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的历史价值(寻找南京好人拉贝——拉贝日记与故居的发现)
12月13日，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原创歌剧《拉贝日记》在江苏大剧院首演，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80年前那个沉痛的岁月。当晚，人们以沉重而热烈的掌声给这部汇聚了众多国际歌剧精英的大戏肯定和好评。
《拉贝日记》这本书是德国人拉贝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他在安全区保护了25万中国人，同时写下40万字的《拉贝日记》，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中500多个案例。
那么拉贝的日记和故居是如何被发现，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价值呢？
2015年，也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者将这篇重要的史料文章写下，以纪念拉贝这位南京好人的义举。
发现拉贝日记
1937年12月12日晚，南京沦陷，侵华日军随即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金陵古城陷入黑色恐怖之中，此时，有一座3.85平方公里的绿色小岛，那就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领导的国际安全区，成为难民的避难场所。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拉贝事迹的认识仅局限于一个最基本的史实：安全区国际安全委员会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南京红十字会主席马吉牧师，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史密斯教授、鼓楼医院威尔逊医生等都出庭作证。而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却没有出庭作证，这就更使拉贝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991年，马吉牧师摄制的日军暴行纪录片在美国被重新发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奇的日记和书信也在同年被发现；1995年10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魏特琳的日记被发现；同年2月，鼓楼医院威尔逊医生的日记在日本被找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发现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一些有识之士对拉贝是否留有有关资料充满了疑问。
实际上，拉贝记有日军暴行日记，国内早有披露。
1987年，笔者在南京市档案馆工作，在历史库房的档案里发现了1948年南京市参议会的一段简讯，称拉贝生活陷入困境，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任安全区主席，对南京市民贡献很大，拟成立拉贝募捐委员会对他进行资助。这段几十字的文字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继而在档案中筛寻，之后，逐步在有关档案中发现了蛛丝马迹。
在战前市政府档案中发现了有拉贝签名的安全区国际筹备委员会与市长马超俊、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来往文件，国际筹委会的报告表明，拉贝并不是南京安全区的发起人，而是后来被推选为主席的。在战后市政府、市参议会等档案卷宗中，又分别发现了有关拉贝回国后因公布日军暴行日记，发表演讲，遭纳粹迫害的情况，以及市参议会成立拉贝募捐委员会的有关文件；拉贝得到南京市民资助后给南京市长沈怡的两封信。
对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这是一段有价值的史实。档案中对拉贝的中文译音也各不相同，有拉比、雷伯、锐比、艾拉培等多种称谓。回头再来考察公开出版的国际安全区档案，拉贝的人生轨迹逐渐清晰起来。
在此，让我交代一下拉贝当年回国后的真实处境：战后的柏林，生活物资极度匮乏，拉贝全家9口人面临饿毙境地。拉贝因为营养不良而患了皮肤病，悲哀和压力进一步摧垮了他的身体。1948年初，获知拉贝的艰难处境后，南京市参议会10名参议员即向市参议会一届四次会议递交提案，建议成立救助德侨拉贝的劝募委员会。提案很快获得批准，向银行、钱业、大商店及地方慈善机构和当年受救济保护的市民劝募。不几日便募得1亿元，经国民政府批准，按市价购买美金2000元，辗转汇至德国援助拉贝。
2000元美金不是个小数目，但由于德国战后状况恶劣，尤其是柏林，饿殍遍地，口粮分配不足，任何可供食用之物均加以限制，有钱也买不到食物。南京市长沈怡在1948年3月得悉此讯后，以最迅速的方法，在瑞士购买4大包食品寄交拉贝，以表达南京市民对他昔日义举的感谢。并向他发出邀请，表示给他提供养老金、住房，让他全家陪伴他到中国安度晚年。拉贝接信后，禁不住老泪纵横，仰天嘘唏。
但他还是谢绝了中国政府的好意，愿意在德国度过余生。
