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妥协就没有灰度【精选】

英国伦敦近日所遭受的恐怖袭击，将暴力冲突再次推到了人们的眼前，历史走到现在，不管是种族还是宗教冲突都未走远。极端主义者使用暴力而不愿妥协。

“没有妥协，就没有良善的公共生活。”美国政治学者阿林·弗莫雷斯科毫不犹豫地说，但他又确实看到，近年来人们在政治上的妥协意愿在降低。他从2010年起研究“妥协”在欧洲的观念史：法国偏执地扩大个人内在的私人领域，拒绝任何妥协，英国向外在公共领域接受平等的妥协，将其作为公共生活的契约原则。他本人最在意的是怎样用古典的辩证法处理内在和外在两种领域的妥协。

向内守住自己，向外平等地妥协

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出生之时便被预言将来会弑父娶母，于是被下令要处死。但执行的随从动了恻隐之心，俄狄浦斯只是被丢在森林，还得到了邻国国王的抚养。长大知道预言后，他离家出走以逃避命运，不料途中与人起了冲突，将其主仆杀害——被杀者是微服出巡的底比斯国国王。在随后的流浪路上，他偶然制服了狮身人面怪，被拥立为底比斯国国王，娶寡后为妻。某年国内瘟疫盛行，天神宣告，只有杀害前王的凶手才能祛祸。一番查证，原是俄狄浦斯自己所为。

俄狄浦斯一生都在逃离预言，到头来仍被命运捉弄，弑父娶母的预言终究被证实。千百年来，他的这一连串悲剧故事经常被人传阅、诠释：在个人和族群之上，还有一支无影无形的神秘力量“命运之神”在操纵着所有一切，向其妥协是寓意。

等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诸神退位”，人性和理性至上，挑战命运的冒险者受到了欢迎。反过来，妥协则意味着“丧失自我”或“缺乏个性”。与此同时，神秘的命运走了，历史发展规律替代了它，且在人们观念中也象征着命运。挑战命运的个人会得到肯定，但挑战“命运”的王朝或民族国家却因逆历史潮流被谴责，它们需要的是妥协。

都受这些新旧“命运”操纵，都是妥协，人们何以对“个人”和“作为公共政治的国家”的态度不同？美国政治学者阿林·弗莫雷斯科被这一谜题吸引住了，不同的是，他既未提及也未思考俄狄浦斯或其命运的故事，而是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切入欧洲观念史，通过比较英法两国截然相反的“妥协”态度来解谜。

英国人对妥协高度认同，“若要做出有用的行动，行动的生活必定是妥协的生活”，就像英国19世纪思想家托马斯·麦考利说的一样，没有妥协，就没有公共生活。他们懂得契约，愿意在平等的协商基础上彼此妥协，用妥协化解意见冲突、利益矛盾，最终实现了民主的政府治理和良善的公共政治。

但从16世纪到18世纪晚期来看，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却都在负面语境中使用“妥协”这个词，16世纪后半叶之前，蒙田和沙朗等已经担心过妥协问题，后来在时代和风格方面都与他们相去甚远的作家们同样如此，例如笛卡尔、卢梭和基佐。一个又一个作者为妥协影响“他的良心”、“他的德性”、“他自己”等而担忧。对于法国人来说，“妥协”以前是、现在依旧是一个危险的词。

弗莫雷斯科追随观念史，发现人们实际上是在两种领域实践着“妥协”，第一是个人内在领域，第二是跟公共生活接触的外层领域。前者是不受任何力量干预的私人空间，如果守不住将丧失掉独立的人格，后者是跟他人在利益上进行协商的共同空间，如果拒绝退步将达不成契约，也实现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法国偏执地夸大私人空间而拒绝所有的妥协，英国则深明妥协在外层领域的意义，将其作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两种领域的划分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存在，内在“里”是私下真实的自己，外在“表”是扮演给他人看的自己。如果两者矛盾，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但若能老练拿捏两者的关系，便是“外圆内方”、“外柔内刚”，乃至境界更高者“大隐隐于市”。怎样处理两种领域的关系，被提炼成所谓“为人处世”的智慧，却很少服务大家的公共生活——那些独立于权力和资本之外的自主领域。

