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法典(希腊前的哲学：词表、占卜、法典与巴比伦哲学)
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维苏威火山爆发，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又称老普林尼）只身前往火山活动地区，因火山喷出的含硫气体而中毒身亡。这位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博物学家，终生未娶，却留下千古名作《自然史》，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把全球已知存在的每一件事都做一般的说明”，以便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后来的人们在评价老普林尼时，说他更像一个博学者，而不像一个哲学家。
长久以来，西方学者将哲学的起源牢牢地钉上了希腊的烙印。随着埋藏于中东黄沙一块块黏土泥板的问世，其上的楔形文字记录着一段段比希腊历史还要悠远的故事，学者们开始重新整理头绪，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人类精神财富的起源，似乎要更换一下门厅了，即：巴比伦。这是一个多么富有历史感的名字，不同于埃及、希腊、罗马这些名称前加个“古”即指古代文明、不加即指现代地名，巴比伦惟有古代名字，它的现代地名叫伊拉克。巴比伦，承载着历史的脚步，积淀了文明的精华，这既是一个地区名，指两河流域的南部（与之相对的北部叫亚述），又指一座城市名，大致位于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也可以指一段时期或者一个文明。巴比伦时期分为古巴比伦、中巴比伦和新巴比伦。古巴比伦有汉谟拉比法典，中巴比伦有阿卡德语盛行中东，新巴比伦有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巴比伦文明结束于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在此之后，巴比伦被波斯、希腊、罗马、帕提亚、萨珊所统治，最后归于阿拉伯文明。
比利时裔美国人马克·范·德·米罗普的《希腊前的哲学：古代巴比伦对真理的追求》一书鲜明指出，哲学不是希腊人的发明专利。在希腊之前，哲学诞生于巴比伦。在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的《东方学》问世之前，巴比伦就被认为是东方，更确切地说是近东。不管近东、远东还是中东，都属于东方——“日出之地”，与西方——“日落之地”相对。哲学不是西方希腊人的发明，而是东方巴比伦人的孕育，说这句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西方人。他们绝非妄自菲薄，亦非自惭形秽，而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赞誉巴比伦哲学。
巴比伦没有出产如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般的哲学伟人，也没有产出成套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而是通过词表、占卜、法典这三个看似毫无相干、实则紧密相连的书写实践，示范了巴比伦人如何去认识，以及认识什么，揭示了什么才是巴比伦人所思考的内容，即巴比伦的认识论。
词表：先于“现实”的书写
作为古希腊文明的传承，现代西方学界将书面词汇看作次于现实的，或者现实的次要方面。在柏拉图的对话体著作《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公开谴责书写是“外部标记”，不能通往知识，只能使读者回想已知的事情。就希腊人而言，书写不是创造的实践，只是模拟的过程。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劳伦斯、列维-施特劳斯，都把书写贬低为对言语的低级复制。二十世纪后期，雅克·德里达打破了书写与言语之间的对立，主张书写要比言语更为重要。
与西方希腊人不同，东方巴比伦人将书写看得尤为重要。之所以抬高书写，这与巴比伦人作为世界最早文字发明者的身份密不可分，这种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因形状如楔子，故名。除巴比伦使用楔形文字外，周边地区如伊朗、叙利亚、小亚细亚的人们也借用楔形文字来记录各自语言，使楔形文字成为上古西亚最主要的文字系统。
