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名言中有朗字的句子
孙文（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字逸仙，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
名言
“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国古人所走的路上尽我的责任。如其我的良心允许我，我也愿意遵守中国的法律做事，不是一味要遵守外国的法律。但是中国自己并不能尽自己的责任。我能不遵守已败坏的习惯。你曾很慷慨地予我的产业，我很愿意还给你。我不再有什么要求。财富不足以动我心。金钱是中国的灾害之一。金钱可以用之正当，也可以用之不正当，不幸在中国官场以金钱充贿赂，以致增加人民负担。兄长，请你完全告诉我怎么样把产业交还给你。”[1]:167-168
回答兄长孙眉，1884年
“我中国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赛会之举，化帛烧纸之资，全国计之每年当在数千万，此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无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数较鸦片为尤甚！”[2]:13
〈上李鸿章书〉，1894年1月
“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1912年5月7日
“我爱我国，我爱我妻。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所支配。”[3]:409
〈在东京对同志的声言〉，1915年10月25日
“当科学未发明之前，固全属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犹有不知者。故凡事无不委之于天数气运，而不敢以人力为转移也。迨人类渐起觉悟，始有由行而后知者，乃甫有欲尽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听之于天也。至今科学昌明，始知人事可以胜天，凡所谓天数气运者，皆心理之作用也。”[4]:222
〈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1919年5月20日
“兄弟底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就是美国前总统林肯底主义，也有与兄弟底三民主义符合底地方，其原文为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话苦没有适当底译文，兄弟把他译作‘民有’、‘民治’、‘民享’。……他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底‘民族’、‘民权’、‘民生’主义。”[5]:475-476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
“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
赠宋庆龄对联，1922年
“从前人人问我，你的革命（与现代化）思想从何而来？我今直答之：革命（与现代化）思想乃正从香港而来，从香港此一殖民地而来。（英语原文：“Where and how did I get my revolutionary and modern ideas? I got my ideas in this very place;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6]:2
〈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又名〈革命思想之产生〉），1923年2月19日
“英国及欧洲之良政治，并非固有者，乃经营而改变之耳。从前英国政治亦复腐败恶劣，顾英人爱自由，佥曰：‘吾人不复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以更张之。’有志竟成，卒达目的，我因此遂作一想曰：‘曷为吾人不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耶？’”
〈在香港大学的演说〉，1923年2月19日
“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
〈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年4月20日
“正如上帝曾派遣耶稣到人间，同样地，衪把我派遣到这个世上来。”[6]:434
临终时对孔祥熙说，1925年3月
“天下为公”[7]
“治本于农”
“逆天者必受殃，害人者终害已。”
“夫事功在百世，而权位不过一时。”
“亡国人世界无位置也。”
“建设难而破坏易。”
“感化就是宣言。”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
“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
“有志之士，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
“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提倡中国分裂的人一定是野心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
“统一的方法，有舆论和武力两种。”
语录
以天下为己任。
凡事有利于人者，未必有害于已。
“以天下为己任。”
“凡事有利于人者，未必有害于已。”
“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
“聪明才智越大者，当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智略小者，当服百十人之务，造百十人之福；至于全无能力者，当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2009/12/19 更新)
“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话、电报这样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措施，却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能为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打开更加广阔的门路”[8]
“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9]:1
1895年11月12日[10]
“这一次革命是国民革命，并不是伟人革命。”[11]
赖忠诚之精神感人之深，国民革命军因此而起，1911年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12]:1
〈临时大总统誓词〉，1912年1月1日
“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
《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1912年
“金钱是比较地不重要的东西。”[13]
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忠诚”
“我所要的第一是诚实的官吏。但是中国官吏诚实之外还需要别种美德。中国需要有创造新事业才能，使中国人从事实业以生利的官吏。我不管谁任命为中央政府的官，只要人民自身在立法上面有全权对于任命官没有否认。我不注意于置我的朋友于职位，因为我并不要我已经退位的执行大权有所冲突。我的事业现在是建设的。我不要干涉你的职务上的自由。倘使我干涉你的自由，我就要照我干涉的程度而负失败的责任。我并不要干涉你的执行职务,也不要别人干涉我的建设职务。倘使我要任用我的朋友，我可以用在我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不注意官吏的任命。我的志愿是愈急速愈好开始我的建设事业，开始建筑我所计划的中国铁路统系。我们有了铁路统系发达于全国，就可以为了人民的利益以开辟工商业的道路。农业的中国要变成工业的中国了。为取不正当利益而找官做的人，就要改变从赋税上取利的法子而向更有利的服务的路上了。”[14]
答袁世凯问：“你对于中央政府用人的意见怎么样呢？”
“铁路是开发新地的企业第一件需要的事情。私人组织建筑受政府管理的办法须经议会通过。这个是同美国建筑铁路计划相符的。倘使铁路归政府所有，就有谋官的人以牟利的机会。倘使是归私人公司所有，不能得外国投资。倘属私人组织，仍归政府管理，就可脱离政治势力，且有政府管理的益处。”[15]
答袁世凯问：“你怎么样可以做这种种事情呢？”
“求学之心思，皆以利权为目的，及目的达到，由是用其智识剥害民权，助桀为虐。是学问反为贼民贼国之根由。”[16]:423
〈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30日
“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17]:447
〈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5日
“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18]:195-196
〈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1919年5月20日
题词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
从浙江观潮返上海后题词，1916年9月15日
“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庆龄贤妻”[3]:418
赠宋庆龄题词，1922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20]（8月19日之每日名言）
