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名家魏书生的80集名言
顾炎武，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人称亭林先生。他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涉猎。继承了晚明思想学术界对宋明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批判，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他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主要作品有《日知录》、《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以下通过四件事情介绍下他的人生历程。
亭林北“游”
明末，国事溃败，民不聊生。顾炎武有感于国家多难，应举试却名落孙山，便选择了一条学者之路，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
谁知，外患日甚，内患又起，家里突遭变故。于是不得不将祖产800亩粮田典押给了昆山豪族叶方恒。他的族叔为侵吞顾炎武的家产，竟与叶方恒勾结；顾氏家奴陆恩，也投靠了叶方恒。他们私自将顾炎武囚禁，并威胁他自裁；后又派刺客跟踪，在南京太平门外刺伤顾炎武，并指使歹徒洗劫他在南京的住所。
清顺治十四年（1657），已经45岁的顾炎武孤身离开故乡，开始北游，漂泊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这位马背上的学者70岁。大病初愈，身体虚弱，执意外出访友，在山西曲沃不慎失足，摔倒在马下。初九丑刻溘然长逝，遗体由嗣子衍生运回故乡，埋葬于千灯镇顾氏祖茔。
历来的史学家纷纷探究顾炎武北游的心路历程，为此争论不休。其实，他长达25年的文化苦旅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为了避祸，也为了结交各地豪杰，考察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计，更多的则是积累知识，探求学问，写下一系列流传后世的伟大著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肇域志》，等等。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是中国文化人普遍的理想，自小就接受庭训，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顾炎武做到了。他是在一种半自觉半被迫的状态下做到的。北游途中，他以一马一骡承载书册，边走边读，从未倦怠。有时有朋友接待，有时借宿旅店，往往在某地住几个月，就又走了。颠沛流离的艰辛不难想象。行走在平原荒野间时，未免寂寥，他骑在马上大声朗读前人的诗词，为自己壮行。在博览群书、实地调查、“采铜于山”的同时，著述不辍，最终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学者。
顾炎武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一再说明，他所著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不是为今人所用，而是为将来的王者治国平天下所用。他试图通过对经学、历史、典章制度的研究，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治国安邦的制度与措施。他坚信，“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尽管处境困顿，胸中的希望之火，始终没有熄灭。
七十老翁何所求
66岁时，顾炎武遇到了一次当官的机会。
这一年，康熙作出了一个独特的决策，准备一举网罗尽“已仕未仕”的博学鸿儒。顾炎武毫无疑问地出现在清廷的视野之内。确实，对于读书人，这是一个人生转折中难得的机遇。人生能有几个这样的机遇呢？至少是辛辛苦苦钻研、积累几十年的学问得到了承认吧。
然而，顾炎武闻讯后，立即写信给举荐他的昆山同乡叶方霭，表示不同意。他在信里说：“母亲为了保全名节绝食而死，临死前嘱咐我不能臣事异代；就算天下人都做了清国的臣属，我也不会踏上仕途的。”
至今在民间还流传的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康熙皇帝的老师、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特意派了两个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来人进门，呈上书信，对顾炎武说：“亭林先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啊！”
顾炎武看了信，冷冷地说：“感谢熊大人的盛情。可我还是不能答应熊大人。”
“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若不去，可要考虑后果呀！”
顾炎武脸色大变，怒气冲冲地说：“二位如果非逼我去不可，请你们要么用刀杀了我，要么用绳子绑我去，你们看着办吧！”
两个人只得向他连连道歉，然后垂头丧气地回到北京。
事实上，那是康熙十年，顾炎武在北京，寄居在外甥徐乾学的家里。当时朝廷议修《明史》，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特意设宴款待，徐乾学陪顾炎武一起去了。杯觥交错，酒酣耳热之间，熊赐履很热情地邀请顾炎武参与修史。谁知，顾炎武一点面子也不给，当场断然拒绝：
“如果真有这种说法，那么我不是像介之推那样逃亡，就是像屈原那样殉身！” 熊赐履和徐乾学不由面面相觑，惊愕不已。
总之，顾炎武是无论如何都不想为清廷当官，乃至作出了“以死自誓”的决定。“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刚烈之辞，掷地有声。
对于顾炎武来说，不为清廷做官，是他的人生底线。哪怕是死去，也不会超越这条底线。既然决心一死，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
由于他的坚辞，他活得并不轻松。他的《亭林文集》和《亭林诗集》，因为有“偏谬词句”而被列入《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甚至连他的代表作《日知录》也在部分抽毁之列。一些条目被全部抽毁，有的条目则被删得只剩下一句话。
与此同时，时常有官吏派人上门来找他，说是“聘请”，其实是监视，甚至是管制。
明清交替之际，文人士大夫们处于非常艰难的选择中。政权变化了，明王朝变成了清王朝。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在政治变革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革，那就是文化的变革。顾炎武把政权变化称作“易姓改号”，把文化变革称作“仁义充塞”。假如“仁义”被堵住了，被压抑了，就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了。
