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名言(大卫·李嘉图)
李义平/文
一、李嘉图和他的时代
每个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深刻地打下时代的烙印。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起源于威廉·配第。配第是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过渡时期的经济学家，他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代表，而财富来自于多卖、少买，主张政府通过干预促进多卖少买。基于此，配第特别重视商业和外贸，认为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比工业多得多，这也是“配第—克拉克定理”的源头。配第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他说，“假如一个人能够在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白银从秘鲁的银矿中运来伦敦，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即价值”。“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是配第家喻户晓的名言。
亚当·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那时，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尚未充分显现。斯密所看到的是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专业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此，天才的斯密以其少有的智慧创造了市场经济理论。分工就是专业化，分工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分工必然引起交换。市场是市场经济下最宝贵的资源。《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它告诉人们，市场经济是可以富其国裕其民的，是一条和谐之路。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在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大卫·李嘉图是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他面对的矛盾、斗争，他为之奋斗的目标，都反映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特点。他把亚当·斯密开创的事业推向了巅峰。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出身于伦敦一个有钱的交易所经纪人的家庭里。他早年受的教育很不充分，从14岁起就跟随父亲从事交易活动，且通过投机致富，25岁便成为拥有百万英镑的大资产者。作为一个商人，李嘉图有一种特殊才能，他的弟弟曾评价道：“大概最能显示他的过人的才华的，莫过于他的经商能力。他在业务上一切细微曲折的知识无所不备，计算数字时具有惊人速度。对于他自己的巨额交易，他是有可以不费什么力气从容办妥的能力。他镇静、沉着的态度和敏捷的判断力，使得他在证券交易所的同事们远远落在他后边”。
大卫·李嘉图成为巨富后，开始致力于学习和科学研究。他最初热心自然科学，但在1799年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此开启了一生的研究生涯。
把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推向巅峰，使之与亚当·斯密齐名的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在此之前，李嘉图还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的论文。例如，1809年8月29日的英国《晨报》上的《黄金的价格》，批评了当时英格兰银行滥发纸币的政策。滥发纸币虽然政府比较喜欢（今天还是这样），但会造成人心惶惶的后果。又例如，李嘉图非常关心地主阶级和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他认为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站在发展生产力的立场上，他发表了论谷物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等评论性文章。
李嘉图写了许多评论，这些短篇经济学评论文章针对性强，是真正的带着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轻骑兵。他立足潮头，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再将其抽象成理论，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评论文章同时也是为他的经济学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所作的必要准备。没有这些闪烁着思想光辉的评论文章，可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原理》。
1817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了，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它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新的最高层次。在这部著作里，李嘉图讨论了价值问题、地租问题、分配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等，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李嘉图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重点讨论了分配问题，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治学研究的中心。无独有偶，在当代影响很大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影响广泛的《21世纪资本论》里，针对两极分化现象，同样把分配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这一核心观点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分配、流通和消费，首先应当研究生产。但马克思非常重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以1/3的篇幅对《原理》作了分析和评价，特别点评了《原理》的不合理的结构。马克思说，“李嘉图的全部著作已经包括在它头两章里了”。
结构不合理但瑕不掩瑜，李嘉图在《原理》中所提问题的明确和尖锐，所用方法的一贯和彻底，都大大超过了斯密的《国富论》。《原理》出版后不久，李嘉图就获得了一流经济学家的名声。《原理》出版两年后的1819年，李嘉图被选为英国议会下议院议员。在议会中，他不仅辩论经济问题，也辩论政治问题。他竭力主张议会改革，坚持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建议议会降低粮价和减低租税，并提倡了一些民主的要求。
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之后，经济、社会、阶级斗争等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学也逐步走向庸俗。马克思写道：“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是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庸俗经济学的特质是不顾客观事实的一味辩护。
二、李嘉图的社会观及研究方法
亚当·斯密认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所以应当是市场经济，就在于人们普遍具有利己心。在红绿灯规则的制约之下，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可以使社会利益最大化。历史证明，人们总是要在寻寻觅觅中找到符合人类本性的体制，这样的体制才是高效的。
大卫·李嘉图延续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和利己心的假设。重农学派（以法国宫廷御医魁奈为代表）认为只有农业部门才是生产性部门，才创造产品增加社会财富。重农学派和斯密都是以自然秩序或理性观念为依据，李嘉图及其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为依据。
耶利朱·边沁是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认为，社会应完全服从于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讲，社会只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虚构的机体”。根据这个观点，边沁把个人利益看成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按照他的意见，每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只遵循功利主义，即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边沁的哲学思想可以高度概括为其遵循的最高原则就是使人幸福，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边沁的这些观点和斯密的利己心几近相似。