6月18日，沈怡接到了拉贝的复信，信中（译文）说：“我们只有收集野果，为孩子们加汤，而我们大人都靠干面包与汤度日，最近连面包亦难以得到了，至于马铃薯，也与我们早已绝缘了。我作为一家之长，处于此种艰难之境，您一定能想象得到，获得食物包裹对于本人具有何等重大意义!”拉贝说，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6月22日，沈怡接信后，决定从6月份起，按月寄赠食物一包，以表达南京市民对拉贝由衷的感谢与支持。
从1948年6月起，拉贝每月都会收到一个救命的食品包裹。正是这些食品，帮助拉贝一家度过最为艰难的“柏林危机”。拉贝本人因缺乏营养所患皮肤病也得以康复。
1988年12月，我在《南京史志》上发表了题为《南京沦陷期间一位德国友人拉比》的文章，介绍了拉贝的生平，第一次提到，拉贝记有日军暴行日记。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年，我又补充新发现的有关史料，在《上海档案》第三期上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中的庇护神》一文；此后，我又将其缩为4500字，以《一个可敬的德国人与南京的生死缘》为题在1995年6月22日的《扬子晚报》作了转载，文中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拉贝的生平及记有日军暴行日记等细节。
公布拉贝日记
1938年4月15日，拉贝回到了德国，在西门子总厂出任远东人事部部长。
回国后的拉贝马不停蹄分别作了5场报告，义愤填膺地报告了他耳闻目睹的南京大屠杀的惨绝人寰的实况，播放了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大屠杀影片，出示了一系列的日军暴行照片，呼吁德国出面阻止盟友日本的这种非人道暴行。他还于6月8日寄给希特勒本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然后发生了拉贝意料不到的事，报告寄给希特勒没几天，他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了。拉贝被秘密审讯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让他坐在白墙前，经受各种折磨，被迫回答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幸亏西门子公司总裁卡尔·弗里德里希以拉贝在国际上享有声望为理由，将他保释出狱。但拉贝被警告，从此以后，不得再作报告、不准出书，尤其是不许再放映约翰·马吉在南京拍摄的有关日本士兵暴行的影片，甚至不许他写信、打电话。
1938年10月，拉贝拿回了他的六大本日记和部分照片，但影片被警方扣留了。1941年，拉贝开始整理他在南京的战时日记和资料。他意识到，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记载侵略战争罪行的历史见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拉贝花费了大量精力，誊清了自己1937年至1938年在南京的全部战时日记，共计2100多页，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500多个案例。这部名为《敌机飞临南京》的日记经整理后定名为《轰炸南京》，书中附上了文件、自己起草的通告、致各大使馆的信函、布告、报刊文章、信件和照片等。由于盖世太保强迫他保持沉默，禁止他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他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迫害，为自己日记的誊清稿撰写了下面的前言：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战后，因为拉贝的纳粹身份，而且他的日记中表达了对希特勒的崇敬，因此，这些日记一直尘封于阁楼整整半个世纪。
1995年8月，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准备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来到南京搜集资料。她得知拉贝的信息后，写信给德国《汉堡晚报》，请求寻找拉贝先生或其家属的下落，询问拉贝是否留有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信转到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手中，当时他已82岁高龄，不愿多与外界接触，便转由其外甥女莱茵哈特夫人处理，她寄给了张纯如一份拉贝给希特勒的报告。
由美籍华裔人士组成的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得知后，通过张纯如与莱茵哈特夫人取得了联系，这才得知拉贝日记还保存在拉贝家属手中，便希望能将日记公布于世。邵子平会长等的力劝，使莱茵哈特夫人深受感动。她说服舅父，经过全家人的讨论，最后一致同意把日记公之于世。她接受了“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邀请，去纽约公布日记。
1996年12月12日下午，美国纽约曼哈顿岛洲际大饭店，云集了各国记者和学术界人士。2时整，在59年前南京城沦陷的同一时刻，记者招待会开始，莱茵哈特夫人向各国记者展示了她外祖父当时所记的2117页战时日记，会场挤得满满的，无数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对准了莱茵哈特夫人面前展开的日记原件和拉贝先生的照片。