那时候，有很多人流血牺牲，英勇殉国，有更多的人活了下来。活着的人们，选择了不同的活法。有的为了表示要和清王朝不共戴天，居然挖了一个地窖，躲在地下，家里人通过穴口送饮食给他，称作“土室遗民”。也有人把自己的头发剃掉，进寺庙当和尚去。还有人则逃到山里做了隐士。
顾炎武跟这些人不同。他不仅活着，还要活得光明磊落。不死，或者叫无死，也许比死了更重要。活着，是生存，还有延续。不仅是生命的延续，还有精神价值的延续。死了，一切都解脱了，活着却要经磨历劫，承受无穷的痛苦。但，为了坚守自己的理想，活着就要肩负着道德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活出精神来。
文化的跋涉
在漫长的游历中，顾炎武坚忍前行，从来没有想过退缩半步。如果说最初是为了报仇雪恨，抗清复明，后来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过程中，在穷尽天地之灵气、探寻古今之流变的索求中，渐渐演变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意义。
一个孤单的旅人，乘坐一匹瘦马，或者肩荷行囊，艰辛地行进在北方的崇山峻岭之间。无论风霜雨雪，酷暑严寒，无论日出日落，荒途野岭，他的脚步始终不曾停止。他的所有文字中，没有血迹，不见泪痕，连苦涩的叹息都未留半点。后人开卷，只依稀看见一个前行的背影，在时光的长河里作文化的跋涉，永远没有归宿，没有止境。即使生命的消亡可以使脚步停止，精魂却永远会这样行走下去……
中华的文化资源无比丰沛。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五千年文脉涵养出泱泱中华。天开万象、鬼斧神工、厚德载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争奇斗艳、万紫千红。顾炎武将人生的跋涉与文化的跋涉融汇在了一起。生命的历程，正是一种文化的历程。生命给文化以动力，文化又给生命以启迪。
顾炎武认为，个体生命的终极归属，应该是崇高的文化价值，而不是效忠于某一个王朝或某一个权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不做官，甚至不读书——当然指的是为科举之试所读的书。中国历来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一旦读书，就不能不想到做官，一做了官，就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他宁愿做“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他认为，忠、孝、节、义不是死板的道德信念，任何时候，即使是身心分裂的情况下，也要强调一种心的坚守，文化的坚守。
他奉劝清朝统治者，要为遗民提供比较好的生存处境。让一批遗民存在于政权之外，这是国家政治清明的一种象征。另一方面，他也劝导明朝的遗民以及遗民的后代，必须坚守自己遗民的立场。改朝换代之际，很多的文人士大夫变节了。原来在明朝当过官的，投降了清政府，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角色。但顾炎武选择了坚守。哪怕清政权的统治已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仍可以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守住这条底线。
在漫长的文化苦旅中，顾炎武忧愤而犀利的目光越过了天崩地裂、动荡纷争的当今，在苍茫的历史时空中苦苦追寻，追寻“不可绝于天地间”的一线历史之脉、文化之脉。这种卓尔不群的追寻，让顾炎武的晚年孤峭、悲凉、沉重，却也让他的生命意义显现出凝重、高洁、永恒的光彩，足可以“垂示后来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在他的代表作《日知录》中，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他认为，亡国和亡天下，属于两个并不相同的范畴。易姓改号，改朝换代，即亡国，这类事只需由君臣和肉食者们去关心；败义伤教，无君无父，即封建伦理道德的沦丧，才是亡天下，这类事远远高于亡国，比亡国更加危险，所以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在野的士大夫们共同参与，一起来保天下。所谓的“亡天下”，不仅仅指明亡于清，所谓的“保天下”，也不是仅仅指试图反清复明，主要是指对封建伦理道德沦丧的挽救。
朝廷的更替，只是国家之变，或者只是皇帝的替换，而不是文化体系的改变。早在春秋之际，就出现了“尊王攘夷”的思想，直到明代末年，与顾炎武齐名的思想家王夫之仍强调“夷夏之防”。然而，中国本土民族主义的着眼点不在于种族，却在于文化。异族的入侵毫不奇怪，只要他们能够接受中华文化，行儒家之制，便可以坐主中国，并且一样享有“正统”的地位。夷狄和华夏，有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区别，但本来便同域共祖。
这正是中国人强烈的“文化认同”。
中国人愿意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文化，而不是给予国家。
作为一个思想家和爱国主义学者，顾炎武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生命历程中，逐步摒弃了大汉族主义和民族狭隘主义。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在利害问题上看法各不相同，有时会有矛盾和斗争，但根本的利益则是一致的。
清末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将《日知录》中的这段论述，归纳成了极其精炼的8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句名言，反映了顾炎武“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胸怀，体现了他试图改革弊政，打击封建地主阶级中的腐朽力量的强烈愿望，犹如沉沉云帷中的一道闪电、一声惊雷，不知鼓舞了多少有识之士、热血青年，为挽救民族的危亡，拍案而起，冲锋陷阵！
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经世致用”思想的最好体现。“爱国主义”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到“天下”——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时光流逝了300多年。
今天，我们仅仅凭借顾炎武留下的诗文著述，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或后人的记载，来忖度这位思想家的内心世界，是无法详尽的。史学家们以“高风亮节”、“一代大儒”等词汇来概括，也仍然失之肤浅。作为一个有灵魂有血肉的人，顾炎武的内心世界也时时充满忧愤、焦虑和哀伤，在探索真理、寻求学问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可惜，我们很轻易地把这个过程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