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家国情怀(苏轼的政治家情怀)
苏轼作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家，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等，是当之无愧的。上面的顶顶桂冠，随便哪一顶戴在他头上都没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在我国历史上，像他这样全面占优的人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那么，苏轼能算得上政治家吗？今天，笔者就想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大半辈子都在宦海沉浮中度过，他的经历，既是他积极入世，参与和改革社会的过程，也是他的改革和治理思想为新旧势力不想容纳的过程，更是他一生颠沛流离，屡遭排挤打击的过程。这是他正直人格的真实写照，当然也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换个角度，也是他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的不竭的生活源泉。
笔者认为：纵观苏轼一生中在政坛上的所作所为，完全具备政治家应有的优秀品格，特别是在地方治理方面，政绩突出，成效显著，所以称其为政治家，应该是名副其实。但是，如果把他和早期的范仲淹，同期的王安石相比，他算不上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当然也完全称得上具有治理地方经验和才能的好官良吏。
苏轼的政治观点精髓在于“以民为本”。他认为当时国家形势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主张“补偏救弊”、“宣故呐新”，并提出一整套的改革措施。事实上，他在担任地方大员的时候，对王安石新法实施中一些弊端进行种种改进，也和他上述治理观点有关联。
在改革方面，苏轼也提倡改革，但却又不想引起剧烈的社会变动，这就是他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原因。他反对骤变，提倡渐变，主张稳健的改革。他希望改革能考虑百姓的接受能力，希望百姓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进行生产和生活，他认为统治阶级作为决策者和领导者往往看不到底层民众的情况，只是为了更好地统治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样受伤的便是老百姓，使得老百姓要不断的变化去适应统治阶级，有时候甚至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这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哲理。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的确也存在种种弊端，这也是苏轼在地方官任上深深体会到的。
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苏轼能深刻的考虑到了老百姓的情况，能够为民着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的良好愿望，在那个时代是无法实现的。
作为封建政治改革的积极参与者之一，苏轼还把诗词作为参政议政的工具，力倡诗文要“有为而作”，要“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心“。和“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的政治抱负和干预政治的勇气，使他的诗歌创作很自然地参与了政治议论进程。正因为他以诗文参与政治，结果被政敌制造的“乌台诗案”逮捕入狱130天，当时如果不是曹太后的力保，估计脑袋也得搬家。
我们知道，苏轼所生活的北宋，是一个“积弱积贫”的时代，国家内外交困，社会矛盾重重。有志于济世救国的知识分子积极探寻治国方针策略，探索人生的要义，形成了尚理善辨的风气。作为文人很难与政治脱钩，更何况苏轼在刚刚出道时，宋仁宗在看到他和他弟弟苏辙的试卷后，由衷说了一句话：“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把苏轼兄弟看成了未来的宰相人选，这是何等的荣耀？因此，苏轼从出道开始就和政治结缘，而且一生也没离开过政治。所以，纵观苏轼的一生，他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至于苏轼的哲学思想，笔者将另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