拉贝日记的公布，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中、日、美、英、德有关国家的媒体都作了广泛报道。美国媒体和学术界认为，拉贝日记的发现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抗战史和南京大屠杀史中的一件大事。拉贝日记的公布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所谓“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谬论的最有力反驳。
建立拉贝纪念馆
沧海桑田，岁月流逝。值得庆幸的是，广州路小粉桥1号这座小楼仍未被岁月的尘土掩埋。一个城市的文明，是和它的历史分不开的。拉贝旧居绝非一个小小的房屋，它的人文价值、历史价值、爱国主义教育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拉贝故居的确定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一时，媒体争相采访报道，更有人联系了德国有关方面，要捐款为拉贝建纪念馆。
1999年1月11日，南京有关人士公布，将拉贝故居设为江苏省和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虽说拉贝故居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它产权在南京大学，因而当时还是基本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日益破败。
又是几年过去了，拉贝故居在风雨中飘摇。直到2003年，时任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来到南京大学访问，得知拉贝的事迹与故居的存在，积极推动故居修缮和改建计划的启动。2005年12月6日，南京大学与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西门子公司签订协议，资金由德方捐赠，南大负责故居的修缮、纪念馆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在故居原址建立“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
负责建馆的汤道銮馆长，聘请我做顾问。我将自己十多年来收集的资料照片，无偿交了出来，并帮助提供搜集影印档案资料等工作。
故居考证确认差不多10年之后，2006年10月31日上午，修缮一新的约翰·拉贝故居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正式对外开放，前来纪念馆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
在德国，因受纳粹党员身份所碍，约翰·拉贝的英雄事迹长期不为人知。拉贝自1950年去世后就下葬在柏林西郊的威廉纪念教堂墓园。1996年底，由于租期已过，又无人续约，陵园管理处打算将拉贝墓清除。拉贝的亲属便决定将拉贝墓地上的黑色花岗岩墓碑拆下，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供人缅怀。从此，威廉纪念教堂墓园内的拉贝墓地再也无碑可认。
在其出生地汉堡和居住地柏林，拉贝的遗迹正在逐渐磨灭。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位南京好人，多位中国在德留学生长年为修葺拉贝墓奔走呼号，中国驻德大使馆也在汉堡港的拉贝故居前钉上了纪念铭牌。
2013年12月，南京市出资将远在柏林的拉贝墓修葺一新，以感谢他对中国人民的义举。
确认拉贝故居
拉贝的日记中曾记载，1932年夏天，他搬到了南京广州路，这是一幢集办公和居住于一体的西式花园别墅，为木质两层小楼。花园内绿树葱郁，十分幽静。花园后门与金陵大学北园生活区小桃园相连，小桃园内居住了金陵大学的一批教授。
小洋楼的围墙侧面大铁门旁挂上了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招牌，他在这里生活得十分满意，对南京的感情与日俱增，在他的日记中，开始不断地出现赞美南京的语句。
工作上，拉贝得心应手。生活中，拉贝交了许多朋友，有德国人，也有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当时，开设在南京的德国公司数量不多，除西门子公司外还有五六家。为数不多的德国商人中间，拉贝成了一个领袖型人物。
拉贝在这里生活得十分愉快，直到1936年夏天，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打破了南京的宁静。
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在小粉桥的宅院，是25个难民收容所中的一个，被称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拉贝派人拖来了稻草和芦席，在院子里搭起了一个个芦席棚，地上铺上厚厚的稻草和草垫子。随着日军暴行的升级，附近的居民不断地涌来，难民最高达630多人，把小楼和院子挤得满坑满谷。
拉贝在楼房四围插上了4面纳粹党党旗，院门上贴了禁止入内的日文布告，于是拉贝和另两名德国人，成为日军最奈何不得的人物。
在南京沦陷初期最危急的两个多月，拉贝的“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无一人伤亡。这在整个难民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情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拉贝故居，经受着风雨岁月的冲刷，静静地注视着繁华闹市的车水马龙，世事变迁。没有人来理会，也无人知晓它曾经有过的惊心动魄。
