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摘抄感悟好词好句
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喜欢说的人总比喜欢听的人多。”
他坚信这些法则都可被书写成为优美的数学方程，他曾经一反常规，在没有经过论证的情况下冒险提出“上帝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数学家”。
他语气自信，用词精准，好像是经过很好排练的演员，没有停顿和纠错。“出于某种原因，我被吓了一大跳！他决定把我带入他的私密世界。”侯弗说，“在私下里，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有口才。”
狄拉克恢复了常态，侯弗也振作起精神，狄拉克又向侯弗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安静；为什么会对与人正常交谈感到如此的不自在：“自从我发现自己不能用法语自如地表达自己，那我觉得还是保持沉默为好。”
后来，狄拉克对于他与哥哥之间裂痕的态度异常直率，他说：“有个比他聪明的弟弟对于他来说一定是非常有压力的。”
奥利弗·赫维赛德（Oliver Heaviside）就是这种实用主义工程数学的推崇者。赫维赛德是一位尖酸刻薄的隐士，他发明了一种高科技电池，使研究脉冲电流通过电路时的效果变得极为简单。没有人理解为什么这些方法可行，但他并不在乎：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给出了正确的结果，而且所用的速度是更严密的方法所不能企及的，况且他们还和其他领域的数学不相矛盾。工程人员们都赞赏赫维赛德的方法很实用，但数学家们都嘲笑它们缺乏严谨性。赫维赛德才没时间搭理那些迂腐的学究呢，他回敬他们说：“难道因为我不懂消化，我就该拒绝吃饭吗？”。
他在工程学课堂上学了一门课叫近似值理论。也就是讲对一个事物产生最多影响的量加以考虑而忽略不够重要的量，这对于描述一个事物的运行非常重要。
数学……确实为人类提供了审慎思维和精确表述的能力；但它实际上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具社会性的品质。八卦、奉承、诽谤、欺骗，都是源自没有经过实事求是锤炼的散漫的头脑。
——S.T.达顿，《学校及家庭的社会阶段教育》，伦敦，1990年
在辩论中，爱因斯坦每次攻击不确定原理时，都会被玻尔成功地驳回。大多数与会者都饶有兴趣地听着这两个男人之间的交锋，但是狄拉克在其中却是个旁观者：我听了他们之间的辩论，但是我没有加入其中，主要因为我对这个议题不太感兴趣……对我来说，数学物理学家的基本工作就是要得出正确的方程，而对这些方程的解释仅是次要的。
然而，爱因斯坦对哲学非常感兴趣，但狄拉克认为研究哲学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狄拉克从穆勒的书中汲取的，加上他学习工程学的基础，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科学探索方法：一个理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它是否符合我对于世界万物的看法？”而是“它是否可行？”
大约5个月以后，狄拉克找到了答案，但他想把答案销毁并就此结束这项工作，他的这个想法让福勒很不高兴，他对狄拉克说：“你要是不把工作报告写出来，你就可以关门走人了！”狄拉克屈从了，他强迫自己学习写作学术论文的技巧。他不太善于运用文字，但是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写作风格。他的风格特征是文字直白、论据自信、强大的数学推理以及朴素的英语。他的文笔由此变得很出名。狄拉克一生都对书面文字持有和他同时代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相同的态度：“好文章就像透亮的窗玻璃。”
他们的工作在狄拉克看来更像是代数练习，尽管他后来认识到他这样想是错误的；他所犯的错误源自于他研究理论物理所采用的方法，他的方法“基本上是几何的而不是代数的”——如果他不能将一个理论形象化，他就倾向于忽略它。
就像他后来说的那样：“描述量子世界的景象就像是让一个盲人感受雪花。一旦触摸到它，它就遁迹无踪了。”
他从不看事先准备好的讲义，但完全清楚自己要说些什么；一旦他确定了一种能表达理念的最清晰的方法，他就不会改变，每个讲座都是如此。如果艾伦菲斯特提问让他做进一步的解释时，狄拉克会重复自己刚才讲座时所说的话，几乎一字不差。
