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我是爱的(鲁迅的情感世界：异性)
鲁迅
朱安
许广平与鲁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是个禁欲主义者。他把自己默守成一棵仙人球，肉身苦涩，紧紧收拢；满身长刺，攻击人生。我在揣想，如果没有朱安与那桩增添无限苦恼的旧式婚姻，如果许广平早20年在鲁迅生涯中出场，鲁迅的人生底色是不是要温暖许多，他的“刀笔吏”生涯会不会少去许多桀骜？
壹 “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
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
1909年8月，鲁迅回国。1910年7月，回绍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虽身在绍兴，鲁迅却以公务缠身为由，回家次数寥寥，实则有意回避朱安。彼时鲁迅刚刚30岁，当为一个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时时“囚发蓝衫”，抽烟买醉。他如同一个苦行僧，承担着存在与禁欲的绝望，而把“力比多”转移到整理故纸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灯黄卷，后编成《古小说钩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复一年独守空房，无望地等待又等待，身体与青春一起枯萎埋没，一直到心如枯灯，命若苦瓜。
贰 “我也是鲁迅遗物……”
1919年11月，鲁迅用卖掉绍兴老屋的钱，购置了北京八道湾的一座三进式四合院。鲁迅把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后院。
鲁迅继续坚决地抵制着朱安。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
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
1944年，唐|等人为保存鲁迅遗物，劝阻出售鲁迅藏书，到北平逗留。由鲁迅学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访朱安。此时的朱安，已是白发苍苍，敝衣霜容，生活贫苦。朱安禁不住冲着来人说：“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最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
“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国文系讲师鲁迅留给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印象是：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着，当得“怒发冲冠”。衣上多补丁，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在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
受青年敬仰的导师鲁迅，除了在思想上闪烁着刀锋般的睿智与光芒，在生活上，依然是中年荒落，满身补丁。在他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课堂上，学生许广平每每坐在第一排，目光明亮而热烈，写满激情与崇拜。
1925年3月，鲁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向他求教“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等问题，信末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鲁迅当天就回了信，令许广平欣然不已。多年后，这两封信，被放在了《两地书》第一辑的首要位置，也正是鲁迅与许广平最初的精神交往。
此后，两人的心灵火花在频递的书信中不断地迸发。
许广平向鲁迅吹起了青春的风。苦涩的仙人球，孕育了芒刺中的花。然而，鲁迅的身上毕竟积满了数十年旧生活的灰尘，让他沉重得难以耸身一摇，轻易迎接新的爱情。他的内心挣扎又彷徨：“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
在许广平爱情风力的猛烈吹拂下，鲁迅终于不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当许广平在他“老虎尾巴”的书房里主动握住了他的手，鲁迅终于展颜一笑，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肆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同乘车南下。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先回广东老家。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尽管许广平订下了同居契约：“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鲁迅在两人结合的初始，仍带着肉身的沉重与思想的禁锢，“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他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称其为自己的“助手”。朋友许钦文邀他们到杭州，为他们补度蜜月，鲁迅却让人预订了一个三人间，嘱咐许钦文：“白天有事，你尽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于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别扭：鲁迅与许广平分睡两边床，许钦文作隔山，睡在中间床。
在许广平怀孕5个月后，他们终于向亲朋好友公开了同居事实。
1929年9月，海婴诞生。鲁迅以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身份，沉浸在欢悦之中。那日清晨，鲁迅手持一棵小松树，把祈福与感恩之心，轻轻放在母子俩的床边。
生命的怒放与生命延续之喜悦，催开了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他用温度计给海婴的洗澡水量温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给日本医生坪井写《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从一个爱情虚无主义者与爱情怀疑论者，到在一桩婚姻中相安近10年，这不能不说是降临在“绝望的存在者”鲁迅身上的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