弗莫雷斯科偏爱英国的“妥协”，但他不同意统一内外两种领域，而是承认两者的差异，用古典的辩证法提出，守住真实的内在心灵以抵制妥协，但面对公共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便向外扩展、向内退步，让出那些人为制造的、实则属于外层的“内在”身份，比如来自种族、民族或宗教的，彼此在平等的前提下做出妥协。

改变自我定义，就可以有妥协

新京报：尽管此前的研究文章也会提到“妥协”，但你是第一位从观念史入手研究它的学者。为何“妥协”的研究迟迟没有出现？你的研究契机是什么？

弗莫雷斯科：我2010年研究“妥协”，此前它一直未引起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的注意。妥协作为解决政治分歧的方法，因太众所周知，以至于没有人会注意。但过去几年，国内国际政治都有了巨大变化，不愿妥协或达不成妥协的问题凸显出来。从美国到南美洲，从欧洲到亚洲，政治都变得越来越激进。因此在当下，“妥协”在公共讨论和理论家那里都成了一个日益热门的话题。自从书在2013年初版，一些著作、文章和国际会议都注意到理论和实践在“妥协”面前受到的挑战。

我希望给这些讨论带来的是“妥协”的知识史，简单而言，是冲突的当事者仍不愿意妥协，只要他们感知到地位不平等，或身份受到了威胁。我之所以说“感知”，是因为这些看法本质上是主观的，而不可能找到一个客观的方法来确定，双方是平等还是不平等，或身份是真正受到了威胁还是没有。

新京报：但在很多领域，人们又不愿意妥协，比如宗教。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宗教矛盾、冲突或斗争一直都存在，彼此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拥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妥协在这些领域何以难以实现？

弗莫雷斯科：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这是个人或群体感知到的威胁。宗教是可以达成妥协的，毕竟因各种原因，宗教已失去了定义人们身份的控制权。我可以把自己定义为某个宗教的信徒，但不会觉得受到无神论者或其他宗教信徒的威胁，因为我所属的团体并不在宗教意义上定义自己。的确也有其他情况，比如有的宗教团体，在更大的世俗社会中会觉得他们的身份被宗教漠视所威胁。

然而，如果一个团体将自身定义为“基督教”、“佛教”或“穆斯林”以反对另一个宗教团体，情况就不同了。他们之间不再有妥协，谁是真理，谁是“真正的信仰”，非此即彼。种族间的冲突也是一样。

不过好在，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构或想象的，改变自我定义就可以使妥协成为可能。比如，法国人和德国人长达几个世纪都没妥协，历史的斗争和血腥的纠纷阻止了他们彼此同意妥协。但一旦他们开始将自己首先定义为欧洲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只是次要的位置，妥协就可能被实现，“现在，我们是平等的，现在，我们都是欧洲人。”

新京报：过去三十几年，中国经历了诸种观念、立场和思想等问题上的冲突，演变到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常看到因观念不同导致的谩骂、约架乃至人身攻击。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公共讨论缺乏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妥协更是难以达成。

弗莫雷斯科：在这些问题上不能达成妥协，实际上也有光明的一面：意味着你们深深地关心着且认真对待你们自己的想法；也意味着，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你们和其他人一样都在定义、重新定义自己。

一定程度上的不妥协，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将一直存在，而这并不是坏事。有人赞成个人的权利高于集体，也有人赞成集体的权利高于个人；有人执迷于民粹主义，且蔑视精英，认为他们的名声是捏造的或夸大的，同样有人向精英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只要这些分歧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便是公共生活的健康标志，而当观点争论引起了社会被撕裂，情况就变得复杂。

简而言之，是何时何事需要妥协，因为两种极端情况都有危险。如果没有妥协的意愿，就没有公共生活，但如果在任何问题上都妥协，这意味着没有什么可以妥协了。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不能为什么而死，也就不能为什么而活着。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