巴比伦人不仅发明了楔形文字，也很会“玩弄”楔形文字，他们的第一个玩法是创制词表。词表产生的时间几乎与楔形文字发明的时间一致，大约是公元前三二零零年；亦或者说，在巴比伦人发明楔形文字之时，最早的书写类型就包括词表。巴比伦词表类似于今天的词典，却又不同于词典。现代词典只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这种结构乏味且缺少想象力。罗兰·巴特把词典比作诗体的，既是“名词可以没有冠词存在的地方，又简化为一种零度，包孕所有过去与未来的规范”。巴比伦词表，则是一种艺术形式。掌握词表的人，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在当时社会占据少数，他们同大多数不识字的普通大众天然地划清了界线。而且，这门技巧或者说职业还可以世袭。
楔形文字词表泥板
巴比伦的词表编纂是一种科学的实践活动，意在促进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巴比伦人并没有把文字和言语捆缚在一起，而是给予文字自主性和灵活性。他们着手创造词表，注重这些书面词汇之间的相似性。这一创造过程，使无限扩充词表成为可能：新词被发明，新的意思被添加，新的读音被提及，词表为其他文本著者和读者提供了延伸其工作范围的工具。他们不仅记录词汇，而且还意在阐明单词与其所指称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巴比伦的词表创作在古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构成了巴比伦思想的基础，也是巴比伦哲学的基本原则。词表创作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持续了数千年。在巴比伦及其周边，词表对任何遇到过楔形文字的人都产生了思维上的影响。词表用于教育，学生反复不断地抄写词表——重复成为教育的基础，在每个学习者思想中根植书写重要性的概念。词表还是图书馆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巴比伦人保存苏美尔和阿卡德智慧的见证，是亚述和巴比伦不可或缺的知识宝库。
词表不是现实的产物，而是对书写词汇的研究。然而，词条却源于日常生活的现实。要么专注于词（les mots），要么专注于物（les choses），这与福柯的《词与物》异曲同工，反映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巴比伦的词表实践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严谨且有理性思维的，并且是先于现实的书写。
巴比伦人有两类处理裁决的文本，一类是神的裁决，另一类是人的裁决，采用相同的书写方式：“如果X发生，那么Y将接着发生。”前者称为占卜，后者叫作法典。
占卜：诸神密码的“解读者”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演说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论占卜》（De Divinatione）第一卷开头写道：
有一个古老的信仰从神话时代流传下来，并由罗马人和所有民族所普遍认同而被确立下来，这一信仰是，在人们之中存在着某种占卜；希腊人称之为 mantiké，即预见的能力和对未来事件的认知。这是一件极好的且有帮助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人类可能十分接近于诸神的力量。而且，正如我们罗马人已经做的许多其他事情要优于希腊人，我们在给这个最特别的礼物起名字方面也要优于希腊人，我们起的名字源于单词divi“诸神”，然而根据柏拉图的解释，希腊人起的名字则源于单词furor，意为“狂乱”。
古典希腊和罗马时期，人们把吹牛者戏称为迦勒底人（巴比伦人的另一称呼）。他们不认可巴比伦的占卜术，却尊崇巴比伦的数理天文学，故而想把巴比伦人创造的这两门学问隔开，他们殊不知，二者属于共同的思想体系。
在以神为中心的巴比伦世界观，神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人只知道现在和部分的过去。不过，神有意告知人将来会发生什么，并且愿意改变未来。占卜师的任务就是解释神留在各地的痕迹，亦称预兆。
最早的占卜文献产生于公元前二千年以后，准确些说是公元前十九世纪后期。这一时期出现占卜的原因，同公元前十九世纪至前十八世纪动荡不安的政治和军事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王不再自称为神，自然也就失去了神的能力，只能求教于神的代言人——占卜师，通过预测吉凶来决定军事行动。占卜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占卜师作为自由职业者，通过预测未来向问询者收取费用，以此谋生。国王的占卜最多，且不用付钱。除了占卜师，还有书吏、脏卜师、驱魔师、医生、哀歌手也可以解释神谕。巴比伦人认为，神的愠怒是所有疾病的原因。驱魔师确信神可以去除疾病，并通过仪式治愈疾病，而他的同僚医生则更愿意通过提取植物和矿物来医治疾病。