正如玻尔常说的那样，科学经常在面临问题和矛盾时以最快的速度蓬勃发展；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走得更远，他曾经说一个研究机构的中心思想就是“没有悖论就没有进步”。
几十年后，狄拉克仍然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可恶的家伙，总是不停地说话”。
当狄拉克读到一些哲学家写的对量子力学的无知评论时，他对哲学家们的失望就演变成了一种敌对。
他那时告诉伊莎贝尔·怀特海德说，“我的哲学理念主要靠尼尔斯·玻尔指引”，但这些笔记显示狄拉克受主流哲学家的影响远比他自己知道的要深远得多。
狄拉克开始考虑理念，他认为一个人坚信一些事物并不是基于现象，而仅仅因为它使人感到快乐、祥和以及道德慈善。这些事物构成了一个人的信念和宗教信仰。为了说明这一点，他给出的唯一例证是自杀。他指出大多数人相信自杀“不是一件好事，尽管并没有逻辑推理来论证自杀不好”。他仍然被菲力的死所困扰，在悲伤中寻找逻辑的线索。
我所信奉的信条是，人类这一种群将继续生存下去，并且会无限进化和发展。我必须做这样一个假设而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这永无休止的进步过程中做一点小小的贡献，那么他就不枉此生。
在笔记的末尾，狄拉克转变为信奉上帝。但是他说，这个概念如此模糊、定义不清晰，因此很难就此进行严谨地探讨。他在1927年索尔维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就信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也同样严厉地说：“谈论信仰的目的是激励人们使他们有勇气面对不幸和灾难。这使得人们思考灾难最终会对人类产生益处。”
记者：那么在过去的八年间您所建立的科学世界有没有影响您对日常事物的看法呢？
狄拉克：我不是个疯子。换句话说，如果那样（确实有影响）我早就疯了。我休息的时候，当然也就是说当我睡觉或是散步或旅行的时候，那我会和我的工作和实验完全隔绝。这很有必要，否则这里会爆炸的。（狄拉克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
吃斋、苦学、不近女色，与青春的王道背道而驰。——威廉·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四幕第三场
狄拉克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同时做两件事。”
（所谓“有情绪”）我是指当我下定决心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时，我需要勇敢的情绪去采取步骤，绝不退缩。我自知我的错误在于我过分依赖推理而忽略了感觉，因此当我遇到不能用明确的科学推理解决的问题时，我总是感觉很无助（……）
然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母亲那毫无成就感的人生悲剧：她的第一个孩子自杀了，她在一场虚假的婚姻中被奴役，以及她生命最后几年可怕的日子，她就像一只和狗熊生活在一起的兔子。狄拉克知道母亲也有自己的缺点：她心不在焉而且杂乱无章，很自私地将小儿子据为己有。但是他知道生活并没有慷慨地给予母亲太多，自己是她最大的感情寄托。
在美国，青年人总是乐意给长辈充分提供他们无知者无畏的益处。——奥斯卡·王尔德，《美国的入侵》，1887年
当你们问我什么是电子和质子时，我的回答应该是，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一提，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于电子和质子而言，重要的不是它们到底是什么，而是它们如何表现，也就是如何运动。
我可以通过和象棋的比较来描述这种状况。在象棋对弈中，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棋子：国王、马和卒等。如果你们问我棋子是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它是一块木头，或者一块象牙，或者也许只是写在纸上的一个符号（以及任何什么东西）。这些都不重要。每个棋子都按特定的规则移动而这些移动才是最为重要的。整个象棋的对弈就是沿着这些不同棋子的移动而展开的……
老男人都有一个普遍的弱点，他们希望看到结构被整合。这就是为什么老科学家们常常会成为哲学家的原因……——尤金·魏格纳，《尤金·魏格纳回忆录》，1992年
狄拉克立即回答说：“不！我没有什么要讲的。我的人生一直很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