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执法的名人名言(执法名言)
严格执法的名人名言
执法名言执法经典语录共收录关于执法的名言9条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有豺狼正在道路前方，为何折返去逮捉狐狸呢？比喻有巨盗枭首在位，却只敢拿宵小之徒试刀。比喻坏人集团权势熏天，监管部门不敢捋其锋芒，只敢对无背景的小股势力下手。〖成语故事〗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1年），外戚梁冀总揽朝廷兵权，一个妹妹是当朝太后，另一个妹妹还是顺帝皇后，内宠正盛，梁氏一家又姻亲满朝，盘根错节，把东汉朝局弄得乌烟瘴气，百姓苦不堪言。皇帝为了装装样子，诏遣八位使臣行巡天下，罚惩奸佞，奖掖清忠。这八位时称“八俊”的使臣大多是天下闻名的宿儒，只有张纲年纪最轻，官位最低。其余七人受命上路，张纲衔命出洛阳，叹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将车轮埋于都亭，起草弹劾梁冀的奏章，弹劾梁冀“肆无忌惮、贪污受贿、多树诌谀、陷害忠良”等十五项大罪。书奏，“京师震竦”，百官惴惴。东汉顺帝知道张纲的忠直，但毕竟梁冀是血脉皇亲，加上梁冀亲党互相庇护隐瞒，最后一切都不了了之。
东汉末期政论家，史学家 荀悦 《汉纪・平帝纪》
冤者获信，死者无憾。 执法名言
宋・苏轼《宋子仪大理寺丞》。信(shen伸)：通“伸”，伸冤昭雪。憾：遗恨。这两句大意是：让含冤受屈的人得到昭雪，让死去的人没有遗恨。此二句是说：断案必须明察重据，量刑必须轻重适度。执法者必须依法断案，不以亲贵而卖法，不以私仇而加刑，尤其在判处死刑时，更应慎之又慎，做到确凿无误，这样才能使死者感到罪有应得，死而无憾。如果发生了冤假错案，出现了冤狱，一定要重新审理，使含冤受屈的人得以平反昭雪。
北宋文学家 苏轼 《宋子仪大理寺丞》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
见宋・欧阳修《司门员外郎李公谨等蘑勘改官制》。这两句大意是：政令必须讲信用，法律必须要执行。政令若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必须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说了不算，何以取信于民?法律若想得到民众的拥护，必须做到执法从严，违法必究。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这两句说明执法要严格，政令要取信于民。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 《司门员外郎李公谨等蘑勘改官制》
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
唐・吴兢《贞观政要・刑法》。这两句大意是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执法量刑时，尤其对判死刑的，应尽量宽大简约。吴兢说：“赏罚不可轻行”(《贞观政要・择官》)．关系到生死的重刑，更是不可轻行。因此用法必须审慎，执法必须宽简，明察重据，以免出现差错。
唐代史学家 吴兢 《贞观政要・刑法》
必原情以定罪，不阿意以侮法。
唐・王维《裴仆射济州遗爱碑》。原：推求，追究。阿：屈从，迎合。这两句大意是：必须追究实情来确定罪过大小，不迎合别人的意图侮弄法律。此二句说得十分深刻。前句说定罪必须注重证据，注重调查研究．不能想当然或只听片面之辞；后句说必须保证法律的独立性，不怕行政干预，不迎合别人意图，敢于抵制上司的无理要求，这样才能作到依法办案，维护法律的尊严。可以此二句说明执法时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断案，排除外界的干扰。
唐代诗人 王维 《裴仆射济州遗爱碑》
行赏不遗仇雠，用戮不违亲戚。 关于执法的名言
见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引孔衍《汉魏春秋》。遗：遗弃。戮(lu路)：刑罚。违：避免。这两句大意是：该奖赏的连自己的仇人也不能漏掉，应判刑的就是自已的亲戚也不能避免。《左传・昭公五年》有“为政眷不赏私劳，不罚私怨”之说，提出“为政者”不应如何，此二句则提出“为政者”应该如何。“应“与“不应”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同一命题，即为政者当秉公刑赏，不得以个人恩怨为转移。果能如此，人们自然会心悦诚服。
西晋史学家 陈寿 《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
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辩明。
宋・欧阳修《春秋论下》。幸免：侥幸脱罪。疑似：有怀疑而不能确定。这两句大意是：(调查研究，严格执法)使为恶者不能侥幸漏网，案情可疑的得以明辨是非。调查研究，严格执法，是判案量刑的根本。只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才能使为恶者不存侥幸，老老实实服罪认输;才能使疑案得到澄清，狱中无含冤受屈之人。此二句说明公平执法的必要。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欧阳修 《春秋论下》
在个人的案件中或是他所看到的案件中不能有疏忽，因此执法从来不能疏忽。美国作家 马克・吐温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戳。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益时：有利于当世。怠慢：轻慢。输情：承认自已的过失。游辞巧饰：巧言掩罪。这几句大意是：尽忠于国，有益于时的人，就是自己的仇人也一定奖赏；触犯法律，怠慢职守的人，就是自己的亲戚也一定要处罚；服罪认错，承认过失的人，即使罪恶较大，也可减释；文过饰非，巧言掩罪的人，即使罪恶较轻，也一定杀掉。前两句表现了作者秉公执法，执法必严的观点，只有“诛不避贵，赏不遗贱”(《晏子春秋・问上》)，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后两句表现了作者善于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这样作有利于争取罪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也使诡诈之人不敢耍奸施巧。
西晋史学家 陈寿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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