有关专家认为，史料记载拉贝租住的广州路小桃园10号位于广州路与上海路交界处，由于旧城改造，已不复存在。我提出，拉贝故居应当在广州路小粉桥一带。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对拉贝住宅有一些零星记载，可以判断，拉贝当年的住宅是一座有围墙的小楼。
早在1987年，我在市档案馆一份1948年的档案中，就发现了拉贝故居的有关的线索。当时拉贝生活陷入困境，南京市参议会发起募捐活动，为拉贝寄钱寄物。其中提到：“陷城之际，拉贝在其原住宅院内收容了附近的很多居民，供给衣食，极尽爱护。十多年后，广州路小粉桥一带的居民仍念念不忘拉贝的恩情。拉贝于1938年2月底离开南京，而这些居民仍留居院内，直到1938年6月间才陆续散去。”
引起我注意的关键词是“广州路小粉桥一带”，其时我刚从南京大学毕业没几年，在校读书时就住在广州路边的女生宿舍八舍，而八舍旁边的小桃园与小粉桥仅一墙之隔。据此线索，小桃园10号的位置应在广州路小粉桥一带，而紧邻小粉桥的南京大学南园就有小桃园地名。那么史料中记载的拉贝租住的“广州路小桃园10号”，是否就在小粉桥呢？为此我曾多次去小粉桥寻找拉贝故居的踪迹，均无功而返。
1997年3月我来到南京大学小桃园继续寻找，附近居民告之，这里只有小桃园5号。门牌号码不对，只有寻访当地的老人。我向小桃园的居民打听，这里有无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经过一番排查，见到了87岁的王世清老人，他精神矍铄、头脑清楚，我说明来意，他反问我说：“西门子公司的德国人？你说的是不是艾拉培？”我大为兴奋，忙说：“对，对，就是艾拉培。”我又问老人：“老人家，您知道他住哪里吗？”老人连说：“知道！知道！他就住在小粉桥1号。”“怎么是小粉桥1号？”我心中疑云密布。南京沦陷时老人27岁，清楚地记得拉贝就住在这座宅院内，院子四周的围墙还是当年模样。院子大门口有西门子公司牌子，当时贴有布告，禁止日本兵骚扰。但老人不能确认房子在南京解放后是否改建过。
这幢楼房当时是南京大学教工宿舍。南京大学日语系主任张国仁就住在二楼，他只知这楼以前是一位德国人所住，但不知那位德国人就是拉贝。
我们又走访了住在小粉桥的南京成人教育学院的严永泉院长。严院长1956年来到南京大学，他说，此楼未曾动过，南京大学还有几幢风格结构与此相同的小洋楼，至今仍在。
我在南京市房产部门查到了小粉桥1号的房产资料，资料显示，1932年夏天，拉贝同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谢金声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谢金声按照拉贝的要求，建了一座集办公和居住于一体的小洋楼出租给拉贝。新中国成立后，这座楼房的产权就归到了南京大学名下。
我们找到了小粉桥的居民丁永庆。他说：“楼房还是原样。那年我21岁，在同仁街学做鞋子刚满师，鬼子打过来前先是轰炸，电线杆上都挂的人胳膊人腿。那时艾拉培（拉贝）的厨师姓曹，天津人，我们叫他曹爷，经常到我们旁边牛肉摊买牛肉，我就跟他熟了。聊起来，他说："你怎么不跑？"南京那时有钱人都跑了。我说："我没地方跑。"曹爷就说："你要待不下去就来找我，我们艾拉培先生人挺好的，那里是安全区。"后来我就住进去了。去时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人，没有地方住，先在厨房里将就了三四天。艾拉培让人带我们到汉中门芦席场拉芦席搭了棚子，一个棚子住四五个。院子里本来花花草草漂亮得很，难民一住，全给踩得不见了。后来天冷，艾拉培一个棚子一个棚子看，还嘱咐人给他们弄点稻草，铺厚一点。”
丁永庆老人还提到，几个日本兵翻过院墙进来，偷艾拉培的鸡，进行骚扰。艾拉培接到佣人电话赶回来，日本兵想从大门溜走，艾拉培要他们从哪儿进来还从哪儿出去。这些家伙只好悻悻地翻墙出去。这与档案记载，及后来出版的《拉贝日记》的记载如出一辙。
最危险的一次是，日军翻过围墙，企图强奸妇女，院子中的几名少妇和姑娘惊叫着一直逃向二楼，日军紧追不放。而二楼，躲藏着国民党军队中的几名高级军官，其中有一名叫王光汉的飞行员。秘密一旦败露，后果将不堪设想。难民区中曾因为几颗子弹壳、一件军衣被日军发现，而殃及整幢房屋难民性命。幸亏一位日语翻译制止了兽性大发的日军。
丁永庆老人对拉贝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回忆道：“艾拉培是个大个子，待人很好。他在院子内搭有芦席棚，让周围的居民居住，供吃供穿。我在这里住了近一年。”这与档案记载也是吻合的。
此后，滚雪球一样，找到了许多当年避难在拉贝故居的难民。
当年受到拉贝庇护的难民宗有琴老人告诉我，当年她才18岁，她的哥哥与拉贝门口的鞋匠是好朋友，在鞋匠的引荐下，她和哥哥都躲到拉贝院子里。她的哥哥是卖鱼苗的，头上常年戴草帽或毡帽，额头上有一道明显的帽箍，肩上也有挑担的老茧。日本人开始把她哥哥也拉出来盘问，但在拉贝的竭力护卫下，终于平安无事。
李世珍老人，是拉贝当年的邻居。1937年，她才10岁。她提到，除了她自己家，还有叔父家、姨妈家，整个家族50多口人，都躲在小粉桥1号，大屠杀期间，无一人伤亡。史料记载中，其余难民收容所都有日军暴行得逞的记录。这不能不归功于拉贝的强有力保护。
拉贝日记中提到的裁缝与皮匠，他们的儿子，也就是当年的小裁缝与小皮匠，今天仍然生活在小粉桥。（作者黄慧英，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文博研究馆员。本文由南京市政协教卫文体（文史）委员会办公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