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院士：坚定回国、筹建中科院，一切只为国家需要

1947年初，在法国居里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的钱三强，迎来了他科学事业的第一个巅峰。

他领导的实验小组发表论文，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发现原子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以及对铀核三分裂原理的解释。尤其是《论铀核三分裂的机制》一文引起了世界核物理学界的高度关注。

就在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的同事们，都以为来自中国的“钱”一定会继续在法国干下去时，钱三强心里却有另一番考量：“我和泽慧（何泽慧，物理学家、钱三强妻子）都很清楚，继续留在巴黎，对自己的科学工作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钱三强出国前的画面还历历在目。那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钱父由于忧愤国事，高血压骤然加重，吉凶难卜。这让赴法留学在即的钱三强开始踌躇，还要不要去，该不该去。

“这次出国，是极难得的机会。你学的东西，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还远得很哩！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啊！”父亲强忍痛苦、离愁的劝导，犹言在耳。

1937年，钱三强和父亲钱玄同、母亲徐婠贞在北平家中

1948年6月10日，怀着雄心壮志，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登上了回国的客轮。途中，有人窃窃私语“他要回国，叫他登得了岸才怪”，也有源源不断的所谓“记者”打探，“哪位是钱三强”。直到几声长笛响起，轮船徐徐驶进黄浦江，阔别十一年的上海出现在眼前，钱三强站在甲板上，忍不住地说：“终于到了，我们到家啦！”

钱三强、何泽慧回国抵北平后和母亲在一起

回国后，钱三强应邀到清华大学任教，并兼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满心期待地打算组建北平联合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这是他回国前一早在书信中商议好的计划。然而，北平研究院和清华等院校各自为政，再加上美国的干涉，使筹建计划无疾而终。

在这之后，面对战乱造成的纷杂局面，钱三强只能一边教书，一边等待机会。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的年头，北平解放，他兴奋地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

在清华大学新的任命通知中，钱三强挑起物理系主任的担子，白天在清华园工作，晚上赶上城里陪伴病危的母亲。那段时间，他忙得团团转，还第一次参加了高层策划会议，认识了不少前辈。

1949年7月的“科筹会”上，钱三强成了活跃分子，主张以苏联、法国科学院为雏形，设立中国自己的“国家科学院”。几番波折下，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钱三强参与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后来他还率团前往苏联考察科学，将法国和苏联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和发展模式上。

竺可桢评价道：“钱实为科学院最初组织时之灵魂也。”

建院伊始，钱三强和竺可桢进行两项最紧迫的打基础工作：一是接收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旧有研究机构，并提出调整组建方案；二是调查全国范围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和全国现有专家情况，了解其所长，以便发挥作用。这是一项摸清“家底”的紧迫任务，时间紧，对国家和人才至关重要。关于钱三强参与的这项工作，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龚育之评价说：“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制礼作乐’，三强同志‘与有力焉’。”

但让一位科学家，特别是已取得成就的科学家，放弃研究事业“转行”科学组织管理，这显然是难以接受的。钱三强曾有一阵子很迷茫，甚至痛苦，他请求调职，还特地举荐了合适的接任者，但被竺可桢以“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的答复一一拒绝。

钱三强致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法文信

当年的12月3日，调职失败的钱三强给远在法国的老师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对从事科学组织和青年管理工作的顾虑，对自己能否回归科学研究事业的担心。他还写道，自己在做一件为了人民能获得最终胜利的大事，“所有的进步人士都被吸收到国家各个组织的重建工作中，全国有很多爱国同胞为此做出了牺牲，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了胜利而牺牲’”。

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钱三强

（1913.10-1992.6）

核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