在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上题词，1923年10月10日
谈话
“余以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21]
在日本与宫崎寅藏谈论其革命宗旨与方法，1897年
“一个新的、开明而进步的政府必定要取代旧政府。当这一目标实现以后，中国将不仅能使自己摆脱困境，而且还有可能解救其他国家，维护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在中国人中间，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大不乏人，我们相信，他们必能承担组织一个新政府的重任，为了把旧的中国君主政权改变为共和政体，思虑精到的计划早已制订出来了。”[22]
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谈话，1911年11月
“人民群众已经为迎接一个新型政权作好准备。他们希望改变政治和社会处境，以摆脱目前普遍存在的可悲的生活状况。国家正处于紧张状态，恰似一座干燥树木的丛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使它燃烧起来。人民已为驱除鞑虏作好准备，一旦革命势力在华南取得立足点，他们就会闻风响应。”[23]
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谈话，1911年11月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大总统誓词，1912年1月1日
“现代军人，只懂军事是不够的；军事以外，还必须了解政治。所以你到日本以后，应该注意考察政治。”[24]
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住宅与李宗黄谈话，1918年7月
“许多人以为中国不适用民主政治，因为人民知识程度太低。我不信有这话，我认为说这话的人还没有明白‘权能’两字的意义。”[25]
《逐件来解释民众间对国民会议的怀疑》（二）《开国民会议与人民知识程度无干》，时间不详
“我他无所惧，唯恐同志受内外势力的压迫，屈服与投降耳。”[26]
临终前与诸同志谈话，1925年3月11日
著作、书信
“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27]:755-756
致书蒋介石，1920年10月29日
“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兹纪殆为实录，亦直其荦荦大者，其详乃未遽更仆数。余非有取于其溢词，仅冀掬诚与国人相见而已。”
蒋介石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1922年10月10日
“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以为标的，定方略以为历程，集毕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挠。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求举国之人民，共喻此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于是有宣传；求此主义之实现，必先破坏而后有建设，于是有起义。”[28]
〈中国革命史〉
关于三民主义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29]
同盟会《民报》第一号发刊词，1905年11月26日，东京
“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是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30]
《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1919年6月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手书黄埔军官学校训词（中国国民党党歌词，中华民国国歌歌词）
“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31]:532
〈与日人某君的谈话〉，1924年2月
“更行简单言之：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的平等； 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这就是三民主义的大意，诸君要详细研究。”[32]:31
〈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4日
“大家到乡村去宣传，有什么方法可以讲明白三民主义，令一般农民都觉悟呢？”[33]
《要真为农民谋幸福》，1924年8月21日
关于革命
“要知道过去革命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我们现在做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至于那一个人来做领袖，这是没有关系的。假使你黄先生愿意当领袖，我们就可以在誓约内写明‘服从黄先生’，我个人当然也填誓约来服从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当领袖，就由我来当领袖，那末你就应该服从我。至于誓约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决不是含侮辱的意思。”[34]
〈与黄兴的谈话〉，1914年春
“唤起民众导之以奋斗，实现革命继之以努力。”
对中国国民党同志共勉，1920年1月1日
“本大总统的性质，生平是爱革命，诸君要欢迎本大总统革命的性质。本大总统想要中国进步，不但是对于政治，主张非要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要革命；要把全中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35]
在桂林学界迎会的演说，1922年1月22日
“我们要革命的缘故，因为是知道了种族的束缚、政权的束缚、经济的束缚种种不好的道理，所以要拼死命去打破他们。”[36]
在桂林学界迎会的演说，1922年1月22日
“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
“因为爱，所以革命。”
“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
“为什么十二年来，人民都以为祸乱是革命产生出来的？中国大多数人的心理，‘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王’。这种心理不改变，中国是永不能太平的。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样样敷衍茍安，枝枝节节，不求一彻底痛快的解决，要晓得这样是不行的。你不承认十二年的祸乱是革命党造成的么？民意大多数却承认是这样的。”[37]
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1923年8月15日
“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要消灭那一般军阀，军事的奋斗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38]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事无大小，必须持以毅力，彻底做成功。平日立志，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39]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
演说
我们采取了三种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我们采取了三种主义：民族、民权、民生。”[40]
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说，1912年4月1日
“实现社会革命可能是很困难的，但革命成为事实的时候是迫近了。我们并不想揣测革命的实现会对国家带来多少激烈的手段和危险。”[40]
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说，1912年4月1日
“我们要国事和党事分开办。国事无论怎么样，这总是要办的。”[41]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1920年11月4日
“党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义；为要行一定的主义，就不能不重在人。本来旧国家的政治也是重人，现代新国家乃重在法。但法从何来？须要我们人去造成他。所以党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我们要造法治国家，只靠我们同党人的心理。党之能够团结发达，必要有二个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义作用；至于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41]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1920年11月4日
“像美洲等国，可谓民权发达，怎么还有革命的事发生呢？只为人民的生活太难，贫富的阶级相去太远，那社会革命的事自然就免不了……我们革命失败，全是日本捣鬼”[41]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1920年11月4日
“须知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42]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1920年11月9日