占卜是神与占卜师之间的交流。占卜师和神见面的地方被称为“真理之地”，即阿卡德语qaqqar kitti，占卜师要定期真诚地祈求神。通过与神分享真理，占卜师变得和神一样知识渊博，远超普通人的能力。正如荷马描述占卜师卡尔卡斯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知道当前、将来和过去的一切事情”。 （《伊利亚特》第1卷第70行）
神的信息需要解释，诠释学提供了解释的工具。在现代，诠释学已经从对文本的理解发展到对现实的理解，巴比伦的占卜师不是先目睹现实中的迹象，然后再试图发现文本中的对应物，而是先知道文本的内容，然后再试图发现它们在现实中的元素。让·博泰罗注意到：“根据纯粹观察的知识，后验的占卜以偶然不可预知的个别事例作为开端，演变成为一门先验的知识。”他称此为科学精神的诞生。
公元前二千纪末，巴比伦学者埃萨吉尔金阿普里将预兆文献汇编为标准版本《萨基库》，并且将其用于教学，这些文本出土于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埃萨吉尔金阿普里是大洪水之后的九位贤哲之一，他的世系可以追溯到大洪水之前的时代。公元前一千纪，天文占卜发展成为能够精准预测的数理天文学。有两个创新之处，一个是黄道带的发明，另一个是星象学的创立。作为一门复合学科，数理天文学根植于巴比伦的天文占卜和数学。巴比伦人因此在古代世界享有声誉，他们是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他们对这门学科的贡献对于后世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萨基库》（片段）
深奥难测的楔形文字书写，及其一符多义的高超知识，能够掌握者寥寥无几，且多为父传子继，而对于后来的希腊人而言更是“天书”。难怪狄奥多罗斯在其《历史集成》中对巴比伦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他们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所接受的训练，和亦有这种实践的希腊人接受的训练不同，因为迦勒底人在家族内继承哲学。儿子从父亲那里接受哲学，以这种方式免除国内其他所有的服役。因此，他们将父母视为老师，他们不仅心甘情愿地被教授一切，同时还以更坚定的信念来听从老师们的训诫。此外，由于他们自儿童时就以这种教育方式被抚养，所以他们在其中获得了很好的技能，既是因为在年轻时得以从容地学习，又是因为大量的时间被投入到这种学习中。
这一跨越七个世纪之久的学术计划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老普林尼曾言道：“一流权威艾庇肯说，巴比伦人将天文观测记在烧制的砖上长达七百三十年之久。”在波斯、希腊、罗马、帕提亚时期，巴比伦的学术活动依然继续。乌鲁克各个家族在波斯和希腊统治时期十分活跃，甚至可能在外国君主的支持下，作为传统学问的守护者而得到繁荣。
法典：社会公正的“公文簿”
在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会议厅走廊的入口上方，坐落着二十三尊大理石浮雕半身像，这些人物都是“因其确立了奠定美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著名的历史人物”。其中十一尊雕像面向右，十一尊面向左，居中的一尊雕像是《圣经》中立法者摩西的正面像。摩西的右边是汉谟拉比，其雕像解释如下：“（约公元前一七九二至前一七五零年在位）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法典》的作者，该法典在法律史上被公认为现存最早的法典之一。”古代巴比伦具有悠久的法律传统，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法典是《乌尔那马法典》，制定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乌尔第三王朝。国王乌尔那马宣称，他在自己的国度建立了公正。在法典结尾处有一个后记，更像是一个警告，以神的惩罚来威胁那些破坏法律的人。这样的格式被后来的巴比伦人所沿袭。
汉谟拉比法典石碑
苏美尔语书写的《乌尔那马法典》之后三个世纪，另一部伟大的法典诞生了，它是用阿卡德语书写的，颁布者为古巴比伦王国的第六位国王、也是完成巴比伦统一的伟人——汉谟拉比，故名《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标志着数个世纪以来巴比伦法典发展的顶峰。
