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牌名与词之间的关系，比如字数，断句等等有什么特定的算法么
1.词牌名不是词牌本身，正如你的名字不是你本身。因之，“随意提出一个词牌名”，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词牌已经确实地出现了；正如本基佬早就为儿子们取（mai）好了名（zha）字（dan）：覃佐佑、覃佐助、覃佐弼……，却一个都不打算生。当然，你看见这些名字，连他们是男是女都不一定知道，何况身高体重；我也无法仅凭词牌名本身——而不依赖我对使用该词牌名的词作的阅读经验——就看出它的句读。
2.词牌名的命名，偶尔与其词体有关，如“~令”“~引”“~近”“~慢”，如【百字令】【三字令】【一七令】。但尚未发现，有人在取词牌名时，采用了与字数、断句、平仄等关系非常紧密、近乎一一对应的加密算法。
3.同一词牌可以有多个形式，这里多一韵、那里摊个破，若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仍然会被认为是同一词牌。所以，即便对该词牌名的词作有充分的阅读经验，我面对下一首，也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其字数和断句。
第一首词所界定的格律，并不总是精确到每一个字的平仄。当某句显然只要用同一律句即可时，某些位置——如“玉阶空伫立”的首字——的可平可仄是天然的，无需“之后填写”带来的“出入”来支撑。
4.首创者——尤其是周邦彦以前的——对词牌的控制力并不太强。
①非特词牌名可能要以他人所取最为流行，连格式都有极大的可能被改动、甚至以稍有差异的形式为主流。如冯延巳首创【鹊踏枝】，后人都照着填，但名儿却以【蝶恋花】最为常见。【风入松】第二句本是四言，现在以五言为主流。
最夸张的是，首创者的第二首就可能与首创作品相参差，如苏轼【念奴娇】的“大江东去”、“凭空眺远”，都被系于元丰五年，相隔不过半年，却是两体，更以稍后的“凭空眺远”的体式为后辈所宗。后人为了向东坡致敬，有把词牌题作【大江东去】、【酹江月】的，其中的大多数，用的却是“凭空眺远”而非“大江东去”体。
②词牌并不总是以首创者的作品为正体。例如【西江月】，“始于南唐欧阳炯”，却“必以柳词为正体”。
《钦定词谱》在【临江仙】条下“以创始之词、正体者列前”，显然不将创始之词与正体等同；到【虞美人】则“以李词、毛词为正体”，视“顾词二体”为“变格也”，而顾夐早在李煜出生前二十年就已经出仕了，后主写“依旧竹声新月”、“故国不堪回首”更在《花间集》变成之后三十年，此可为后来者为正体之一例；又说【更漏子】“以温、韦二词为正体，唐人多宗温词，宋人多宗韦词”，大抵凭后人以笔投下的选票，和体间的传承关系，为判断正体的依据，这显较“以首创者的格律为正体”更利于填者辨析和选择词体。
③词牌的形成，似乎也未必就取决于“首创者”，倒可能取决于其后的作家作品对“首个作品”的接受。一个例子是【阳关曲】，王维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首创了一个词牌，这个词牌的产生或应归结于苏轼对《渭城曲》的模仿。
总之，词牌格律，应是由广泛的参与者、作家群体所共同塑造的；即便它们是由少数几位强有力的作家来主导的，这些强有力的作家，也更可能是受到广泛认可的作品的作者，而非首位创作者。