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对李嘉图影响甚大。李嘉图是通过詹姆士穆勒（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李嘉图的学生）接受功利主义哲学的。因此，边沁说，“我是穆勒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李嘉图是我精神上的孙子”。接受了边沁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李嘉图，事实上等于接受了“利己心”。他写道“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相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看不见的手”。
基于以上认知，李嘉图必然崇尚市场经济，他认为自由竞争保证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结合，也为生产力的无止境发展开创了可能性。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强调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都是违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例如，他认为工资的高低就应当遵循供给关系法则，由市场去调节。他说：“工资正像其它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的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决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预加以统治”。他主张资本应当自由流动，这样才能实现最佳、最有效的配置。他说：“为了普遍的繁荣，对于各种财产的转移和交换所给予的便利是不会嫌多的，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各种资本可以流入最善于利用它来增进国家生产的人们的手里”。
李嘉图关心生产力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李嘉图认为，资本家在发展生产时，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即利润。然而利润又是为了积累，为了发展生产力的。在李嘉图看来，工业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要能够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使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牺牲地主阶级的利益也是在所不惜的。
李嘉图的研究方法是抽象法。这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肯定，他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抽象的过程就是从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中抽象出范畴、规律、内在逻辑联系的过程，是形成上升了一个层次的理论体系的过程。马克思写道：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劳动时间。
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是适合或者要到什么程度，……。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抽象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出研究对象中的范畴及一般规律。
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E·雷·坎特伯理在其所著的《经济学简史》中，认为李嘉图对经济学的贡献一是他的抽象法；二是收入分配；三是国际贸易理论。活生生的现实经过抽象，在李嘉图的笔下变得简单了。实际上，李嘉图的思想中，不存在任何具体的人，只有理想化的事物。在亚当·斯密快乐的著作中存在着勤勉，有血有肉的工人忙着进行专业分工，机敏、精明的生意人，正在最大限度地使利益最大化。李嘉图的抽象法使这些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经济现象变得简单，其方法恰如后来经济研究中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一样。
三、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古典经济学都提出和坚持劳动价值论，可能是古典经济学所处的时代迫切需要富裕，需要回答富裕之源。古典经济学之后，又有了要素价值论（以法国的让·萨伊为代表）、主观效用价值理论（以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为代表）。
斯密认定，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说：“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都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富是贫，要看他能支配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人的货物，对他来说，这些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没有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
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关于劳动决定价值的学说，他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也是从讨论斯密的价值学说开始的。李嘉图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比斯密前进了一步。斯密为了强调交换价值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认为没有效用的商品也有交换价值。实际使用价值对于交换价值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李嘉图尖锐地指出，“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那就无论怎样缺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费多少劳动，也不会具有交换价值（《原理》第7页）。李嘉图事实上是把使用价值看作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这是正确的。
在阐释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李嘉图转而研究交换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在他看来，商品有两种，有一种商品的价值单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因为这些商品不能由人类劳动来增加他们的数量，所以它们的价值不能由于供给增加而减低。属于这一类的物品，有罕见的雕像、图画、古书、古董，以及珍藏的葡萄酒等。李嘉图认为这类物质的“价值与后来生产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全然无关，而只随着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妄动。李嘉图认为在市场的日常交换中，上述商品为数极少，而绝大多数商品都是可以由人类劳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的，于是，这部分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过，这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马克思讲到工业生产时的，“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这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李嘉图错误地把农业生产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推广至工业中去了。
由于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价值和交换价值，没有实现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利润向平均利润的转换，因而不能回答酿的时间长的酒为什么贵这样的问题，那些企图捍卫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的信徒们则声称自然力也有劳动，在不知不觉中和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人们站到了一起，最终导致了李嘉图学说的解体。
马克思批判了庸俗经济学者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捍卫，即自然力也在劳动，并由此导致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破产。现实经济生活中，有的经济学者反对资本在有机构成在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如何坚持劳动价值论覆蹈了麦克库洛赫的复轨。说什么电脑是人脑的延伸，机械手是人手的延伸，它们都在劳动。他们不懂得，劳动专属于人（见《资本论》第一卷第78页，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