汉谟拉比国王戎马一生，历经四十余年统治，通过对内休养生息、发展民生，对外“远交近攻”、武力征服，陆续征服埃兰、拉尔萨、亚述、埃什努那、马里等强国，统一两河流域，将巴比伦从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邦，发展成为一个“从上海（地中海）到下海（波斯湾）的大帝国”。为了标榜自己的丰功伟绩，也为了让自己的基业流芳百世，让自己建立的帝国永世万年，汉谟拉比借助巴比伦公正之神、太阳神沙马什的神威，极力宣扬自己是社会公正之王（阿卡德语：šar mīšarim），体现其作为公正之神沙马什在人间的代言人，为任何“蒙冤的人”昭雪，他在法典后记中说：
被冤枉的人如果有话要说，就让他来到我的雕像“公正之王”的面前，让我的碑铭上的文字对他读出。让他倾听我说过的话。让我的石碑为他阐明有关律条。让他看到对他的裁决，让他安下心来说：“汉谟拉比……为人们永久地带来幸福，使国家有公正可依。”（《汉谟拉比法典》第48栏第3-38条）
汉谟拉比命人将法典刻在若干块纪念石碑上，立于巴比伦的各个神庙中，以供人们参详、纪念。公元前一五九五年，古巴比伦王国被赫梯人所灭，加喜特人乘机进入巴比伦，建立加喜特巴比伦王朝，亦称中巴比伦时期。公元前一一五五年，埃兰国王舒特卢克那浑特洗劫巴比伦，将大量纪念碑作为战利品带回首都苏萨，其中包括一块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公元前六四七年，亚述国王阿淑尔巴尼帕洗劫苏萨，却未能将汉谟拉比法典石碑迎回。公元前五三九年，波斯人灭亡新巴比伦，书吏在苏萨有幸见到了这块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可以想象当时亡国奴见到故国之物的复杂心情。
时间来到公元一九零二年，一支由法国和伊朗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伊朗境内的苏萨发掘古波斯遗址时，意外发掘出了这块汉谟拉比法典石碑，通过后来的解读，还原了这块历经千余年的“石碑流浪史”。这块石碑没有回到它的故乡伊拉克，而是被法国人带到了卢浮宫，成为该馆十分重要的收藏品，供世人瞻仰。
这部法典不仅是国王公正的确认，还是国王智慧的杰作。它是一种认识论工具，通过智慧洞探真理。公正与智慧密切相关，这与后来柏拉图《理想国》中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汉谟拉比提到，沿着真理之路并且以正确的行为准则来管理国家；而柏拉图也鼓吹，有智慧的哲人王以公正的方式进行统治。
公元前七世纪，亚述国王阿淑尔巴尼帕的一位诗人在赞美太阳神沙马什的诗歌开头曰：
伟大神灵之光，宇宙的光辉照明者，高贵的法官，天上与人间的牧羊人，仿佛它们是您用您的光芒探索世界的楔形文字符号！您不知疲倦地占卜，日复一日地为天地万物做出裁决。
这几行文字神奇地将巴比伦的三种学问并列在一起：沙马什是法官（法律）、解读者（词表）和占卜师（占卜）。在巴比伦，这三种学术是诠释学的运用，这种探究具有本体论的特征。
在巴比伦人心目中，文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理解文本的规则是理解现实的基础。政治权力的变迁并没有中断巴比伦哲学，后来的波斯人、希腊人和帕提亚人都保护了巴比伦哲学研究。在希腊，知识分子必须要靠自己谋生，寻找付费学生来维持生计。然而，在希腊化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宫廷开始资助学术活动。诚如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羡慕言辞，“由于神庙的支持，迦勒底人（巴比伦人）可以用毕生精力来探讨哲学。”
公元前三世纪初，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巴比伦祭司贝罗索斯，写下了一部关于巴比伦历史的名作《巴比伦尼亚志》，他把此书献给了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一世，该书采用了希腊的历史民族志编写方式，却根植于巴比伦早期的历史与神话作品，意在阐述巴比伦古老文化的伟大。他的这一举动更像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希腊人虽然不反对巴比伦文化，却也对此不屑一顾，表现不冷不热，他们根本不懂楔形文字。
贝罗索斯辞世约三百年后，老普林尼将巴比伦描述为一座被遗弃的城市，只剩下了朱庇特·柏罗斯（Jupiter Belus）——即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天文学领域的第一个发明者”的神庙。今天已知最后一块有明确年代的楔形文字泥板是关于预测天文现象的历书，写于公元七十九年。在这一年，老普林尼死于那不勒斯湾。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古代两河流域政治婚姻史研究”（19JHQ05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