兔，你就是更像是个法家。王安石在我眼中，更类似法家而非儒家。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自己觉得比用传统的四个思想流派去分析王安石与官僚系统领袖们的矛盾要来的更简单。
一种看法认为，王安石代表的新学，与北方的朔学，洛学，以及西南的蜀学（都是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就儒学思想里面，功利主义占比得多少展开了辩论，北方更偏保守，南方更偏激进。然后用这个框架去看王安石变法的冲突和矛盾。
我觉得不如简单点，王安石就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改革者，这样理解，更容易和下面这一段衔接起来。
当然，你如果一定要说，王安石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儒家学者，而司马光是一个复古主义的儒家学者，我没法反驳
但在我眼里，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解决问题的利器，一个叫做实用主义的儒家学者，一个叫做支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
王安石变法的现实起因
没有现实支持的理论都是空谈，同样地，大部分精神世界都与现实世界有着奇奇妙妙的联系。在我眼中，王安石变法的现实起因有三个
务虚主义不解决实际问题，不管形式怎样，不解决问题就是不解决问题
宋朝是一个很奇特的组合，中央集权慢慢加强，但对于儒家的结党反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王安石的年代，上面这一套玩不下去了
儒家思想走上政治舞台后，第一次重大的失败应该是衣冠南渡，神州陆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没问题啊，但你有本事教会北方的游牧民族啊，不要在国内传道受业解惑，然后每天被北边的邻居打秋风。然后在这种基础上，阮籍开始放浪形骸，这很正常，你一辈子学的东西，最后毛用没有。读圣贤书能做何事？
所以等唐朝实现大一统之后，其实儒家的地位已经收到了冲击，不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你从韩愈那本著名的谏迎佛骨表就看得出来，当时佛教非常兴盛。韩愈实际上写了那个也没什么用，儒教在唐朝实际上地位可能和儒教，道教就是并列的。
当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新儒学在后面兴起。北宋的儒家大师们开始反思，唐朝时期三教并列，自由主义过剩，最后导致灭亡，那么理所当然地，统一思想就是合理的。但这种新的儒学思想，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
如果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分开，也没法处理类似边军造反，财政紧缺，流民遍地的现实问题。凭什么把三个合在一起就可以解决呢？
宋朝又是一个充满了现实主义问题的王朝，无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渐冗余的官员数量。这些具体的问题总需要有人解决才可以。
然后范仲淹的改革最后无疾而终，说明反对改革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如果你是皇帝，一方面你发现改革基本上没发完成，另一方面你看着欧阳修的朋党论，不管他立场如何，你知道了儒家思想的信徒，在吸收了三教精髓之后已经开始教皇帝做事
“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有朋党没问题，只要皇帝能分辨君子和小人就可以了？
欧阳修这个文章写得好，但如果你是皇帝，你怎么想？君子是朋党，小人也是朋党，然后你要我任用一群人，去攻击另一群人。这一步也许没问题，但之后呢？你们一群人干我一个？然后皇帝只能相信你们真的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十几年后富弼就能说出“伊霍之事臣能为之”你要真的信了，人就没了
所以如果你站在宋神宗的角度上，他眼前有以下事实
宋朝对于武将的管理非常严格，但文官管理比较松散（有说法认为欧阳修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多影响）
仁宗的例子证明，即便皇帝授命一个优秀的大臣进行改革，也会遇到反对势力，然后儒家的信徒们已经形成了朋党，而且他们甚至不掩饰这一点，以此为傲
财政越来越吃紧，皇权从内部和外部同时收到了质疑
这种时候，你看到有一个人，告诉你，他想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他想整顿吏治。如果你是宋神宗，你会不会给王安石全部的支持？所以有些人认为宋神宗之所以在王安石被干掉后依然支持他的改革，是因为对于王安石的情感。我觉得并非如此。站在宋神宗的立场上，王安石要做的改革，就是他要做的。王安石的改革方略，基本上就是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的。这也是法家的一个很有趣的特色，他们总是能知道皇帝想要什么。马基雅维利甚至可以写一个君王论出来。
（之前看过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趣，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种改革，一种叫做加强中央集权，一种叫做休养生息。第一种会被自由派攻击，但第二种会被保守派和自由派同时攻击，保守派觉得你太自由，自由派觉得你不够自由。所以如果看到第一种改革，它发生的概率更大。）
王安石进行的就是第一种改革
那么有了上面的铺垫，其实王安石改革的具体措施就呼之欲出了，按照时间顺序他是这么做的
1069年2月，设立三司条例司，等于是确认了改革的领导部门
1069年7月，推行均输法，简单来说就是在歉收的省份收钱，然后去丰收的省份买粮食，国家自己来做大商人。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1069年9月，青苗法，政府向农民提供20%年利率的贷款，替代当时存在的利息在30%左右的民间贷款，等于是把贷款收入从商人和地主手里收回到了中央
1070年7月，增加政府的铜币制造，允许私人运输和持有铜，上面这两个政策都需要大量的钱，这等于是他那个年代的放水
1070年10月，成立募役法，这是被抨击比较多的一个，他的意思是，允许居民通过交钱免除徭役。实际上这是个税收制度的雏形。但效果比较一般
1070年12月，设立保甲法，以地理位置为核心聚集群众承担社会治安
