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第一任妻子

“他当时特别珍惜这封信，有一阵子每天都拿出来看，看了许多许多遍。”万方记得，另外一封对父亲的“批评信”来自巴金。巴金给曹禺的信中写道：“你一定要写，你的心里是有宝贝的，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带走。”

可惜的是，晚年一心想要写出“大东西”的曹禺，最终没能再写出一个完整的作品。

“他在情感上只有一个女人，是不可能的”

近些年，万方一直想写一本特殊的书——关于父亲曹禺，并在书中把父母亲的情书放进去。“我有一些父亲上世纪40年代写给母亲的情书，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是一个第三者，这个事情曾经让我特别困惑。很多人让我谈父亲，但是在谈到婚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是最不配合的。我觉得情感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不愿意多说。我母亲当年的身份对我可能是一种障碍，但是到了今天，我自己写了这么多东西，应该说这一切我挺清楚了，我也一直想突破这个障碍来写这些故事，我现在有点下决心要这样做。我从心里是非常理解父亲的，因为像他这样一个人，如果他在情感上只有一个女人，是不可能的。”

曹禺一生中有过三任夫人，第一任夫人郑秀，第三任夫人李玉茹，万方的母亲方瑞是第二任夫人。

最近，万方把父母恋爱时候的情书一字一句敲到自己的电脑里。“那些40年代的钢笔字已经快看不出来了。我爸的字真是只有我能认，小极了，写在软软的长条宣纸上，竖着写，像小蚂蚁一样，细细密密的。我打这些字的时候很感慨，我妈妈还是幸福过的。她拥有过那样的爱情。我爸对她就是整个世界。文革的时候，很多夫妻都离婚了。我爸关在牛棚里，我们又都下乡插队了，我妈自己去看我爸。所以，我爸晚年常常对我说，别看你妈妈表面很柔弱，但她心里是很硬的。我最近才忽然想到，这些情书保留下来很不容易，文革的时候都没有烧掉，可见我妈妈是多么珍惜爸爸写给她的只言片语。”　　“这之前，我爸跟他第一位夫人郑秀的不合适是众所周知的。吴祖光就说过，我爸当时追求郑秀追晕了头，‘我很奇怪，他们俩怎么会走到一起？’但情感问题很难说清。有一次，我爸坐在茶馆里看我妈给他写的信，被第一位夫人看见了，就跟他抢，在茶馆里大闹一场。我爸跟我说过，那之后，他对郑秀的心彻底死了。”万方回忆道。

由于郑秀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已经对郑秀“死心”的曹禺并没能马上离婚。之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才成就了曹禺与方瑞的婚姻。早年的周恩来与曹禺都是南开新剧团中男扮女装的旦角演员。

1946年曹禺赴美讲学期间，郑秀带着两个女儿由重庆回到南京。曹禺曾经在美国给郑秀写信正式提出离婚要求，郑秀没有同意。从美国归来后，曹禺又一再要求离婚，还是没有结果，他与方瑞之间就只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1950年初，郑秀从福州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曹禺又一次提出离婚。由于郑秀要曹禺拿出500元钱的补偿金才答应离婚，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笔巨款，而曹禺又实在没有这笔钱，离婚再一次陷入僵局。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件事后，当即表示拔款帮助曹禺解决人生难题。

有史学家认为，如果把这桩个人恩怨考虑在内，曹禺后来对于自己作品的否定与改写，乃至此后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的无奈表现，就显得容易理解了。

他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

在中国，曹禺几乎就是话剧的代名词。他最著名的话剧作品《雷雨》写成于23岁，其他几个最好的作品《日出》、《北京人》、《原野》也均写成于中青年时期。

曹禺原名万家宝，出生于1910年9月24日。万家宝这个名字来自祖母，象征这个孙子是万家之宝、大吉大利。不幸的是，曹禺的母亲在生下他三天之后生病身亡。母亲的亡故给曹禺的一生埋下了孤独的伏笔。直到他进入耄耋之年还常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万方说，曹禺是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他十几岁的时候，我爷爷在宣化做镇守使。城墙上都是荒草，听到号声，他觉得特别凄凉，就会流眼泪。他对人生的悲哀、悲凉非常有感受。他是一个天生非常真诚、痛苦、脆弱的人。”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自我否定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充满了矛盾。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力量时，绝望和恐惧就会把他压垮。”

晚年时痛苦的曹禺，其实也有许多欢乐的时刻。万方回忆道：“有年夏天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爸爸坐在医院后面的‘小花园’里，戴着耳机听肖邦的钢琴曲，远远看见我走来就大声喊：‘今天特别的好！我在院子里快活得要命要命，我都跳舞了。’说着他在轮椅上颠了两颠。他拿下耳机，‘你听听，一定要听听，美妙至极的钢琴，快活哇！’我听了他的钢琴曲，又还给他，帮他把耳机塞好，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亮闪闪的，充满期待，‘不知为什么今天这么好。明天就不知道什么样儿了。’”

“曾经有那么一天，我爸爸看出我不快活，对我说：‘小方子，别那么不快活。’我说：‘没什么快活呀！’他想了想，说：‘是没什么快活的事儿。我给你读两句诗，你就懂了。’他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我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放下书，静了一会儿，‘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他望着我，穿过我，望着他自己的内心。”

1996年，曹禺在经过近十年的住院、经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后离世。去世前，他曾写下这样两句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

如今，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万方编剧、曹禺外孙苏蓬执导的话剧《有一种毒药》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北京人艺上演。万方说，写作这个剧本的灵感，源自自己看到的一首小诗：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同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如今看，这诗似乎也是对曹禺晚年生活的某种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