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诗句(钱穆的历史学造诣如何)

钱穆和他的嫡传弟子余英时一样，从骨子里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历史学者，而自认为是儒者或者士。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文以载道”，特别是对处于剧变时代的钱穆来说，他的作品充斥着道义的伸张与批判，而不仅仅是为了史学而史学。

钱穆被批判得最多的作品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儒者之书，而非学者之书，第一要义不是求真求实，而是求“载道”。

这些批判，在学术上来看并不是无的放矢。曾经看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我也觉得钱穆的水平不过如此。

史学四大家：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就我的阅读而言，“史学四大家”的提法应该来源于严耕望晚年的“金针度人”之作《治史答问》：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这四个人中“南北二陈”自然没什么好说的，生前故后都是名重天下。而对于吕思勉以及钱穆，有一些人颇有些不以为然，而这种不以为然常常来源于他们流传最广的作品，例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系列，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看完之后，大家都会觉得，不过如此嘛，比我高明不了多少。

特别是对于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中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似乎过于泛滥了，近乎为一切中国古代制度辩白，而很多时候这种辩白又显得过于苍白。

但是，如果真的因为这一部作品，舍钱穆而不读，就真的是错失盛宴了，钱穆的绝大多数作品，其历史意识之敏锐、史料研读之细致、思想洞察之深邃，令人神往。

例如，最近我对于钱穆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和《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p86-218）读了不下三遍，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与感慨。钱穆不是明史学者，但是就这两篇文章中所展现的对于元末明初思想史的观点，远超绝大多数明史学者。

这两篇文章揭示了一个观点：

明祖开国，虽曰复汉唐之旧统，光华夏之文物，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然在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意想似殊不然。或则心存鞑廷，或则意蔑新朝。 虽经明祖多方敦迫，大率怯于进而勇于退。实乏同仇敌忾之忱，更无踊跃奋迅之致，一若不得已而有浼者。

即使几十年过去了，钱穆的这个观点目前来看也是难以撼动的。不同于宫崎市定，虽然他也在文章中作出相似结论：

元明革命，与其说是一开始就有革命意识的民族革命，不如说其结果被理解为民族革命更为妥当。

但是宫崎市定更多凭借的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直觉。而钱穆的这个结论则来自于他通读明初开国诸臣的文集之后，例如“刘伯温集”“宋景濂集”“高青丘集”“苏平仲集”等十多种，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给你分析，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给你剖析，最后得出的结论。这种凝练“集部”的功夫，就像王仙芝的双拳，你看不出有什么高妙，但是就是打不过。

虽然现在的明史后起之秀张佳（葛兆光的学生）在他的《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第五章中，着重强调了元代士人的华夷之辨，但是无论是其论述的广度还是深度，离钱穆的两篇建立在十多种文集之上的文章，差距还是不小。（张佳的这部书我相当喜欢，这本书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能写到这种深度实在让人佩服。但是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前半部分明显好于后半部分）。

在民国之后，后人多以“民族革命”看待元明易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只是“我们认为的历史”，而不是当时人心目中的历史。

元明易代的性质，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史部”去进行分析，但是元末明初的“史部”就那么有限几本，所以说来说去也只能是车轱辘话。而对于数量众多的“集部”，却很少有人去进行系统的利用，一来是很可能吃力不讨好，二来是因为很多史学学者或者史学爱好者（例如我），古文水平并没有那么高，看看简单粗暴的“史部”还行，一旦进入文字考究、旁征博引、指在此而意在彼的“集部”领域，就很难受了。

对于元明易代在知识分子层面上的“民族革命”意义，钱穆的这两篇文章，是目前为止我看到分析得最为深入的。有些文章是为辩而辩，而钱穆的文章是无辩之辩。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前面我说过钱穆是有强烈的济世情怀的，在国难之时，尊王攘夷自然他的必然情绪。于是在这两篇文章中，钱穆在一本正经的分析了开国文臣对于元朝的眷恋之后，常常会不由自主的说一句：你们怎么能这样，甘心做胡人？

钱穆的史学造诣如何？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