1072年3月，颁布市易法，国家亲自下场和商人做交易。相当于成立大型国有企业
同期他还有很多科举和军事方面的改革，但我觉得那些都是次要的
从上面这些改革举措看，王安石的本意就是帮助国家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然后用这些钱去强军，去改善吏治。
实际上你看完这些举措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王安石人不在了神宗还要继续改革。朝廷的每一个改革都需要钱，当时官员，军队人数众多，财政赤字巨大，而士大夫们已经有了朋党，而且他们也很有钱。这个时候皇权如果要维持稳定，必须有这样的改革。
但你也会发现，这些改革如果放在现代的语境里面，分别是
设立一个新的改革领导部门，凌驾在原有的最高级别的地方官员之上
成立大型国有企业，亲自下场和市场，以及各个地方做交易
成立中央银行制度
货币宽松
这些改革，在3年的时间里面就要完成。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现实环境的。比方说，增加政府的铜币制造，放水，理论上会带来通货膨胀，但当时却是通货紧缩，为什么？因为税收以钱缴纳，而那个年代有没有直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方法，政府在均输法和市易法里面依然遵循低买原则。最后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少。
或者这么说吧，在宋朝资本主义雏形的时候，虽然市场经济是雏形不假，但比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加强监管能带来更大的货币乘数。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王安石的改革，这是一场必要的改革，但他尝试在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王朝里面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雏形。他跳过了太多环节了，他需要市场，他需要价格，他也需要凯恩斯，他需要商人集团的支持而不是反对，他需要高质量的监管，而他手下的吏，不仅没有经济学知识，而且还不够廉洁。所以我觉得用任何单个理由去解释为什么王安石会失败都是片面的，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王安石变法那么急，因为他虽然没概念，但我估计他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有多大。人一生是很短暂的，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处理那么多问题。尤其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
另一个我想说的是，历史上大部分事情，从起因，到过程是很顺利的。就像先行指标涨起来很简单，放水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过程是否顺利就不知道了，同步指标能不能涨起来就很难说了，GDP增速是多少就很难说了；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超预期的，就像通胀永远测不准一样。
王安石变法的第一层结果是不意外的，神宗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哲宗依然非常年轻，也许为了政权稳定交接，也许觉得需要事缓则圆，把权利交给了反对变法的一派。然后他的改革遭到了打击
而真正有趣的是，在哲宗亲政之后，他马上又回到了改革的道路上，
在上文中我们解释过了，王安石的改革与其说是王安石自己的改革，不如说是宋神宗以及皇权需要借他手完成的改革。哲宗对于改革的青睐根本不意外。从唐朝开始，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儒教，都没法解决政府实质性的财政紧缺和北方的边患，实用主义的萌芽一旦产生，那他一定会获得重视。
但又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王安石的变法，从理论上看可能是法家和儒家的争吵，本质上是皇权和职业官僚们的争斗，这种利益和理论夹杂在一起的纠缠，不可能和解，在整个哲宗的年代，变法除了有变法的含义之外，也有新党对旧党的人身攻击。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对事不对人的。
等到哲宗早逝，他弟弟继位之后，如果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朝廷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经历了神宗的努力，哲宗年轻时候旧党的反击，亲政之后新党对旧党的反击。哲宗的弟弟即便和他哥哥，他父亲一样支持变法，他也没有那么好的时代了。用Phantom of Opera里面的一句歌词来说
“Pass the point of no return”，已经越过了临界点
实用主义并不是万能的，当他面对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会像阮籍那样放浪形骸，但他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因为他会为了解决问题不惜手段。不顾代价。越来越多的苛捐杂税被征收，政府支出越来越多但效率却越来越低。
而最后的代价，就是哲宗的弟弟，宋徽宗被囚五羊城。如果你看完这个故事，其实宋徽宗喜欢道教，而不是儒教，也是个有趣的事情不是么？
最后怎么评价他呢？王安石顺应时代，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他看到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方案，但他忽视了问题往往有问题滋生的土壤，不太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完成。他尝试用中央集权的诉求去推行自己实用主义的“儒学”，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里面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雏形。然而他没有基础设施，没有理论工具，而这种实用主义的失败，可能让实事求是的理念晚出现了很多年。
我一直引以为戒，如果理想主义者如果不脚踏实地，很有可能好心办了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