“宣传就是劝人。要劝世人都明白本党主义，都来倾向本党，便要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知道怎么样去宣传。到了知道怎么样去宣传，那便是宣传人才。要有很多的宣传人才，非要办一个宣传学校，慢慢的养成不可。”[43]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演说，1923年10月15日
“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须先要有民治，然后才能够说真是民有，真是民享。”[44]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1923年10月21日
“不能实行民权主义，便不能说是民治，不是民治怎么可以说是民国呢？”[45]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1923年10月21日
“地方自治，是在兵事完结之后，把全国一千六百多县都画分开，将地方上的事情让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46]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1923年10月21日
“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47]
在神户高等女校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演讲，1924年11月28日
遗书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政治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遗书
遗言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和平，奋斗，救中国。”
口号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
相关语录
孙文的崇拜者：
蒋渭水：20世纪初，台湾重要政治运动及抗日人士。
王白渊：20世纪初，台湾诗人、左翼运动人士。
参考文献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 《孙逸仙传记》.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黄宇和. 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 中华书局（香港）. 2015. ISBN 978-988-8301-67-8.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北京: 中华书局.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 北京: 中华书局.
黄宇和.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 中华书局（香港）. 2011. ISBN 978-988-8104-67-3.
出自礼记
孟醒：在中国“翻墙”是你唯一的选择
冯自由. 〈革命二字之由来〉. 《革命逸史》初集. 重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孙中山. 《孙中山集外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美]林白克. 《孙逸仙传记》, 二十世纪中国丛书, 徐植仁译.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76. ISBN 978-988-15119-7-3.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卷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1986.
[美]林白克. 《孙逸仙传记》, 二十世纪中国丛书, 徐植仁译.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76. ISBN 978-988-15119-7-3.
[美]林白克. 《孙逸仙传记》, 二十世纪中国丛书, 徐植仁译.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89-90. ISBN 978-988-15119-7-3.
[美]林白克. 《孙逸仙传记》, 二十世纪中国丛书, 徐植仁译.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90. ISBN 978-988-15119-7-3.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卷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1986.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卷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1986.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卷六.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1986.
《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武昌，第37页
[美]林白克. 《孙逸仙传记》, 二十世纪中国丛书, 徐植仁译.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13. ISBN 978-988-15119-7-3.
《国父全集》第二册.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777.
孙中山：《我的回忆》，刊孙中山著、叶匡政编：《孙中山非常言：论道1896-1925》，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4月，第73页
孙中山：《我的回忆》，刊孙中山著、叶匡政编：《孙中山非常言：论道1896－1925》，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4月，第73页
李宗黄：《总理的训示》，刊重庆《扫荡报》，1945年5月5日
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叶楚伦回忆孙中山谈话之笔记，刊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日
据何香凝1925年4月13日追悼孙中山时说，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1日《上海全埠党员追悼孙总理》
《国父全集》第三册
《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357页
秦考仪主编《国父全集》，近代中国出版社，1979年，台北，第二册，第256页
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刊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22日副刊《星期评论》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 北京: 中华书局.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十卷. 北京: 中华书局.
孙中山著、叶匡政编：《孙中山非常言：论道1896－1925》，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189页，ISBN 9787511502537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20-221页
人鹤（陈群）记：《孙总统对桂林学界之演说》，刊《民国日报》第三版，上海：民国日报社，1922年2月6、7日
人鹤（陈群）记：《孙总统对桂林学界之演说》，刊《民国日报》第三版，上海：民国日报社，1922年2月6、7日
〈在全国学生评议会之演说〉，据《中央党务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
《党员不可存心做官》，据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2月
《党员不可存心做官》，据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2月
《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据北京《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
〈民九修改党章之说明〉，据《中央党务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
〈训政之解释〉，据《中央党务月刊》第七期，1929年2月
《党员不可存心做官》，据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2月
〈国民要以人格救国〉，据黄昌榖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
〈国民要以人格救国〉，据黄昌榖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
〈国民要以人格救国〉，据黄昌榖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
〈大亚洲主义〉，据《过日言论》，转载自[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