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历史观点(《国史大纲》：钱穆先生满怀温情与敬意的历史观)

钱穆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和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先生一生著述颇丰，其中代表作《国史大纲》旨在激发民族对本国历史文化的爱惜保护之热情与诚意，弘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

下面我们就从《国史大纲》出发，来看看钱穆先生的历史观，以及其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与影响，并进一步思考我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应当秉持的态度以及弘扬传承的途径。

钱穆先生的四大信念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开篇，便明确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信念和对待历史的态度，概括起来便是：

第一，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在水平线上的国民，都应该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

第二，在认知的基础上必须对本国历史含有温情与敬意；

第三，应当摒弃偏激与虚无主义，以平等之心看待历史；

第四，具备了上述条件才能增添国家和文化发展的希望。

这四点信念不仅是钱穆先生自己的历史观，还是他对于我国现状的警示，更蕴含着他对我们中国国民的一种赤诚号召——殷切希望我们在传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漫漫道路上可以真正具备这份历史精神，并将它付诸于实践。

我们要怎样来具体理解这四个信念呢？

首先，历史的认知是前提条件。《国史大纲》全书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就其创作背景来看，它写于1939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年，日本帝国全面侵华，彼时中华民族山河破碎，危在旦夕。

面对这种空前的危局，英勇的士兵们在烽烟前线誓死捍卫祖国，而坚韧的知识分子亦以笔代刀，在颠沛流离中把自己对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的热爱与自信用满腔热血贯注到自己的文字里，每一笔都在勾勒中华民族昂然挺起的脊梁。一国之文化沦亡，则此国真亡矣。一国之历史沦亡，则此国真亡矣。

《国史大纲》就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下被创作出来的为故国招魂续命的大作，它承载着钱穆先生对我国历史与文化的信心，以及对历史虚无主义者与卖国贼的痛恨。正如引论所说：“国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揪然而悲，奋然而起。”

所以钱穆先生首先就强调了我国的国民应当了解并牢记历史，就是要以史为鉴，通过中国从古至今发生的各种事件和各类人物来吸取经验教训，发扬以前取得的成就，不断取得新的进步，也要审视本民族和外族犯过的错误，如此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增强民族凝聚力，这也是前进道路上的基本要求。

温情与敬意彰显情怀

在钱穆先生提出的四大信念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学要充满“温情与敬意”，这不仅是《国史大纲》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指导思想，所以瑞典的马悦然教授评价钱穆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阐释他的温情与敬意。

第一，要尽可能地在材料上还原历史。也就是要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尽量使用最早、最靠近事件发生时的史料，辨识材料的真伪，孤证不立，同时结合多种历史材料，以此尽可能地确保材料的准确性。

第二，要回到历史当中去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例如他在《国史大纲》中写宋元明时期的主要学术精神时，首先详细介绍了贵族门第渐次消减之后的社会情形，阐释了重要的几点：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政治解放更普遍和社会阶级更消融。然后紧接着就第一点而言，又更进一步罗列了四点原因；就第二点罗列了两个要点，从而得出结论——宋以后的社会特别需要另一种新的力量，能上面来监督政府，下面来援助民众。学术的变化也正是由这些社会变化而导致的，这就使得对宋元明时期学术精神的分析有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让读者能够带着一颗充分理解的心去看待这些历史社会事件。

第三，要从人本身出发去理解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在成为历史人物之前，他首先是人，所以在看待历史人物时要多怀有一些包容与理解，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某个历史人物，这样才能保证其客观性与真实性，而不是可能片面的个人主观看法与见解。

第四，要从现代中找问题，在历史中找答案。钱穆先生的很多观点令人振聋发聩，就像他认为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最后指出“变”之所在。历史生命和文化生命，必然有两种特征，一是变化，一是持续。这个观点是对史学界一些不变史观——例如认为中国自秦以来“皆专制黑暗史”、“皆封建时期史”等的一种反击，因此顾颉刚曾说钱穆先生的历史观“创见最多”。我们中国的文化生命是在持续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持续，“求其变”和“求其久”不仅是史学的精神，也是一种鉴古知今和古为今用的情怀。

对于历史的真相不能片面地、主观地一概而论，而是要多维度地、客观地、理解与包容地去看待，这正是钱穆先生所提倡的温情与敬意的内涵所在。

摒弃偏激与虚无主义

钱穆先生出生在风雨飘摇的时代，甲午战败后八国联军入侵清朝，当时举国哀叹，知识分子也开始反思我国不如西方的原因，但是很多却走向了偏激与虚无主义的道路。

例如有学者认为国人比较呆板，在科技和经济上的创新都不如西方，原因是西方国家使用字母文字，而我国使用象形文字，所以倡导改革自己的文字，废除汉字，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字母文字，着实是无稽之谈。

那些偏激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把当下的缺点与不足全部归咎于古人，就是对自己的历史丧失信心的表现，也因此丧失了分析考察事情根本原因的能力。所以钱穆先生的这一信念要求我们以一种平等和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钱穆先生的学生余时英曾经评价他说：钱穆先生的一生是“为国招魂”的一生，他毕生的理想和志向是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论语》中的名句，钱穆先生也曾以此为讲题，通过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例子来分析知识分子“弘道”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士”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中心，应当“铁肩担道义”，扛起国家民族弘扬历史文化的重大责任。钱穆先生本人就竭尽全力践行了一名“士”的责任，起到了一个先锋作用。

在西学东渐势不可挡的形势下，钱穆先生发现学校偏重自然科学，国人也更加重视具有外在价值的科学学习，而渐渐淡化了对本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并且始终认为国人对本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和隐忧。于是避居香港后，钱穆先生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情况下，凭借对中国文化理念的坚持，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新亚书院，在租来的四间教室中，鼓励师生“在忧苦中成长，在忧苦中前进”，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这种用尽毕生心血把做学问、做事和做人联系起来的模范精神不愧用“一生为国招魂”来诠释。

值得高兴与骄傲的是，钱穆先生的传承与发扬历史文化的期望在当代社会也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与响应，现在国学热的不断涌现与蓬勃发展就是其体现，其中各类媒体与社会平台都为此注入了力量。

许多雅俗共赏的讲座被开展，如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中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梦，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等等；《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一系列的节目也接踵而至，《我在故宫修文物》带领大家走近故宫，让故宫从“板起脸”变成“弯下腰”，让大家对故宫从距离感与陌生感变为亲切感，历史文化是可以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来的，它不是遥不可及、令人望而生畏的。

另外，央视先后推出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与《中国诗词大会》，用古典文学深深打动大众。这些普及推广历史文化的媒体重新唤起了社会大众去了解与认知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兴趣与热情，为其传承与发扬指引了一条开阔的道路。

钱穆先生的历史观不仅彰显着中国“士”的情怀，也体现出他自己以及中国人的理想人格，这种严肃看待历史的精神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弘扬中国历史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提醒当今的我们，在国家发展中，坚持文化自信是根本，它根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基于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